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票在掌心焐得發燙，那頁母親的日記被江水潮氣浸出褶皺。
我們在霧氣彌漫的碼頭告彆程父時，他往畫筒裡塞了包梧桐樹苗——"替我種在重慶的山坡上，"老人的聲音混著汽笛，"讓它們替我們看看，自由的土是什麼顏色。"
從上海到重慶的四十七天船程，程硯舟在艙板上畫滿了流民的臉：抱著繈褓的婦人、斷腿的傷兵、啃著樹皮的孩童。
我用母親的銀簪挑開黴爛的米袋，看他把發黴的米粒一粒粒揀出來，說"這是舊世界的膿瘡，得挑乾淨才會長新肉"。
春桃的信在中途被江水打濕，隻留下"紗廠女工需筆杆子"幾個模糊的字，於是我們在抵達戰時陪都的第三日，揣著半本《資本論》和程硯舟的油畫箱，擠進了南岸區嘈雜的紡織廠。
工頭趙鐵柱第一次用鞭子敲我後頸時，我正盯著車間橫梁上的蛛網——那結構多像繡樓的雕花窗欞，隻是這裡粘的不是玉蘭花，是飛蛾的殘翅。
程硯舟夜間在工人夜校講課時，總把梧桐樹苗的嫩芽彆在講義裡，而我藏在圍裙下的，是母親日記裡撕下的那頁："當機器開始吃人的時候，我們要學會用齒輪的聲音唱歌。"
紡織廠的縫紉機聲像永不停歇的戰鼓，震得我耳膜發疼。
我戴著程硯舟送的藍布圍裙，在流水線前分揀棉布，指尖很快磨出了繭。
趙鐵柱工頭）叼著煙卷走過時，總會用鞭子敲我的後頸："沈九娘，彆磨洋工，你男人在夜校教那些窮鬼識字，你倒想在這兒偷懶？"
他左手戴著黑色皮手套，指尖處有明顯的凹陷——那是他斷指的地方，我曾看見他在午休時偷偷用酒精擦拭殘指，眼神裡滿是痛楚。
我低頭盯著傳送帶上的粗布，想起昨夜程硯舟在閣樓畫的《女工》——畫中女子挽著袖口，手臂上的肌肉線條分明，眼神像釘進磚牆的鐵釘。
他說這是"勞動的詩意"，可我知道，這詩意裡混著汗水、機油和隨時可能被機器卷斷手指的恐懼。
趙鐵柱的妻子死於產後大出血，我曾在他工具箱裡見過一張泛黃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抱著嬰兒，嘴角還帶著微笑，背景是紗廠的煙囪。
"九娘，"同車間的阿芳塞給我一塊硬餅，她眼角的淤青還沒消退，"聽說你男人會畫畫？能不能給我家小囡畫張像？她去年得猩紅熱沒了......"
我攥緊硬餅，喉嚨發緊。
阿芳的女兒我見過，躺在破草席上，手裡還攥著半塊玉米餅。
程硯舟說過，這不是個人的悲劇，是整個時代的潰爛。
那天深夜，我偷偷在他的《資本論》扉頁寫："或許我們該畫的，不是單個的苦難，而是造成苦難的機器。"
趙鐵柱在旁走過，靴底碾碎了阿芳掉在地上的餅渣，我看見他喉結滾動，卻又狠狠踩了兩腳——那是對自己的厭惡，也是對現實的無奈。
暴雨突至的傍晚，程硯舟衝進車間時渾身濕透。"跟我走！"
他抓住我沾著棉絮的手，"巡捕房要抓赤色分子，你今天在女工集會上說的話......"
"我說的都是實話！"我甩開他的手，卻被他拽進懷裡。
他胸前的玉佩硌著我的鎖骨，像母親當年的擁抱："八歲女孩每天工作十二小時，童工死亡率比戰前高了三倍，這些也要當假話咽下去？"
趙鐵柱靠在門框上，手套下的斷指無意識地敲著鐵皮，眼神複雜——他曾是童工，卻因舉報工頭被打斷右手，現在卻不得不成為壓迫者。
車間屋頂漏雨，水珠順著房梁滴在他眼鏡片上。
我看見自己倒映在他瞳孔裡，頭發散亂，圍裙上沾著機油，卻比任何時候都明亮——那是被怒火點燃的光，是母親跳繡樓時眼裡的光。
"走！"他拽著我往安全出口跑，身後傳來趙鐵柱的叫罵聲："沈九娘，你以為能逃到哪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