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好仃的手還搭在切割機的金屬外殼上，震動順著掌心傳上來，像某種低頻的脈搏。巴西實習生那句“trabaho”還在車間裡飄著，混著機器運轉的嗡鳴和遠處工具箱被掀開的“哐當”聲。他沒急著走，反而多站了幾秒，像是在等這股熱乎勁兒在空氣裡再蕩一圈。
然後他轉身，朝辦公室方向走去，腳步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穩。
第二天一早，會議室的白板上已經貼滿了便利貼，五顏六色，像是誰打翻了一盒彩虹糖。小陳拿著馬克筆在中間畫了個大圈，寫上“文化地圖”四個字，末尾還畫了個歪歪的小地球。
“咱們昨天喊口號是挺熱鬨，”他抬頭說，“可光靠一句‘祝工作順利’，怕是連巴西地圖都拚不全。”
劉好仃坐在角落，手裡轉著一支筆，笑了一聲：“那你說，從哪兒拚起？”
“要不先列個清單？”老張插話，聲音不大，“比如——吃飯時間、打招呼方式、請假規矩？”
“還有節日。”財務老陳推了推眼鏡，“德國人是不是聖誕節放三周？日本人新年要回老家？這些都得記下來，不然排班又得亂。”
“不止這些。”劉好仃站起來，走到白板前，把“工作習慣”和“家鄉習俗”兩個詞圈了起來，“咱們得知道，他們為什麼這麼習慣。”
他頓了頓，筆尖點了點“巴西”那張黃色便利貼：“比如，為什麼他們開工前非得喊一句？是傳統，是儀式，還是……單純為了提神？”
沒人回答，但會議室的空氣明顯緊了半拍。
“這樣，”劉好仃把筆放下，“咱們分頭走，先不搞大動作。每人找兩三個外國同事，聊聊天，問問他們老家過年吃啥，上班穿不穿拖鞋，犯錯了是挨罵還是寫檢討——越日常越好。”
小王舉手：“能錄音嗎？回頭整理方便。”
“錄可以，”劉好仃點頭，“但得先征得同意。咱們不是做社會調查，是交朋友。”
會議散了，大家各自拎著筆記本往外走。劉好仃沒急著動，站在白板前，盯著那張“日本”便利貼看了兩秒，順手在下麵補了行小字：“鞠躬，是尊重，還是壓力？”
下午三點，車間東側的休息區，老張端著保溫杯，坐在一位日本實習生旁邊。兩人中間擺著一盒和果子，包裝紙上印著櫻花。
“這個……甜，不？”老張用筷子戳了戳。
實習生笑著點頭：“很甜，適合配茶。”
老張“嗯”了一聲，翻開本子：“那個……你們上班，為啥總鞠躬？”
實習生愣了一下，隨即低頭笑了笑：“從小學開始，老師就說，動作比語言更快表達感謝。”
“哦。”老張記下，“那要是不鞠躬呢？”
“彆人會覺得……不夠認真。”實習生聲音輕了些，“或者，不尊重對方花的時間。”
老張筆尖頓了頓，抬頭：“那你們犯錯，也鞠躬？”
“會。”實習生點頭，“三次。”
“……”
老張沒再問，默默把“三次鞠躬”寫進本子，末尾畫了個問號。
另一邊，小陳蹲在德國工程師旁邊，兩人正對著一台校準儀。
“你們交接班，非得寫日誌？”小陳問，“連擰了幾圈螺絲都要記？”
德國人聳肩：“不然，下一個來的人怎麼知道機器狀態？數據不會騙人。”
“可咱們這邊，靠師傅帶，靠經驗傳，不也跑得好好的？”
“短期是。”德國人認真看著他，“但人會忘，會累，會退休。數據不會。”
小陳沒說話，低頭在手機備忘錄裡敲下一行字：“他們信數據，不信‘差不多’。”
劉好仃在車間來回走動，耳朵像開了自動捕捉模式。他聽見巴西小夥跟同事說他們廠開工前要跳舞，“跳兩下，心就熱了”；聽見印度實習生提到排燈節要全家點燈，“光越多，好運越多”；也聽見一位法國女工程師笑著說，他們午休必須超過一小時，“不然下午的咖啡就沒意義”。
他把這些零碎片段記在隨身帶的小本子上，字跡潦草，但條理清晰。
第三天，會議室再次聚齊。白板上的便利貼多了兩倍，顏色更雜，內容也更細。
“我發現個事兒。”小王舉著手，“巴西同事特彆討厭‘突然加班’，說是破壞生活節奏。可德國人覺得，隻要提前通知，加到晚上九點都沒問題。”
“我們這邊也一樣。”老陳歎氣，“日本人排班必須提前一周定死，改一次，他們臉色就變了。”
“這不是習慣問題。”劉好仃站在白板前，手指劃過幾行字，“這是價值觀。”
他轉身，拿起筆，在白板中央寫下三個詞：
時間觀。
規則感。
人情味。
“有人把時間當資源，精確切割；有人把時間當河流，順勢而行。”他指著德國和日本的標簽，“有人覺得規則是底線，碰了就是錯；有人覺得規則是參考，靈活才高效。”
小主，這個章節後麵還有哦，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麵更精彩！
他頓了頓，看向巴西和印度的標簽：“有人工作要帶情緒，笑才是認真；有人覺得情緒該留在門外，冷靜才是專業。”
會議室安靜下來。
“所以……”小陳撓頭，“咱們不是文化不同，是‘對工作的理解’不一樣？”
“對。”劉好仃點頭，“咱們以為大家都是來擰螺絲的，其實有人是來守護秩序，有人是來傳遞溫度，有人是來證明能力。”
老張忽然開口：“那……咱們中國師傅呢？算哪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