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深冬的某個淩晨，我在礦區值班室暖手爐旁翻到一本破舊的《艾青詩選》。
當指尖劃過“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的詩句時，窗外正傳來拉煤卡車碾過冰麵的轟鳴——那聲音像一把生鏽的鑰匙，突然擰開了我胸腔裡某個沉睡的角落。
在此之前，我的生活被煤塊的重量、卡車的裡程表和宿舍牆壁上褪色的標語填滿，從未想過“拉煤司機”這樣沾滿煤塵的形象能與“詩歌”產生關聯。
那天下午，我躲在車庫後的煤堆旁，用鉛筆頭在記賬本背麵寫下第一行字：“在寬廣的大道上有一位拉煤的司機”。
寒風把煤渣吹進衣領，手指凍得發僵，但筆尖卻像被某種力量推動著：當我寫下“那個司機是個飛毛腿腳下生著橡膠輪”時。
突然意識到，那些每天在礦區公路上呼嘯而過的卡車，那些司機被柴油浸透的工作服，那些淩晨三點車頭燈劃破的黑暗，原來都藏著詩的形狀。
創作初稿時，我總在車間與宿舍之間往返。觀察老司機陳師傅換擋時手臂暴起的青筋，聞他工裝口袋裡掏出的煙盒上沾著的機油味，聽他講“有次暴雨天送貨，方向盤打得比心跳還急”的故事。
這些細節後來都揉進了詩裡：“臉龐黑又亮”是煤灰與汗水在皮膚上結成的釉質，“油嘖嘖的衣裳”是三十萬公裡車程留下的勳章。
最難忘的是陳師傅說過：“開卡車不能隻看眼前的路，要盯著地平線跑。”這句話讓我突然明白，“雙手握著人生的方向”不僅是駕駛技巧，更是勞動者對生活的哲學認知。
詩中“發動機聲是內心的歌唱”的比喻，源自一個夏夜。我蹲在卡車散熱器旁乘涼，引擎的轟鳴突然在寂靜中顯出韻律——那不是噪音，是金屬與燃料碰撞出的生命節奏，是司機們用疲憊和堅守譜成的旋律。
後來我才知道，這種將工業聲響詩意化的嘗試，暗合了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把機器寫進詩”的創作理念，但當時隻是憑著直覺，想為這群“用輪胎丈量祖國”的人留下些什麼。
詩裡“高樓綠樹舉起鮮花歡迎”的意象，誕生於一次送貨途中。當卡車駛過新建成的開發區，我看見腳手架上的工人向我們揮手，路邊的洋槐樹正開出第一茬白花。
那一刻突然意識到，我們運送的每一塊煤，都在變成高樓的鋼筋、工廠的齒輪。於是寫下“像汽車輪一樣飛奔不停”時，筆尖不自覺地加重——這不僅是寫司機的速度，更是寫那個年代整個國家向前奔跑的姿態。
單位牆報登出這首詩後，陳師傅拍著我的肩膀說：“小子，你把咱開車的寫活了！”那天他特意把卡車擦得鋥亮，車頭掛了串紅綢子。
我看著他發動車子時，陽光在擋風玻璃上折射出彩虹，突然懂得：詩歌的力量，有時就藏在讓勞動者看見自己被尊重的目光裡。
1994年國慶節，我作為單位升旗手站在辦公樓前。當國旗掠過旗杆頂端的瞬間，陽光恰好照在旗麵的五星上，那抹紅突然讓我想起泥腿子李大爺講的故事：他父親作為地下黨員，被捕前藏在牆縫裡的入黨申請書，被鮮血浸透後顏色就像國旗。
這個聯想讓我渾身一震，當晚就在宿舍寫下“五星紅旗啊一麵烈士鮮血染紅的牆壁”。
詩中“挺起百年彎曲的脊梁”的意象，源自參觀博物館的經曆。在一組清末百姓的蠟像前，我看見那些佝僂的脊背、低垂的頭顱，與展廳外飄揚的國旗形成刺眼對比。
於是寫下“昂起百年低下的頭顱”時，筆尖幾乎劃破稿紙——這不僅是寫國旗升起的物理動作，更是寫一個民族在曆史陣痛後的精神挺立。
“那獵獵之聲”四段排比的創作過程，像在黑暗中拚一幅破碎的拚圖。我收集了老唱片裡的衝鋒號錄音，借閱了《地雷戰》的電影腳本，甚至在暴雨夜跑到礦區廢棄的防空洞，聽雨點敲打鐵皮的聲響。
當把“敵後就義的高呼”“衝鋒號的振奮”這些聲音碎片組合起來時，突然明白：詩歌要還原曆史，不能隻靠視覺描寫，更要讓讀者“聽見”那些凝固在時間裡的呐喊。
而“灼灼之光”部分對烈士日記、血衣的描寫，則來自一次偶然發現。在單位倉庫整理舊物時，我翻到一個牛皮紙包，裡麵是抗美援朝烈士的遺物：一本燒焦邊角的日記，袖口磨破的軍裝。
日記裡“今天又打退了三次進攻，想家”的字跡，讓我突然懂得“肩挑的重量”不僅是武器彈藥，更是一個民族對和平的渴望。這些細節後來都化作詩裡的意象，成為連接曆史與當下的精神臍帶。
寫作最初的十年，我始終在雙重身份間掙紮。白天是礦上的調度員，手裡攥著派車單；晚上是趴在縫紉機上寫詩的業餘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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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為了趕一個詩會投稿，我在夜班後熬夜修改《拉煤的司機》，結果在交接班時把煤倉編號寫錯，被班長罰抄操作規程一百遍。
但當我在抄到第八十三遍時，突然想到：“操作規程是工業的詩，我的詩也該是勞動者的操作規程。”這種認知讓我後來的寫作更接地氣，比如在《煤場晨霧》裡寫“霧是煤塊呼出的氣把礦工的安全帽染成雲朵”，靈感就來自清晨掃煤場時，掃帚劃過結霜煤堆的觸感。
有次一個卡車司機來補胎，看我在本子上寫字，說：“師傅還會寫詩？能不能寫寫我們現在跑運輸的難處？”後來我寫了《高速路上的月亮》，其中“油箱裡晃蕩的月光比運費更沉重”一句，就來自他講的“跑夜路時，隻有月亮陪著油箱”的故事。
有人問我：“都什麼年代了，還寫這些‘老掉牙’的讚美詩？”我總是想起陳師傅退休前說的話：“卡車會換代，但路永遠需要有人走；詩歌會變樣，但總需要有人為勞動者點燈。”
當我在淩晨三點看見快遞車的燈光劃過街道，當我在建築工地聽見安全帽碰撞的聲響，當我在升旗儀式上看見年輕人舉起手機拍攝國旗，我就知道：隻要還有人在為生活奔跑，還有人在為理想堅守，我的筆就不會停下。
那些寫在記賬本、修車工單、餐巾紙上的詩句，那些被煤塵染黃、被汗水浸透的稿紙。
其實都是我用文字鋪就的路——這條路從礦區延伸到遠方，路上有拉煤司機的橡膠輪印，有國旗升起時的獵獵風聲，更有一個寫作者用半生時光證明的信念：真正的詩歌，永遠生長在泥土與星辰之間，生長在勞動者跳動的心臟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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