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屏幕暗下去的瞬間，劉好仃把筆帽哢地一按，塞進筆筒。辦公室的燈還亮著，窗外廠區的光暈浮在玻璃上，映出他半張臉。他沒起身，隻是把剛寫完的“建議記錄003”抽出來，又看了一遍。
“讓那些半夜爬起來補數據的人，被看見。”
他把紙翻過來，在背麵畫了個框，寫上“評估方案”四個字，又在下麵分出三行：過程、人、影響。筆尖頓了頓，沒寫下去。他知道，這幾個字要是落空了，就又成了一紙擺設。
第二天一早，籌備小組圍在小會議室。小林抱著平板，阿珍拿著筆記本，老周把保溫杯擱在桌角，擰開蓋子吹了口氣。沒人說話，都在等。
劉好仃把打印好的材料一人發了一份，第一頁就是那三條維度。
“先說‘過程’。”他開門見山，“我們不是要看結果多漂亮，是看流程有沒有斷點。比如，參數修正了，但沒標原因——這算不算閉環？”
小林翻著數據表：“可係統裡隻要結果對，流程就算走完了。”
“那d+4那三次補錄呢？”劉好仃問，“淩晨兩點、三點、四點，有人手動改了數據，但沒人知道。係統顯示‘正常’，可我們差點就漏了。”
老周嘬了口茶：“這說明，光看數字不行。得看人怎麼填，為啥填。”
阿珍點頭：“可要是查得太細，大家怕被揪住，反而不敢動了。”
劉好仃把一張紙推到中間——是技術組整理的操作日誌截圖，上麵標著三次補錄的ip和工號。“我們已經知道是誰做的。”他說，“但我們不點名，也不通報。這不是包庇，是讓以後出問題的人，敢站出來。”
小林皺眉：“可係統要求所有操作可追溯，這是硬規。”
“追溯是為了歸因，不是為了追責。”劉好仃說，“我們設兩條線：係統日誌照常記錄實名信息，用於內部分析；另外開一個獨立通道，允許匿名上報異常處理。兩條路並行，一個保數據，一個保人心。”
阿珍眼睛一亮：“就像術語卡貼在牆上，但工人可以私下拿筆改注釋？”
“對。”劉好仃笑了，“製度是牆，人是牆上的字。牆不能倒，字可以改。”
小林低頭在平板上敲了幾下：“那指標呢？總不能說‘這周大家挺努力’就完事。”
“得量化。”劉好仃打開投影，調出一張表格，“但不是隻看‘掃了多少碼’，要看‘為什麼掃’‘怎麼掃’。”
他指著第一項：“異常響應時效——從係統報警到第一次人工乾預，幾分鐘？是自動修複，還是人頂上去的？”
老周點頭：“這能看出誰在盯活。”
第二項：“協作可見度——跨班組交接時，有沒有留言、提醒、截圖確認？頻次多少？不是硬性要求，是看默契有沒有長出來。”
阿珍記下來：“比如昨天小李拍了照等上傳，這就是一種‘等回應’的信號。”
第三項：“反饋轉化率——工人提的建議，有多少真進了流程？比如術語卡改注、音樂時段試點，這些是不是從紙條變規矩了？”
小林嘀咕：“這些數不好算啊，得翻聊天記錄、查修改日誌……”
“難算的，才真實。”劉好仃說，“掃碼率可以刷，但一個人願不願意多說一句‘我改了’，這刷不了。”
老周放下杯子：“可要是太複雜，一線哪有空填？”
“所以不能我們定完就發下去。”劉好仃從文件夾裡抽出一張紙條，上麵是鉛筆寫的：“我能寫條子嗎？就寫我覺得哪兒還不順？”
他把紙條傳給大家看：“信任不是從方案開始的，是從第一張紙條開始的。方案還沒定，討論就得先開。”
阿珍問：“那怎麼聽？挨個問？”
“三場聽證會。”劉好仃說，“每場十個人，隨機抽，一線工人為主。問題寫在卡上，匿名投，現場讀，當場討論。不記名，不錄音，隻記共識。”
小林有點猶豫：“可這樣效率低，還得組織好幾輪。”
“效率不是最快的才算高。”劉好仃說，“是大家覺得‘這事兒有我一份’，才願意認真。我們不是在做考核，是在做共治。”
老周笑了：“您這哪是搞評估，是搞民主評議。”
“對。”劉好仃也笑，“咱們廠沒董事會，但有工人。他們的聲音，就是董事會。”
材料傳到最後一環，是權重分配。技術組建議過程占60，人力建議人占50，戰略組覺得影響最重要，得占七成。
會議室又靜下來。
劉好仃沒急著說話，而是打開手機，翻出一段視頻——南粵車間裡，工人們邊乾活邊合唱《凡人歌》，有人敲著水杯打拍子，有人笑著接下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