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南境突降暴雨。
我一邊走出地鐵站，一邊看著手機上的編號維權地圖。幾個編號者發出的最新帖子上，標注了自己的遭遇：銀行拒絕開戶，企業退回錄用通知，甚至連中學都用模糊理由要求學生轉學。編號者被從現實社會中“同步刪除”的趨勢，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擴展。
現實比數據還殘酷。
我匆匆趕到西郊一個五層居民樓，那裡剛發生一起“編號衝突”。屋子裡隻剩下屍體和他的母親，哭到聲音全啞。那名跳樓者二十四歲，名叫陸鵬，編號q103。
“他隻是被房東問了一句，是不是你這種人？”女人幾乎是咆哮著告訴我，“他連解釋的力氣都沒有了。”
他的身份證原件、求職簡曆、醫藥單據，全被編號覆蓋，甚至連精神評估報告中都寫著：“社會適應能力下降，可能因係統標記引發焦慮。”
我們打開他的枕頭，在裡麵發現一張紙條。
“彆叫我q103，我叫陸鵬。”
老隋站在窗邊，一直沒有說話。他看著樓下那灘未乾的血跡，沉聲道：“編號開始殺人了。”
我點頭，低聲說：“現實同步刪除，比數據封鎖更致命。”
我們把紙條收好，連同陸鵬的書籍、照片、衣物一並封箱。鐘若謠那天沒來，她發來一條短訊：“我去找那個‘篩選係統’的技術供應商了，他們恐怕早就知道會出事。”
我們清點著同類事件，過去一周已有37起涉及“編號者”的生活性剝奪案例。每一例都不是槍口之下，卻無一不是刀鋒之上。
我翻開一個新的文件夾，文件名寫著：“現實編號歧視案例00038”。
係統沒刪我們。
他們隻是教唆世界，讓它自己動手。
回到基地後，我們開了夜間會議。會場裡的人越來越多，有些甚至是第一次來參加組織集會的編號者。
“我昨天被趕出住處。”一個戴著鴨舌帽的男人說，“理由是社區安全問題。”
“我在火車站被臨檢，警察說係統提示我有‘不穩定潛力’。”一個看上去年輕的女大學生哽咽著說。
“我弟弟才十四歲，他被老師在班裡點名為‘編號危險組’，然後沒人再跟他說話。”
我聽著他們的敘述，筆記本上一頁頁寫滿名字、編號、事件簡述。一個編號者的名字，是他還活著的唯一證據。
而現在，這證據也正在被清理。
我們必須做點什麼。
我提出成立“現實編號觀察組”，由回音者分支建立編號者權益監控站，每天更新現實案例，通過離線廣播發布。老隋負責技術，阿妹負責聯絡誌願者，鐘若謠負責推進法律谘詢。
有人問：“發這些東西有用嗎？”
我抬起頭：“你看見陸鵬的母親了嗎？她不是在找用，她隻是在求一個‘這是真的’。”
“我們得讓這個世界承認，這真的發生了。”
那晚，編號者集中居住點外圍出現警車巡邏，我們迅速轉移了兩個節點。我躲進老城區一間無人小書館的地窖中，那裡潮濕而昏暗，隻有幾盞備用電燈還在閃爍。
我在牆上寫下：“q103陸鵬19992024。不是瘋子。”
然後我躺下來，閉眼休息。腦中仍是那張紙條：彆叫我q103，我叫陸鵬。
淩晨三點，阿妹跑來敲門。
“又一個跳樓了。”
我眨眨眼睛，“誰？”
“qj219，李葦。她是一名被勸退的實習醫生。”
我們趕到醫院時，她的屍體剛被運出，護士說她最後一天還在為病人登記信息，“她笑著說，‘彆填錯了名字，彆搞成編號。’”
我蹲在長椅上，手撐著臉，冷汗從後頸滴下。
“他們不是在刪檔案。”我喃喃，“他們在刪人。”
那晚我做了一個夢。
夢裡是滿地白紙，每張紙上都寫著一句話：“彆叫我qxxx，我叫……”
名字一個個浮現，又一個個被風吹走。
我伸手去抓，卻隻剩指尖空涼。
第二天，我們開始布置“編號者臨終記錄檔案箱”，放置在醫院、養老院與殯儀館，由回音者誌願者收集死者編號與真名的最後記錄。
牆角的每一份檔案，都不該被風吹散。
現實同步刪除還在繼續。
我們要用名字，對抗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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