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灘血色迷案：王蓮英案折射的民國社會鏡像
1920年6月15日淩晨，天色未明，薄霧還籠罩著上海公共租界的邊緣。一位早起的農夫像往常一樣走向自家麥田，準備開始一天的勞作。當他踏入那片麥浪時，腳下突然踩到一個軟綿綿又冰冷的物體，心裡一驚，低頭看去，隻見一具女屍靜靜地躺在那裡。
死者身著淡灰色印度綢短衫，雖已沾染了泥土與露水，但仍能看出質地不凡。左手無名指上的一枚鑽戒，在微弱的晨光下閃爍著冷冽的光。然而，最讓人觸目驚心的是她脖頸處那一道深深的勒痕，仿佛一條猙獰的毒蛇纏繞。
很快，租界法醫趕到現場。經過仔細勘查與辨認，這具女屍的身份被確認——她正是上海灘紅極一時、豔名遠播的“花園大總統”王蓮英。王蓮英在當時的上海灘可謂風頭無兩，她的照片常常刊登在各大報紙雜誌上，她的一舉一動都備受關注。這起命案，就像一顆巨石，“撲通”一聲投入黃浦江，激起的漣漪迅速向整個中國社會擴散。
一、血色迷案的真實經過
案件的主犯閻瑞生，原是震旦大學醫科的畢業生。本應有著光明未來的他，卻因沉溺於賭馬，一步步走向深淵。1920年端午節前，陽光熾熱，江灣跑馬場熱鬨非凡，人群熙熙攘攘，下注聲、歡呼聲此起彼伏。閻瑞生也在其中，雙眼布滿血絲，緊盯著賽道上飛馳的馬匹，滿心期待著能大賺一筆，還清賭債。然而，命運弄人，他不僅輸光了所有賭本，還欠下了一屁股債。
就在他滿心沮喪、垂頭喪氣地在跑馬場附近徘徊時，一輛豪華汽車緩緩駛來，停在了不遠處。車門打開，王蓮英身姿婀娜地走下車來，她身上佩戴的價值七千銀元的鑽戒在陽光下閃耀著刺目的光，瞬間吸引了閻瑞生的目光。那一刻，賭徒心中的貪婪被徹底點燃。
據租界會審公廨檔案詳實記載，閻瑞生隨後找到了同樣不務正業的吳春芳和方日珊，三人湊在一起，腦袋碰腦袋，一番密謀後，定下了罪惡的計劃。他們以兜風為名，滿臉堆笑地將王蓮英騙上了車。汽車一路疾馳，駛向郊外。在徐家彙鎮附近那片偏僻的麥田裡，三人露出了猙獰的真麵目。閻瑞生從口袋裡掏出事先準備好的麻醉藥棉，猛地捂住王蓮英的口鼻，王蓮英拚命掙紮，雙手在空中亂舞，卻逐漸沒了力氣。隨後，他們又用繩索緊緊勒住她的脖頸，直至她徹底沒了氣息。三人搶走了王蓮英身上的鑽戒、金鐲等首飾，倉皇逃竄。
案發後，公共租界巡捕房迅速行動起來，懸賞千元緝拿凶手。巡捕們四處走訪調查，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他們通過對當鋪的排查，發現了一些可疑線索，最終鎖定了閻瑞生等人。閻瑞生得知自己被通緝後，嚇得魂飛魄散，開啟了逃亡之路。他先後逃竄到青島、海州等地，每到一處，都小心翼翼，不敢露出半點風聲。然而，法網恢恢，疏而不漏，最終在徐州火車站，當他準備再次踏上逃亡列車時，被早已埋伏好的巡捕一舉抓獲。
1920年11月23日，陽光照在江蘇上海地方審判廳的屋頂上，這場備受矚目的案件在此開庭。審判廳內，旁聽席上擠滿了各界人士，有衣著光鮮的富商，有戴著眼鏡的文人，還有普通的市民百姓，大家都想親眼見證這場審判。法庭上，辯論激烈。閻瑞生臉色蒼白，額頭上滿是汗珠，他堅稱自己隻是“圖財害命”，否認有預謀殺人。但檢察官不慌不忙，一件件出示當票、藥棉等物證，這些證據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將閻瑞生的罪行牢牢鎖定。1921年4月，經北洋政府大理院核準死刑，閻瑞生被押往龍華刑場，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這起案件，也成為民國司法史上首例適用刑事訴訟程序審理的命案。
二、媒體狂歡與民間想象
《申報》作為當時極具影響力的報紙，從案發起就對這起案件進行了持續追蹤報道。6月17日，《申報》首刊《妓女蓮英被戕慘案》，詳細描述了案件的發現過程和初步調查情況。此後，一直到閻瑞生伏法，《申報》共發表相關報道87篇。記者們不辭辛勞，深入案發地，走訪當地居民，仔細勾勒出凶手的逃亡路線圖。
而小報《晶報》則另辟蹊徑，為了吸引讀者眼球，連載《閻瑞生秘史》。在這篇連載中，他們虛構了閻瑞生與王蓮英之間複雜的情感糾葛，將一起簡單的謀財害命案描繪成了一場愛恨情仇的大戲。這一招果然奏效，《晶報》單期銷量突破五萬份，一時間洛陽紙貴。
在民間口頭傳播中，案件細節不斷被添油加醋，變得愈發離奇。在虹口菜市場，有人神秘兮兮地說：“閻瑞生會縮骨術，能從牢房的鐵欄杆裡鑽出去。”在閘北的茶館裡，茶客們一邊喝茶，一邊繪聲繪色地講述：“王蓮英死得太冤，陰魂不散，夜夜在那片麥田裡梳頭。”更有一些江湖算命先生，搖頭晃腦地聲稱：“從王蓮英的八字就能看出來，她命中帶煞，注定有此劫數。”這些充滿恐懼與獵奇色彩的都市傳說，構建出了一個平行於司法真相的民間敘事體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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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施樂園裡，一場名為“閻瑞生審案”的滑稽戲正在上演。演員們穿著仿製的囚服，在舞台上活靈活現地演繹著審判場景，還時不時與台下觀眾互動，引得觀眾笑聲不斷。大世界遊樂場則設置了“蓮英鬼屋”，昏暗的燈光下，特效營造出陰森恐怖的場景，時不時傳來幾聲慘叫，讓遊客們毛骨悚然。城隍廟的說書場裡，說書人一拍醒木，開始講述《蓮英托夢》，將傳統的因果報應觀念巧妙地植入到這起現代罪案中。商業資本與大眾娛樂就這樣一拍即合，讓這起慘案逐漸蛻變為一種消費符號。
三、舞台與銀幕的罪案重構
案件審結僅僅一個多月後，新民社就在小舞台推出了文明戲《閻瑞生》。為了吸引觀眾，該劇首創“機關布景”，用轉台巧妙地展現汽車追逐的精彩場麵，甚至還真的牽了一匹馬上台。這新奇的表演形式一經推出，便引發了巨大轟動。編劇鄭正秋更是巧妙地在劇中植入“西崽謀財”“摩登犯罪”等當時社會熱點元素，讓觀眾們在看戲的同時，也能對社會現象有所思考。該劇連演半年，場場爆滿。
京劇名伶露蘭春改編的連台本戲更是彆出心裁，增添了許多奇幻色彩。在她的演繹中，閻瑞生臨刑前竟然唱起了三十句反二黃，將犯罪心理通過京劇獨特的唱腔和程式淋漓儘致地展現出來，讓觀眾們大飽眼福。
1921年，任彭年執導的同名電影開創了中國犯罪片的先河。影片為了追求逼真效果，直接在案發地實景拍攝，還大膽啟用非職業演員，其中閻瑞生一角由他的好友陳壽芝扮演。為了拍攝行刑鏡頭，劇組甚至向殯儀館租借棺木，在龍華刑場實地拍攝。這種寫實手法雖然引發了諸多倫理爭議，但卻創下了票房奇跡。據《影戲雜誌》記載，當時上海影院的票價從原本的0.3元飆升至1元，即便如此，依然一票難求。
四、罪案鏡像中的社會裂痕
王蓮英案的發生，讓娼妓製度的畸形繁榮暴露無遺。據工部局年報統計，1920年，上海注冊的妓院多達691家，妓女數量過萬。所謂的“花園大總統”選舉，其實就是一場高級妓女的選美活動。各大報紙全程報道，各界名流紛紛擔任評委，將女性徹底物化為商品。在這場狂歡背後，是無數女性的悲慘命運，而王蓮英案，正是這種畸形製度下的惡果。
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法律衝突不斷。公共租界堅持“屬地管轄”，認為案件發生在租界內，就應該由租界審理；而江蘇省政府則主張“屬人管轄”，強調凶手和死者都是中國人，應由中國政府審理。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最終經過一番艱難的談判與妥協，決定在租界外行刑。這種司法權的拉鋸，正是半殖民地社會的生動寫照。而《字林西報》對“中國司法進步”的讚揚，字裡行間卻暗含著殖民者的優越心態。
凶犯閻瑞生在當時的社會中，成為了一個矛盾的文化符號。知識界將他視為西學失敗的典型，《東方雜誌》發文痛斥他是“新式教育培養的魔鬼”，認為他的墮落是西方教育與中國傳統道德脫節的結果。然而，市井百姓卻對他充滿了好奇與追捧，印有他頭像的香煙牌熱銷，大家在茶餘飯後都在談論他的故事。青幫更是將他塑造成“敢作敢當”的江湖好漢，這種價值觀念的撕裂，預示著傳統道德體係在現代社會衝擊下的逐漸崩解。
這場世紀審判雖然已經落幕百年，但當我們重新翻開那些案卷，看到的不僅僅是簡單的犯罪與懲罰的敘事。在媒體的大肆炒作、商業資本的運作以及藝術的不斷改編下，這起罪案已經成為了解碼民國社會的一把密匙。從會審公廨的庭審記錄，到城隍廟流傳的鬼怪傳說；從文明戲旋轉的舞台，到電影院耀眼的鎂光燈，王蓮英案就像一麵棱鏡，將那個轉型時代的矛盾與焦慮折射成一道道絢麗卻又帶著苦澀的光譜。那些在法槌的威嚴與銅鈸的鏗鏘聲中遊走的真相，既見證了現代司法在蹣跚中艱難起步，也記錄了大眾文化在那個特殊時代的野蠻生長，最終凝結成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特殊標本，供後人不斷研究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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