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的秋收像場硬仗，太陽還沒冒頭，隊長的哨子就響破了梁家坳的晨霧。
露水打濕的稻穗沉甸甸的，鐮刀割下去“唰唰”作響，手腕累得像灌了鉛。
我弓著背在田裡挪動，泥漿沒過腳踝，每走一步都要費好大的勁。
那天下午，日頭正毒，我彎腰割稻時，左腳突然踩進一個泥坑，身子一歪，手裡的鐮刀就跟著甩了出去。
白光一閃，接著是“噗”的一聲悶響。
我低頭看見左腿上綻開一道口子，鮮血像決堤的河水湧出來，瞬間染紅了褲腿。
那血溫熱得嚇人，順著褲管往下淌，滴在水田裡，把渾濁的泥水染出一圈圈暗紅。
旁邊的知青“啊”地尖叫起來，手裡的鐮刀掉在田裡，濺起一片泥花。
我腦袋“嗡”的一聲，隻覺得腿上的疼像潮水般湧來，眼前陣陣發黑。
隊長跑過來時罵了句臟話，他撕開自己的襯衫，那是件打了補丁的藍布褂子，布一按在傷口上就被血浸透了。
“彆愣著！抬他去衛生所！”他吼著，聲音在稻田裡回蕩。
兩個老鄉蹲下身架起我，我的左腿使不上勁，隻能靠他們拖著走。
泥地很滑，他們深一腳淺一腳，每一步都讓傷口疼得鑽心。
我趴在老鄉背上，能聞到他身上汗味和泥土味，還有他粗重的喘氣聲，一下下撞在我胸口。
衛生所是間低矮的土房，牆上貼著褪色的“為人民服務”標語，牆角堆著幾捆草藥。
老赤腳醫生戴著老花鏡，鏡片上蒙著層灰，他掀開我的褲腿時，眉頭皺得能夾死蒼蠅。
“劃得深，見著骨頭了。”他嘟囔著，從藥箱裡翻出半瓶碘酒，瓶子上的標簽已經模糊不清，碘酒呈渾濁的黃色。
“前年縣醫院的西藥都被當‘封資修’燒了，現在連酒精都得拿紅薯乾兌。”他用指甲刮著瓶身，發出“滋滋”的聲響。
土黴素被碾成粉，撒在傷口上時，那疼比鐮刀劃開時更甚。
我咬著牙，額頭上的冷汗滴在地上，把乾硬的泥土砸出小坑。
老醫生用一塊看不出顏色的破布纏傷口，布上還沾著上次包紮留下的血漬。
“彆沾水，每天來換藥。”他說完，又往我手裡塞了幾顆黑乎乎的藥丸，“這是俺自己采的草藥，消炎的。”
可地裡的活兒等不得。
歇了兩天，我看著彆人在田裡忙活，心裡急得像貓抓。
隊長說“秋糧不等人”，我就拄著根木棍下田了。
傷口進了水，很快就發炎，紅腫得老高，還往外流膿水，一股惡臭熏得人作嘔。
晚上脫褲子時，布跟肉粘在一起，一撕就扯下一層皮，疼得我直抽氣。
老醫生搖著頭說：“不行，得去公社醫院，再耽誤就廢了。”
去公社醫院的牛車走了十裡地，土路坑坑窪窪，每顛一下都像有人拿錘子砸我的腿。
醫院的白牆在陽光下晃得人眼暈，消毒水的味道刺鼻。
醫生掀起繃帶時，傷口周圍的肉已經發黑，他皺著眉說：“耽誤了，得清創。”
沒有麻藥，他用鑷子夾著棉球蘸了酒精，剛碰到傷口，我就疼得差點從床上滾下去。
那疼像無數根針在紮，又像有把火在燒，我攥緊了床沿，指關節發白，汗水把床單浸得透濕。
清創完，傷口上敷了層油紗布，纏上厚厚的繃帶。醫生說：“以後走路留神點。”
可那道疤還是留在了腿上，像條扭曲的蚯蚓。
陰雨天時，疤痕處又癢又疼，像有把鐮刀在肉裡來回割。
傷口愈合後，腿肚子的肉粘連在一起，走路開始一瘸一拐。
回知青點的路上，我看著路邊的黃土坡，覺得自己的腿就跟這荒坡一樣，再也長不出好莊稼了。
夜裡摸鉛字模子時，模子的冰涼觸感讓我想起爹的手，忽然很想回家，想聞聞北京胡同裡的煤煙味，想看看媽在縫紉機前忙活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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