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書說到。
宋粲拾了那濟塵禪師那“八風不動禪房”的牙慧，一番操作竟讓那一片死色的豐化堂幻化成一副丹青難寫之意境。
卻因那官家如乞如討的一句：
“莫負了這清淨。”之言，卻讓那宋粲跪在地上，端是一個大氣不敢出，縮成了一個鵪鶉。
卻在此時，便覺一人拉了他的衣襟。抬眼看，卻見那老黃門使了眼色與他。
隨即便將那宋粲悄無聲息的拉到奉華宮外。
宋粲此時才見宮門外黃門林立，那老黃門拉了宋粲直到宮牆外才止住腳步，躬身望宋粲一禮道：
“咱家且謝過將軍。才敢請將軍恕咱家唐突犯上之罪。”
此話一出，卻讓那宋粲著實的一愣。雖是不曉得這黃門口中這“謝”字何意，那“唐突犯上之罪”卻為那端。
倒是不敢耽擱，慌忙退身回禮，問道：
“門公此話怎講？”
那老黃門又拜一下，便叫了那王駕轎攆過來，推了那宋粲上去，口中道：
“將軍隻記得咱家欠您一個人情便是了。”
說罷，便是催了轎夫，一路小跑的將那宋粲送出宮去。
那老黃門，卻望了轎輦消失於宮牆相夾，長長的永享之中，便是一口長氣吐了出來。
倒是身後的內侍不長眼，且叫了一聲門公，舉了手中成摞的劄子，望了他示下。
剛的一個安心的老門公哪有那般的耐性，且是嗔斥了一句：
“拿這些個撈什子來作甚？”說罷，便是甩手遮了口鼻，厭惡道：
“還不送與皇後宮中去！”
這老黃門見了這劄子為何這般的厭惡，且不讓皇帝看了去？其中且有些緣故，倒也是不看也罷。
今日晨朝在那垂拱殿上兩班朝臣又是吵的不可開交。此事卻是個平常，然此番卻是為這科舉選官之事。
“科舉選官”源於隋，興於唐，自北宋得以完善，逐漸成為構建上層建築的基石所係。
然，說這科舉之法於宋，又不得不說這被曆代所詬病的“安石之亂”。
據《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所言，科舉“教、養、取、任皆不得其法”，應立刻以與改革。
這是為何？
倒也不為何，卻與那士紳階層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
為什麼不可調和？
北宋之士紳脫胎於前唐之門閥士族。自黃巢一番“天街踏儘公卿骨，轅門遍掛權貴頭”的騷操作，便是徹底完結了門閥士族所謂的血脈門第。自此，這門閥士族便再無緣現於朝堂。
到這北宋，這門閥士族，逐漸演變了士紳。
科舉為民間選士。於是乎，這幫脫胎於門閥士族的士紳階層亦是適應了時代的變遷，而改弦更張了去。
貧民無錢，自然是無法讀書。於是乎，便是全國各地都有了這“私塾”、“書院”，資助了平民百姓讀書。
但是，從“私塾”到“書院”，都不是國家資助的，出資者皆是那豪民巨賈的士紳。
然，國家選士皆從此出，無一例外也。說白了，這種資助行為就是一種政治投資，來維護士紳階層的利益。
這種政治投資是危險的，因為他教的東西基本是不受國家的控製的，培養出來的讀書人做官，也不會把國家利益太當回事。
於是乎，王安石就提出國家出資進行基礎教育。
就這第一條便是斷了豪民所養的讀書人從政來保護他們利益的路子。
而北宋所處機遇，按現在話講就是處於一個農耕文明的“勞役國家”向一個商業、手工業，乃至工業化為主的“財政國家”轉型的過程。
也就是近現代才提出的工業國家的萌芽。
那位說了，北宋連工廠都沒有，怎的就工業化了？還萌芽？
誠然，“工廠”這個詞，在《宋史》中不會有記載。
因為工廠、工業、工人都屬於外來詞彙。清晚期引進於日本。《宋史》中自然不會有。
但是北宋的“作院”和“作坊”倒是有大量的記載。
“作院”的性質倒是和現代的國家出資的工廠類似，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國有企業。“作坊”類似於民營工場。
所謂工業化，並不能狹隘地僅僅理解為工業發展。而是工業增加值占全部生產總值的比重，是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
而衡量一個國家是否進入工業化就得看這個國家的“煤鐵產量”。
北宋的煤鐵產量具體資料我沒有辦法去找到。不過按日本學者吉田光邦所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論集》中的估計，北宋的鐵年產量為三到四萬噸。美國學者郝若貝則有證據證明北宋有七到十五萬噸的鋼鐵產量。
而到十八世紀初，整個歐洲包括俄國的鋼鐵總產量才有十四到十八萬噸。
然，北宋的商業、手工業在其經濟中的比重已遠遠超越農耕經濟。
而手中有的鑄幣權，卻是讓周邊遼，夏等國經濟幾近崩潰。
雖是那拿錢買和平的“澶淵之盟，慶曆增幣”被人詬病，卻因貨貿商業及鑄幣權等手段對周邊進行經濟型的掠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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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為何這北宋連年征戰連年賠錢，卻越打越富的主要原因。
這話不抬杠，且看漢、唐雖強，幾場戰爭下來，也是將國家經濟打的盆碗皆碎，終究是傷了國本。
可這北宋異然，明明卻是賠錢，每每歲幣過後，便是大尺度的錢幣改革。
銅錢變成交子，交子變錢引逐漸將那銅鐵之物變成紙條。而且，這紙條值不值錢且不是你說了算。
然，“安石之心”卻不僅於此，這些個王安石們，且是要得一個“富國強兵”。
因為，打了勝仗再進行經濟掠奪倒是能得到的更多。最起碼，也好過人沒事乾就跑過來搶你一回。
遂，於仁宗年間便提出“興科舉”。
應試不分文武。便是文官也加試“騎射”之法，此乃以複周禮六藝。
複“禦”、“射”二藝便是強軍。
說白了，文官也得考騎馬打仗。
此乃興軍力打通河西走廊，收複“隴西都護府”之地，恢複宋初軍武立國，再現漢唐視野。此乃“強軍富國”之道。
而宋人武人地位低下，“抑武貶武”之風已經百年矣，文人斷是不願意再習此之“賤”藝。
其旨所言“教”不得法，為應試為教也。書院生源所學，皆為“場屋之學，官場之道”，非為官，亦非理財之道也。
讀書者，隻習孔孟之道，詩詞歌賦，斷不可再用也。
那位說了，謬論！說這“場屋之學，官場之道”不能用來倒也罷了。這孔孟之道怎的到你嘴裡，也是做不了官了麽？！
卻實沒辦法做官，因為孔孟之道且是教人一個“君子固窮，不堪言利”。
但是，一個國家，一個朝廷，或是一個政府，都是需要大量的財政來支撐的。然，這“孔孟之道”卻要人“錢財視若糞土”，要的是“不與民爭利”的心性。
有此心性雖是好的。但是，何為民？窮的買兒買女的也是民，那豪民富紳亦是民。
商人圖利，豪民守財，為了鞏固自身的社會地位，能分的更多的資源，卻是一個壑欲難平。倒是不肯與那平民一分。
因此，倒是引起了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貧富差距拉大。於是乎，富有者紙醉金迷，勞苦者易子而食。
更嚴重的還不僅僅多吃一些，多喝一些，多一點社會資源。而是，得了錢財，亦是不願與朝廷一文錢去。問窮的叮當響的，吃了這頓沒下頓的人去收稅，倒是收不上來幾文。而且逼急了也會民變。還得花錢用兵平叛。饒是一個得不償失。豪民又不願給錢，通過自家的社會資源免去自身稅賦。
兩項相加，倒是苦了朝廷，又要養兵，養民，還養了一大幫不乾事的冗官。海量的大錢潑水般的去，這下麵的稅又收不上來。這國家要是能有錢？說出來跟鬨著玩一樣。
更甚之，根據他們所謂的商業規律，出賣國家的利益來換取自身的富甲一方這事，那乾起來，且是沒有一點心理負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