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節之後：博物館的傳承與新生
＞淩峰和林悅並肩站在即將開放的博物館大廳裡，望著牆上“中國早期博物館發展曆程”的展牌，心中湧起一股難以言喻的激動。
十月的晨光透過百葉窗，在淩峰的書桌上投下斑駁的光影。國慶中秋長假剛過，空氣中還彌漫著節日的餘溫，他卻早已伏案工作，麵前鋪滿了博物館設計圖紙。
林悅輕手輕腳地走進書房，將一杯剛泡好的龍井放在桌角：“又是一夜沒睡？”
淩峰抬起頭，揉了揉酸脹的太陽穴，微笑著握住妻子的手：“想到博物館即將開幕，就睡不著。你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聽說‘博古院’的那個下午嗎？”
緣起：異國他鄉的“博古院”
五年前，同樣是國慶中秋雙節過後，淩峰和林悅還隻是大學考古係的年輕教師。那時，他們跟隨導師陳明遠教授——一位畢生致力於中國博物館史研究的學者，參加了一個關於“中國早期博物館溯源”的國際學術會議。
就是在那個會議上，他們了解到一個鮮為人知的曆史事實：中國早期博物館的發展始於一段不平凡的曆程。
1847年春天，居住在廈門的林鍼因精通英文，應邀赴美國教授中文。在美國，他偶然走進一個燈火通明、彩煥雲霄的地方，那裡擺滿了天下珍貴而稀奇的東西，供人參觀。回國後，他在《西海紀遊草》中稱這個地方為“博古院”，並特彆提到——“中國沒有”。
“這就是近代中國人第一次接觸西方博物館的記載，”陳明遠教授當時激動地指著投影上的史料說，“林鍼可能根本不知道這個地方由誰創建、為何創建，但他的記錄具有開創性意義。”
淩峰還記得陳教授眼中閃爍的光芒：“博物館不僅是收藏文物的地方，更是文明的對話者。而中國人自己創辦博物館的曆史，就是一部從看到想，從想到做的奮鬥史。”
林悅也被這段曆史深深吸引。她專注地閱讀著會議材料，了解到繼林鍼之後，郭連城、斌椿、張德彝、王韜等人也陸續在海外遊曆中接觸了西方博物館。
郭連城在意大利參觀的博物館裡，排列著各種稀奇古怪的東西，還有幾十間玻璃屋子收藏著古時各國供奉的神像；斌椿在英國所見則更像是動物園和自然類博物館，裡麵有老虎、豹子、獅子、大象等動物。
“這些先驅者的記錄，雖然大多停留在‘炫、奇、珍、稀’的描述層麵，並沒有深刻反思中國在這方麵的缺失，”陳教授繼續說道，“但他們的觀察為後來者鋪平了道路。”
會議結束後，陳教授將淩峰和林悅留了下來：“我已經老了，但你們還年輕。我有一個夢想——建立一座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特色博物館，不僅展示文物，更要講述中國博物館人自己的奮鬥史。你們願意幫我實現這個夢想嗎？”
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請求，開啟了淩峰和林悅與陳教授共同開創博物館的征程。
傳承：先賢的博物館夢想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淩峰和林悅跟隨陳明遠教授深入研究了中國博物館的發展曆程。他們發現，從林鍼初識西方博物館，到中國人自己創辦博物館，經曆了漫長的過程。
“你們看，”陳教授在一堆故紙叢中抽出一份文獻，“19世紀後期，境外來華人士開始在中國創辦博物館。1868年，法國傳教士韓伯祿在上海創建了‘徐家彙博物院’；1874年，英國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創建了亞洲文會博物院。”
淩峰仔細閱讀著這些史料，注意到徐家彙博物院以收藏中國動植物標本為主旨，最初命名為自然曆史博物院，1883年才改名為徐家彙博物院。
“這些早期博物館雖然建在中國，但都是由外國人創辦的。”林悅若有所思地說。
陳教授點點頭：“正是如此。所以到了戊戌變法前後，康有為、鄭觀應、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開始明確提出要在中國辦博物館。”
三人深入研究這段曆史時發現，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把博物館及動物園、音樂院等公共設施規劃進‘太平世’，在《實理公法全書》中強調博物館不僅可以“悅民心”，而且可以“開民智”。
而更讓他們感動的是，鄭觀應甚至在其《盛世危言》的‘考試’篇中主張將創辦博物院與鐵路、輪車、礦物之事等一起，作為考試出題的內容之一。
“這些思想家的呼籲為中國人自己創辦博物館奠定了理論基礎。”淩峰一邊整理資料，一邊感慨道。
然而，真正將理論付諸實踐的，是一位名叫張謇的實業家。1905年，張謇兩次上書清政府，建議在京師建立合博物、圖書二館為一體的博覽館。
遭到清廷無視後，他決定憑借自己的力量在家鄉南通創辦博物館。
“這就是著名的南通博物苑，”陳教授聲音有些顫抖，“張謇是我們所有博物館人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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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艱難的創業之路
兩年前，陳明遠教授被確診患有嚴重的帕金森症，不得不退出一線研究工作。在病榻前，他緊握著淩峰和林悅的手：“博物館的夢想，就交給你們了。”
帶著導師的囑托，淩峰和林悅開始了艱難的創業之路。他們辭去了大學的教職，全身心投入到博物館的創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