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間，那兵庫的上下且是一個群情激憤，紛紛上了阪去，勢要找回一個公道。
結果上來一看卻是個傻眼。
怎的？
那宋易的手藝竟然是已經失傳多年的了紮甲方式。
那幫兵庫的看了也是個傻了眼的撓頭。
雖那《武經總要》有劄甲方式詳載，然到的現下亦是無人能可作。
咦？不是有記載的嗎？怎的還會失傳？
這個工藝這個事且不好說來。
失傳的原因很多，或許是原材料缺失，或者是傳承人不繼。
況且盔甲這玩意看似簡單，拿根皮繩就能穿起來。
但是實際情況卻不是看上去的那麼簡單了。
皮繩怎麼盤，需要繞多少個圈圈，那個地方該鬆，那個地方該緊。繩結該怎麼打，什麼地方用皮繩什麼地方用牛筋，即便是皮繩的粗細也是有講究的。
你一條皮繩全按一種方式穿上千個甲葉，也能弄出個大致形狀來。
但是一旦穿在身上就完全不是那回事了。
盔甲是軍士穿來是衝鋒陷陣打仗用的，一路上人跑馬顛的。人還沒跑到敵軍陣前，盔甲便是個鬆鬆垮垮，且是不用敵人動刀動槍。
倒是那北宋武備荒廢麼？
也不能那麼說。
我倒是認為北宋的武備已經是曆朝曆代的巔峰的存在了。
首先是武備製造的準工業化的流程。
這是個裡程碑，工業化的產品優勢在於能大量的生產，這樣就能在短時間內大量的裝備軍隊。
而戰爭，勝負的不在於你多能堅持，多能臥薪嘗膽，能死多少人。
起決定作用的是你的資源和生產能力，而標準化的工業產品除了能大規模的裝備軍隊外，更重要的是能進行零件互換。
也就是一領甲一旦壞了的話，還能為其他的殘甲提供零件，進行再次的利用。
那位又說了。你這宋吹！
既然宋朝都那麼強了，那為何有“靖康之恥”、“崖山之難”？
這個很難說，我隻能說，宋非亡於戰。
不論是南北宋，其滅亡的問題很複雜，複雜到能牽扯到我們這個民族的整個思想史和政治史。
但是也很簡單，簡單到用四個字可以概括，那就是“文人政治”。
我們從史書中回顧宋這個三百來年的曆史，其思想史和政治史的內容都是極其豐富和龐雜的。
北宋開始出現五大思想家，史稱“北宋五子”。
他們論道實際上就是要在根本上解決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官員，他們不能成為道德自覺的主體。
然，文人讀書明理。雖然能立功、立德、立言，但在人性方麵並沒有發生任何本質的改變。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宋代二程中的程頤為他哥哥寫的墓表中曾提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事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千載無真儒……”
那麼問題來了，到底什麼是程頤言中的所謂的“真儒”？
“真儒”可以理解為“道德自覺的主體”。
程頤這句話集中表達了宋明儒學想要做的事：那就是讓大道能夠行於天下，讓聖人之學得以傳承。
這個“行於天下，得以傳承”能否繼續實現“文人政治”就取決於一件事，就是“道德自覺”。
如果每一個為官者都能身體力行，若能達到這一點中國的根本問題就能解決。
這不僅僅是在當時的北宋，以至後來的南宋，乃至明朝，現在、將來也是也很難做到。
但是，怎麼去做？於是乎兩個方向的研究就開始有了分歧，繼而產生了對立，成為了兩個派彆。
一派叫理學，一派叫心學。
咦？心學不是明朝的嗎？代表人物是龍場悟道的王陽明。怎麼讓你一說就到宋了？
對，說的沒錯。
不過，心學最初的創始人可是南宋的理學家陸九淵。所以，心學也叫“陸王心學”。
程朱理學，講的天理是認識的對象。
而陸王心學講的天理，是我們心中本有的條理，心即理。
於是乎，紛爭就開始了。
心即理，說淺一點的話，就是本體論立場。
這個本體是指心，心之本體。
所以說陽明先生說“人心如天淵”。
意思就是：人心可大了，大到沒邊。
所以陽明心學當時在兩個層麵上發揮作用的。
一個是許多做官的人跟著陽明學，再者還有老百姓的層麵。
而朱熹講性即理，是認識論的立場。
但是終於還是程朱理學占了上風，成為朝廷官方認可的學問。
後來舉子要考進士都要熟讀朱熹，於是乎才有了“朱子學”大行天下。
現在回過來看，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會有一種悲涼的感覺。就是說終於沒實現那個理想，就是“道德自覺主體”靠程朱理學是樹不起來。
程朱理學在後來的政治實踐當中逐漸的適應性改變。
所謂的“真儒”已經演變成了一種道貌岸然，滿嘴仁義道德，然後做的事情，卻都是奔著謀私利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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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看到這個局麵肯定也會覺得自己很失敗。
因為他沒有從心入手，他是從頭腦入手，而忽略了人的本性。
所以，這兩派之間的競爭是宋、明階段的思想史的一個重要特征。
在政治史中，宋朝最不幸的是被北方少數民族不斷的襲擾和侵略。
這種狀況從開國時的契丹大遼、黨項西夏，一直到金國乃至後來的大漠蒙古。
這就讓宋朝在政治上麵臨一個巨大的問題。
究竟是富國強兵保境安民？還是不與民奪利，保持人民生活的富足，去安居樂業？
於是乎，就產生了政治上的兩派——元豐和元佑。
然，作為帝王，也麵臨一個巨大的難題。
怎麼去看待曆史傳承的儒家精神？
怎麼和知識分子打交道？
怎麼去實現文人政治的理想？
結果卻是顯而易見，“真儒”這個“道德自覺的主體”無論臣子和君王都做不到。
而且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徽宗親政。
於是乎，便出現了很詭異的局麵。
君臣關係之間，就派生出另外的一股勢力——宦官集團。
比如早期的蔡京和童貫。
這種情況也不可避免的遺留到了明朝，而且在明朝愈演愈烈。
然，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文人政治在宋明兩朝如此這般？
明朝且無本書無關，在下姑且壯了膽子說這宋。
第一，文官權力過大，且知兵者甚少，科舉選仕且以詩賦詞章。
如此倒是一個婉約，但這樣選出來的官員，也隻能沉迷於死記硬背的書經字句，而沒什麼實踐能力。
但是，總不能打仗的時候讓那些文臣做些詩詞歌賦。憑借文字間那優美的意境，精湛的文寫造詣就著純正的洛陽書音去感化那幫蠻夷退兵？
顯然，這是不可能的，況且，既然你都說他們是蠻夷了，就不能再天真的認為他們能聽懂你的語言。
國家間，唯一能聽懂的語言就是一個字“疼”。
外交部再能侃，再能出口成章，說出個花來，也不濟身後強大的軍隊一個字“整”！
這百無一用“詩賦詞章”騙一下沒見過世麵的小嬌娘，忽悠一下文青皇帝還成，讓那幫文臣能形成大局觀或是成為“真儒”？
我覺得，那就是睜著眼睛說瞎話。能做到知法不犯法就已然不錯了。
關鍵是這幫文人還一個個誰都不服誰，誰看誰都不順眼。
這原因麼？有三，這“文人相輕”且算是一條吧。
其二便是這“自命清高”不屑與世俗同流合汙。
然，這“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之言，且不是讓你高高在上，隻為彰顯你的脫凡超俗的。然，可悲的是，這聖人言，往往成為這些個文人一個極具個性的標誌。
於是乎，這幫不務正業的大臣們整天的鬥來鬥去的不得一個消停。
其三，便是這科舉選官。
考生為仕而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