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是斷了朝堂官員的“私財”。
以往南方官商總會給朝中大臣送些“孝敬”，如今乾脆一刀切，把本該流入私人腰包的銀子全歸了太倉銀。
他們算準了，朝堂上不少官員都靠這“孝敬”過活，斷了這筆錢，朝中定會有人先慌，到時候看朝廷還怎麼一心對付南方。
這麼一番操作，崇禎十七年裡，國庫從未超過三百萬兩白銀，如今僅僅是南方六省，居然已經到了四百二十萬兩銀值，朝廷大員們都要哭了。
就這麼著，南方官商一邊抱團，一邊用軟辦法跟朝廷耗著，局勢僵在了那裡。
還彆說，南方官商這一套應對法子，還真見了效——
朝堂這邊左看右看，竟沒找到動手的理由。
畢竟南方該交的鹽稅、商稅、土地稅，連市舶司的關稅、各地的貢品，全都是按上限交的，一分不少，漕糧也照樣由漕運送進京，半點沒耽誤。
至於湖廣因流寇作亂糧食減產的事，南方豪商根本沒當回事——
他們早有門路，直接從呂宋進口糧食。
那糧食價格便宜得離譜，比自己種還要劃算，運回來不僅夠自家消耗，還能補足漕糧的份額，半點沒受影響。
就這麼一耗，竟安穩延續到了乾德二年，南方與朝廷倒也相安無事。
後來南方豪商私下裡算賬，越算越驚喜：
不僅沒因為跟朝廷僵持而虧本，反而借著呂宋便宜的進口糧，省下了不少田租和種植成本，最後竟還略有小賺。
這下他們更有底氣了，隻覺得這“軟抵抗”的日子，還能再撐些時候。
南方官商見跟朝廷僵了這麼久，不僅沒招來兵禍，反而還賺了些銀子，越發篤定了心思，連西洋人說的“如今這位皇帝已昏庸”的論調，也都暗暗認了——
在他們看來，隻要太倉收支能平衡，貢品按時送到京裡，這位皇帝就不會動權杖，隻會默認南方維持現狀，哪還有半分整頓朝局的銳氣。
京城這邊，駱思恭的心思也變了。
他如今早跟朝堂官員擰成了一股繩，理由再實在不過：
一來，他本就是股東之一，與朝堂大股東有共同利益；
二來，皇帝已經許久沒召見他，錦衣衛這些日子更是連半點差事都沒有，閒置在一旁。
駱思恭越想越惶恐，生怕自己失了聖心，趕緊找魏德藻商議。
可魏德藻也摸不透皇帝的心思，兩人琢磨來琢磨去，索性乾脆找了陳演、張縉彥等朝臣一起商量。
幾人合計半天，最後定下主意：
乾脆把錦衣衛徹底拉進朝堂陣營，往後跟南方官商的往來、對皇帝的動向揣測，都擰在一起辦——
既能借錦衣衛的勢力穩住朝堂這邊的陣腳，也能讓駱思恭安下心，免得他獨自惶恐生出事端。
錦衣衛竟與朝官湊成同一陣營，這在大明幾百年曆史裡，實在是頭一遭的稀罕事。
駱思恭本就揣著惶恐，半推半就間便徹底入了夥——
既想借朝堂的勢力穩住自己，也盼著能重新沾上權力的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