人間每逢歲末，家家戶戶便會懸起財神畫像——案上供著的文財神，或素衣持笏，或青衫握籌；門側立著的武財神，或紅臉提刀，或黑麵騎虎。這四位被億萬人供奉的財神，並非憑空選出，而是源於典籍記載的品格、民間傳說的印證，恰好契合了世人對“財運”的兩種期盼：文財神以品德智慧“治財”，護財運公正、商道清明；武財神以武力忠義“衛財”，驅邪祟之擾、保財路安穩。文財神是指比乾、範蠡，武財神則為關羽、趙公明，這四位之所以被稱為文武財神，有一番精彩的故事流傳。
比乾，最早見於《史記·殷本紀》中“比乾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乾，觀其心”的記載。這位殷商少師，以死諫的忠直，在正史中刻下“忠臣”的烙印；而《封神演義》則在此基礎上，為他添了關鍵一筆——比乾被挖心後，因薑子牙的靈丹護住魂魄，竟未立刻身死，隻是失了“心”這一藏私念、生偏愛的臟器。
正是“無心”這一特質，成了比乾被尊為文財神的最大緣由。民間對“財運”的第一重渴望，便是“公正”——怕奸商囤貨居奇，怕貪官克扣民財，怕自己勞而無獲。而比乾失心後，沒了私心雜念，既不會偏袒權貴，也不會縱容奸猾，恰如《封神演義》中描述的“心去之後，成了無心之人，凡事隻憑公斷，不徇私情”。
這種“公正”，在民間傳說裡逐漸與“財運”綁定。北宋汴京的《歲時廣記》曾載，當時商街有個不成文的規矩：新開店鋪必掛比乾畫像，畫中比乾“素衣正冠，手持‘公正’玉牌”，寓意“請財神斷邪利，保我童叟無欺”。有傳說稱，汴京城曾有糧商暗中摻沙，夜裡便夢到比乾前來，玉牌一亮，糧袋裡的沙子儘數漏出，糧商醒來後連忙將摻沙的糧食收回，換了新糧，生意才逐漸好轉。
更關鍵的是，比乾全憑品德與公心。他以“無心則公”的特質，為世人劃定“何為正道財運”——不賺黑心錢、不奪他人利、不貪無義財。久而久之，民間便將比乾推為文財神之首，盼他以無私之心，護佑自己的財運“來路正、去路明”。
若說比乾的文財神身份，源於“公正之德”，那範蠡的入選，則全靠“經營之智”——他是正史中少有的“既能安邦，又能富家”的奇才，其經商之道，至今仍是民間推崇的“財富寶典”。
《史記·貨殖列傳》中，詳細記載了範蠡的生平：他先為越國大夫，助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滅吳雪恥；功成之後，卻看透“鳥儘弓藏”的道理，攜西施泛舟五湖，歸隱民間。此後他三次經商，皆成巨富，又三次將財產散給貧鄰，自號“陶朱公”。這種“三聚三散”的經曆，讓他在民間心中，不再是單純的謀士，而是“懂賺錢、更懂散財”的商聖。
民間尊範蠡為文財神，核心原因有二：一是他的“商道智慧”，二是他的“濟世情懷”。
先說商道智慧。《史記》載範蠡經商“擇地而居，與時逐利”——他先是在齊國海邊煮鹽曬糧，靠“薄利多銷”積累財富；後又遷到陶地，因陶地“天下之中，諸侯四通”，便做起轉運貿易，“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他還總結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的經商哲理，即提前預判市場需求，這在民間被稱為“陶朱公商訓”。明清時，江南商人幾乎人手一本《陶朱公致富奇書》，書裡記載的“務完物、無息幣”注重貨物質量，讓資金流轉）等原則，至今仍是商業準則。民間認為，供奉範蠡，是“教你如何正當賺錢”，這正是文財神“以智慧治財”的核心功能。
再說濟世情懷。範蠡“三散財”的事跡，在《越絕書》中亦有記載：他第一次散財，是將齊國賺的錢分給鄰裡鄉親；第二次是在陶地，見當地百姓困苦，便捐錢修水利、建學堂；第三次則是資助越國的貧苦農戶，幫他們購置農具。民間對“財神”的期待，從來不是“隻讓自己有錢”，而是“有錢後能惠及他人”。範蠡“財聚人散，財散人聚”的理念，恰好契合了這種期待——他證明“賺錢不是為了獨富，而是為了濟世”，這種格局，讓他超越了普通的“財神”，成了“有心懷天下萬民的文財神”。正是這種“以智慧授商道，以情懷濟民生”的形象，讓範蠡穩穩坐上文財神的位置，與比乾一道，構成“一文主公正，一文主經營”的文財神體係。
比起文財神的“文治”，武財神的核心是“武衛”——以武力驅邪、以忠義護財。而關羽能成為武財神之首，源於他在典籍與傳說中，早已被塑造成“忠義無雙、武力超群”的守護神形象。
最先為關羽奠定“忠義”底色的，是《三國誌·蜀書·關羽傳》：他與劉備“寢則同床，恩若兄弟”，兵敗被曹操生擒後，雖受厚待，卻仍“身在曹營心在漢”，最終千裡走單騎，回歸劉備麾下。而《三國演義》則將這種“忠義”推向極致，添了“桃園三結義”“溫酒斬華雄”“過五關斬六將”等情節，讓關羽從曆史人物，變成了“忠義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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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將關羽尊為武財神，最初的動因，是“鎮邪護財”——世人怕的不僅是“賺不到錢”，更怕“賺到的錢被邪祟奪走”。而關羽的“武力”與“忠義”，恰好能應對這種恐懼。
先說“鎮邪”。宋代以後，民間信仰中，關羽逐漸從“武將”演變為“鎮邪之神”。《大宋宣和遺事》記載，北宋末年，汴京有座廟因“邪祟作祟，人不敢近”，後來百姓將關羽畫像貼在廟門，邪祟竟“夜中呼嘯而去”。到了明代，《西遊記》中，關羽更是以“三界伏魔大帝”的身份，協助孫悟空降妖。民間認為，關羽紅臉赤心，正氣凜然，妖魔鬼怪最怕這種“忠義之氣”；他手中的青龍偃月刀，能“斬邪佞、斷惡緣”，讓覬覦財富的邪祟不敢靠近。
再說“護財”。這種“護財”，最初源於武行、鏢局的需求。明清時，鏢局走鏢，常遇劫匪與“山精鬼魅”民間對劫道者或意外災禍的統稱），鏢師們便會供奉關羽，一是求他“顯靈護鏢”，二是學他“忠義守信”——鏢局講究“一諾千金”，而關羽“重然諾”的特質，恰好與鏢局的“信”文化契合。《清稗類鈔》記載，山西平遙的“同興公鏢局”，每次走鏢前，鏢師都會對著關羽畫像宣誓：“若失鏢，必以死謝客”，而這家鏢局百年間竟未失過一次鏢，民間便傳“是關二爺護佑”。
後來，這種“護財”需求從武行擴展到普通商人。商人怕的“邪祟”，不僅是真的鬼怪，還有“黑心同行”“地痞流氓”。他們供奉關羽，一是盼關羽以武力震懾這些“人間邪祟”，二是盼自己能像關羽一樣“忠義經商”——不欺客、不毀約，靠“信”留住財運。
若說關羽是“護財的武財神”，那趙公明便是“招財的武財神”——他的形象更直接、更威猛，民間認為他能“主動帶來財運”，這種“主動招財”的特質，源於典籍與傳說中他“掌財、驅邪”的雙重職能。
趙公明的早期形象，在《搜神記》《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已有記載。最初，他是“督鬼之神”，《搜神記》稱他“為上帝使，督鬼下取人”，後來逐漸演變為“守護財神”。到了明代《封神演義》，趙公明的形象徹底定型：他是截教弟子，騎黑虎，持鐵鞭，腰間掛聚寶盆，有“招財進寶”之能，雖最終戰死，卻被薑子牙封為“金龍如意正一龍虎玄壇真君”，下轄招寶、納珍、招財、利市四神——這便是民間“趙公明主招財，四神輔之”的由來。
民間尊趙公明為武財神，核心原因有三：威猛的形象、招財的法器、驅邪的能力，這三者都帶著強烈的“武”屬性。
第一是威猛形象。趙公明“黑麵濃須，騎虎持鞭”，與關羽的“紅臉綠袍”相比，更具“威懾力”。民間認為，“招財”不僅要靠運氣，還要靠“鎮住財運”——怕財運“跑掉”，怕邪祟“搶財”。而黑虎是“百獸之王”，鐵鞭是“鎮邪之器”，趙公明騎虎持鞭的形象，恰好給人“能鎮住財運、能打跑邪祟”的安全感。清代《燕京歲時記》記載，民間畫趙公明像，必畫“黑虎伏於側，鐵鞭橫於手，聚寶盆中金珠滿溢”，寓意“虎鎮財、鞭驅邪、盆聚寶”。
第二是招財法器。趙公明的“聚寶盆”，是民間最熟悉的招財象征。《封神演義》中描述，這聚寶盆“能生金銀，取之不儘”，而民間傳說則進一步演繹：若誠心供奉趙公明，聚寶盆便會“每日生錢，日積月累，便能致富”。
第三是驅邪能力。趙公明早期“督鬼”的職能，在民間信仰中並未消失，反而與“招財”結合——民間認為，“邪祟不僅會奪財，還會斷財路”，比如讓店鋪失火、讓貨船沉沒。而趙公明能“督鬼驅邪”，恰好能解決這種隱患。有傳說稱，清代廣州有個船商，每次出海前都會供奉趙公明，一次貨船遇風暴，眼看就要沉沒，船商突然看到船頭出現趙公明的身影，手持鐵鞭一揮，風暴竟瞬間平息，貨船平安抵達港口。此後，廣州的船商們便都供奉趙公明，稱他為“海途財神”。
從典籍記載到民間傳說，這四人的特質被不斷強化、完善，最終形成了“文財神主理、武財神主衛”的財神體係。比乾的“無心”對應“公正”，範蠡的“商道”對應“經營”，關羽的“忠義”對應“守護”，趙公明的“威猛”對應“招財”。這四位財神的形象，早已超越了曆史或神話人物本身，變成了一種“財運信仰”：文心守正，武魄護安，唯有文武相濟，方能財運綿長。這，便是比乾、範蠡為文財神，關羽、趙公明為武財神的真正緣由就是民心的歸向，是千年間世人對“正道財運”的永恒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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