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市未成年心理乾預中心的一間安置病房內，靜謐得能聽見窗外樹葉輕輕搖曳的聲音。程望坐在窗邊，這是他在所有案發現場都習慣的位置：隱匿於陰影處，卻能將光線的方向看得清清楚楚。柔和的陽光透過窗戶，在地麵上灑下斑駁的光影，可病房內的氣氛卻依舊透著一絲沉重。
林思琪正坐在他對麵的病床上，腿上放著一隻毛絨兔子，那是誌願者送來的。女孩今年十二歲，可看上去卻如同七歲的孩童，身高剛過一米二。她臉色蒼白得如同白紙，下頜略顯突出，這是長期營養不良與骨骼發育障礙留下的明顯痕跡。她的眼神中沒有怯懦，卻極少主動與人對視，身上散發著一種封閉性的安靜，就像一個長時間被關在黑暗空間裡的孩子，對外界所有的聲音與接觸都需要重新去適應、去學習。
“我叫程望，是刑警。”程望緩緩開口，他刻意放慢語速，儘量將聲調壓低，話語裡沒有審訊詞，也沒有提及案情，就像一個陌生人坐在一片寧靜的草地上，耐心地等待著孩子投來第一個問題。
思琪沒說話，眼睛緊緊盯著地麵，隻是下意識地輕輕抱緊了懷中的兔子，仿佛那是她此刻唯一的依靠。
“這隻兔子叫什麼？”程望換了個角度，試圖拉近與思琪的距離。
思琪遲疑了一會兒，眼睛依舊沒有離開地麵，小聲地回答：“原來叫糖糖，現在叫‘小白’。”
“為什麼改名了？”程望輕聲追問，他敏銳地察覺到思琪情緒的細微變化。
思琪說著，抱緊兔子的手不自覺地用力，眼神中瞬間閃過一絲痛苦，聲音變得更低了：“……原來那隻糖糖，被他們扔到水桶裡了。”
程望將這一切看在眼裡，內心像被一把銳利的箭狠狠刺痛。他深知思琪所經曆的痛苦，也更加堅定了要幫助她走出這片黑暗陰影的決心。
“那你現在這隻……是新的名字，新的開始？”程望試探著問道。
思琪點了點頭，又搖了搖頭，“不一樣了。小白不說話。”
程望沉默了片刻。他明白，這孩子在極度壓抑的環境下，已經形成了習得性無助。她學會了不發問，不期待，不反抗，隻能用順從來換取傷害的減少。她不是在等待幫助，而是在等待一切傷害結束之後，看自己是否還能僥幸活著。
“你知道我們現在在做什麼嗎？”他輕聲問，目光始終溫柔地落在思琪身上。
“你們在……抓人。”思琪小聲說道。
“對，我們抓了他們。但我們還要做很多彆的事。比如，確保你以後不用再遇到‘他們那樣的人’。”程望認真地說道，眼神中充滿了堅定。
女孩終於抬起眼睛，第一次直視程望，目光中帶著一絲迷茫與早熟：“那種人，還有很多很多吧。”
程望微微一怔。十二歲的她，沒有問“他們會不會回來”，而是說出“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像他們一樣的人”。這不是簡單的恐懼，而是認知層麵的冷靜，這種成熟，本不該屬於她這個年齡。
“我們會做很多工作，讓以後出現那種人時，身邊的人不會裝作沒看見。”程望頓了頓，放緩了語氣，看著思琪，目光堅定而溫和，認真地說：“你記不記得你打電話時說的第一句話？”
思琪點點頭，“我說：‘我是不是也能報警？’”
“當然能。”程望肯定地回答。
“可是我以為……報警的是大人。”思琪小聲說道。
程望看著思琪，輕輕拍了拍她的肩膀，“報警的是人，不分年紀。你是人。”他頓了頓，“以後記住這句話。”
思琪輕輕嗯了一聲，低頭抱著小白，再次陷入沉默。
十分鐘後，輕輕的敲門聲打破了這份寧靜，心理乾預師來了。程望緩緩站起身，對思琪說了句：“我下次來，再給你帶一個毛絨狗，好不好？你起個名字，到時候告訴我。”
“……好。”女孩嘴角微微勾了一下，極輕極小的一個弧度，但那是她第一次微笑，如同黑暗中透出的一絲微光。
——
程望緩緩走出病房，腳步略顯沉重。他的腦海裡不斷回響著思琪的話，“那種人，還有很多很多吧”。這句話像一個沉重的枷鎖，壓在他的心頭。他深知，思琪的遭遇絕非個例，還有多少孩子可能正處在同樣的黑暗之中，等待著被拯救。
夜晚的江州市公安局，靜謐而莊重。十點的鐘聲敲響，程望獨自一人來到了檔案室。檔案室裡彌漫著陳舊紙張的氣息，一排排高大的書架上擺滿了卷宗，仿佛在訴說著這座城市曾經發生的種種故事。昏黃的燈光在天花板上搖曳，將程望的影子拉得長長的，投在地麵上。
他緩緩走到存放舊卷宗的區域，眼神在書架上搜尋著。終於，他找到了那份2009年的舊卷宗——《江中區初中生跳樓案》。他輕輕將卷宗取下，走到旁邊的桌子前，緩緩坐下。
翻開卷宗，案中的男孩仿佛出現在他眼前。男孩長期遭受父親的暴力對待，身上時常帶著新舊不一的傷痕，那些傷痕或青或紫，像是一幅觸目驚心的抽象畫，訴說著他所經曆的無儘痛苦。因為家暴，男孩的學習成績一落千丈，從曾經的班級前列滑落到瀕臨輟學的邊緣。他曾因長期家暴報警三次，每一次警察來到家裡，父親都矢口否認，稱隻是正常的管教，還對著警察和男孩大聲嗬斥，那囂張的態度仿佛在挑釁法律的威嚴。學校老師雖知曉情況，但隻是簡單地進行調解，並未深入跟進，僅僅口頭告誡男孩父親要注意教育方式，便不再過問。派出所也僅做了記錄，沒有采取實質性的乾預措施，沒有深入調查男孩的生活環境，也沒有為他提供必要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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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後，在一個看似平常的午後，男孩選擇從五樓教室縱身跳下，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程望清楚地記得，那一年，他剛剛進入警隊，這件事給他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也讓他對如何更好地保護未成年人有了更深的思考。
他輕輕合上卷宗，眼前卻不斷浮現出今天那句讓他久久不能平靜的話：“那種人，還有很多很多吧。”
社會的善意，從來不是靠法律獨自完成的。每一個視而不見的人，每一次製度失效的縫隙，都是“那種人”能夠滋生的土壤。
程望來到值班室，值班室裡的燈光有些昏暗。他拿起一支馬克筆，在白板上緩緩寫下三個詞：
?強製報告機製
?家庭監護評估體係
?兒童危機乾預中心製度化
他寫得很慢，每寫一筆，腦海裡就清晰地浮現一次思琪被反鎖在廁所裡默念“110”的場景，那一聲聲微弱卻又充滿絕望與希望的默念，如重錘般一下一下敲擊著他的內心。
“她不是案卷編號。”程望喃喃自語，“她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該看見的鏡子。這麵鏡子映照出社會在保護未成年人方麵的缺失與不足，每一個視而不見的人，每一次製度失效的縫隙，都如同肥沃的土壤，滋養著那些黑暗與罪惡。我們不能再讓這樣的悲劇重演，我們必須行動起來，完善製度，喚醒每一個人的良知，讓每一個孩子都能在陽光下健康成長，讓每一個像思琪這樣的孩子，不再獨自承受本不該屬於他們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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