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臘月，寒風呼嘯，仿佛在為二哥送行。五點鐘的鐘聲敲響時，監護儀發出綿長的哀鳴，那聲音，像一把鋒利的刀，割著每個人的心。
二哥永遠合上了眼睛，年僅四十三歲——比父親離世時還小了兩歲。這個曾經為家庭遮風擋雨的男人，這個用脊梁撐起全家希望的男人，就這樣被命運無情地帶走了，留下的，隻有無儘的悲傷與遺憾。
太平間的冷氣像無數根細針，紮進每個人的骨頭縫裡，讓人不寒而栗。小芳和小倩直愣愣地站在靈床前，十歲的姐姐攥著八歲妹妹的手，眼神裡滿是茫然與恐懼，她們還不明白，為何父親就這麼突然地離開了。
我跪在冰涼的地上，滾燙的淚水砸在水泥地上，發出清脆的聲響：“哭出來啊，這是最後一麵了！”兩個孩子突然爆發的哭聲，撕心裂肺，像利刃割開了凝固的悲傷，讓在場所有人肝腸寸斷。
那哭聲，是對父親的不舍，是對命運的控訴，更是對未來的迷茫。
我站在二哥的靈柩前，淚水模糊了雙眼。看著二哥安靜的麵容，仿佛他隻是睡著了，可那冰冷的觸感卻在提醒我，這一切都是現實。
我想起兒時與二哥一起玩耍的場景，想起他教我乾活時的耐心，想起他為了家庭日夜操勞的身影。如今，這一切都成了回憶，成了永遠無法再觸及的過去。
我不甘心，為什麼二哥一生如此辛苦，卻不能享受生活的美好？為什麼命運要如此殘忍，將他從我們身邊奪走？我在心中呐喊，卻得不到任何回應，隻有無儘的悲傷與淚水，淹沒了整個世界。
1993年深秋的雨絲像千萬根銀針，斜斜地紮進二哥家的小院。晾衣繩上的校服在風中瑟瑟發抖，滴下的水珠砸在葡萄架上，驚落了最後幾顆乾癟的果實。
二嫂攥著揉皺的菜票，聲音裡裹著冰霜：“這個月煤錢又少了五塊，你當我是喝西北風過活的？”二哥剛把濕透的工裝扔在板凳上，粗糙的手掌還沾著鐵軌的鐵鏽，聞言猛地抬頭，額角青筋突突直跳：“火車站的秤砣又不是我能擺弄的！你天天就知道算賬，倆孩子的學費你管過幾回？”
爭吵聲像一把生鏽的鋸子，在潮濕的空氣裡來回拉扯。
八歲的小倩躲在姐姐身後，手指死死摳住小芳的衣角，睫毛上掛著淚珠，像受驚的小鹿。十歲的小芳突然衝上前，擋在父母中間：“彆吵了！老師說要交作業本費......”話沒說完。
二嫂抓起牆角的包袱，尼龍布料撕裂的聲響格外刺耳：“你們王家就知道算計！”她甩門而去的瞬間，冷風卷著枯葉灌進堂屋，吹滅了桌上搖曳的煤油燈。
此後的日子，二哥像被抽去彈簧的鐘表，卻依然機械地轉動。淩晨四點，當整個城市還在沉睡，他已經頂著星光趕往火車站。
鐵軌在月光下泛著冷硬的銀輝，像一道永遠走不到儘頭的傷疤。他扛起煤袋時，舊傷複發的刺痛從腰椎直竄天靈蓋，卻隻能咬著牙把呻吟咽進喉嚨。
白天在裝卸場與時間賽跑，夜晚回到冷鍋冷灶的家，還要強打精神給孩子熱剩飯。
有次給小倩輔導數學題，他盯著作業本上歪歪扭扭的數字，突然眼前一黑，額頭重重磕在桌角，鮮血順著鉛筆印蜿蜒而下，在1+1=2的算式上暈開觸目驚心的紅。
路人說，出事前那個傍晚，二哥騎著吱呀作響的自行車，在暮色裡搖搖晃晃地前行。他懷裡緊緊護著給女兒買的作業本，汗水混著雨水模糊了視線。
車子三次撞上路邊的石墩，他卻固執地爬起來繼續蹬，仿佛那薄薄的作業本是支撐他回家的最後信念。最後一次摔倒時，他的膝蓋在柏油路上蹭出碗口大的傷口，血珠混著泥水，在路燈下泛著詭異的光。
可他依然用顫抖的手撐起身子，一步一挪地往家走，每一步都像在攀爬命運的懸崖。
當急救車的藍光刺破夜空，二哥已經陷入深度昏迷。他的手掌還保持著攥緊的姿勢，指縫裡嵌著作業本的殘頁。
醫院走廊裡，二嫂接到消息後跌跌撞撞地趕來，高跟鞋在瓷磚上敲出淩亂的節奏。
她扒著重症監護室的玻璃，指甲幾乎要摳進金屬邊框：“他不會有事的，昨天還說要給小倩紮辮子......”淚水混著睫毛膏在臉上暈染，卻再也換不回二哥清醒的目光。
監護儀發出刺耳的長鳴時，二嫂突然安靜下來。她機械地伸手去摸二哥的臉，指尖觸到的卻是逐漸冷卻的皮膚。“都怪我......”她喃喃自語，聲音比深秋的落葉還要蕭瑟，“早知道就不賭氣回娘家了......”
可命運從不會給人重來的機會，她的悔恨像漲潮的海水，瞬間淹沒了所有的倔強與埋怨。
百日墳前的白幡還在寒風中獵獵作響，說媒的人已經踏破了門檻。
二嫂站在鏡子前，顫抖著摘下素白的頭繩，看著鏡中憔悴的麵容，突然發出一聲壓抑的嗚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