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出院那天，林溪燉的鴿子湯在砂鍋裡咕嘟作響，湯麵上浮著層薄薄的油花，像極了父親當年在機械廠食堂熬的肉湯。
她往我碗裡舀了勺湯，銀鐲子在碗沿輕輕磕碰，發出細碎的響——那鐲子是用紅星機械廠的舊機床零件熔鑄的，李大爺托老銀匠打的，說“讓機器的魂，護著好人”。
“孫磊的母親轉去了民政兜底的醫院。”
林溪用筷子撥著湯裡的紅棗，“他在看守所寫了封長信，說昨天學《刑法》，看到‘犯罪中止’時哭了——如果那天接了萌萌的電話，是不是一切都不一樣？銀杏葉黃時，想托人給她墓前獻束荻花，就像她畫裡那樣，讓風帶著‘對不起’飛遠。他還說終於明白爺爺日記裡‘守心比守物更難’是什麼意思。還說那些零件該還給國家，就像他欠萌萌的，總得有個歸還的模樣。”
我摩挲著胸前的三等功獎章，冰涼的金屬貼著皮膚，突然想起趙鵬被帶走時掉在地上的相冊。
照片裡少年趙鵬站在機床旁，爺爺的手搭在他肩上，兩人身後的牆上掛著“精工細作”的錦旗——那四個字是父親寫的，筆鋒剛勁，如今還刻在博物館新展櫃的玻璃上。
警局檔案室的新展櫃裡，王桂蘭案的銀杏葉與趙建國的廠徽並排陳列，中間夾著父親的賬本複印件。
馬老根送來的老相冊攤開在旁，照片裡七個老人站在銀杏樹下，父親胸前的獎章與趙鵬爺爺的那枚，在玻璃倒影裡連成了條金線。
“新人總問，趙鵬明明想重建工廠，為什麼會走上歪路？”
老周抱著個紙箱進來，裡麵是萌萌的畫稿，“我就給他們看這個。”
他抽出張趙鵬少年時的機床模型圖紙，背麵用鉛筆寫著“爺爺說，機器要先校準齒輪，人要先校準心”。
字跡被淚水洇過，模糊卻倔強，像極了孫磊爺爺日記裡的句子：“磊磊，彆讓急火熬乾了良心的湯。”
林溪突然拉我去博物館。
工業記憶展廳裡，當年丟失的機床零件被安放在絲絨台座上，旁邊循環播放著老工人的采訪。
李衛國坐在輪椅上，指著零件上的紅星標記說：“這是陳建軍刻的，他說機器會老，但紅星不能褪色。”
屏幕裡的李萌萌正在給父親擦汗，陽光透過銀杏葉落在她臉上，手裡的荻花映得通紅。
解說員說這是“守護的傳承”，而展櫃最下層，放著孫磊母親的透析繳費單複印件，旁邊是張新的捐款賬戶——是警局同事和老工人們湊的，備注寫著“讓善良彆被生活逼到絕路”。
母親在櫻花樹下鋪開野餐墊。
不遠處的互助會活動室，馬老根正給孩子們看“紅星廠徽”，手裡的茶杯印著王桂蘭的名字；李衛國推著輪椅幫張奶奶取藥，工具箱側麵貼著萌萌畫的五角星——輪椅扶手磨得發亮，像他總說的“老機器隻要保養好，照樣能轉。”
李大爺正給孩子們講銀杏果的故事：“當年陳警官把賬本藏在樹洞裡，不是怕人偷，是怕這世道的急功近利，忘了有些東西比錢金貴。”
孩子們撿起落在野餐墊上的櫻花瓣，往透明罐子裡塞，說要做成“記憶罐頭”。
我看著罐子裡層層疊疊的花瓣，突然明白趙鵬為什麼沒砍那棵老銀杏——他心裡藏著的不隻是工廠夢，還有爺爺擦機床時的背影，隻是被欲望的雜草遮了太久。
“看，那是萌萌畫的。”
林溪指著展廳角落的兒童畫展區。
最顯眼的位置掛著萌萌的畫：五角星嵌在銀杏葉裡，樹下站著穿警服的我和父親，旁邊歪歪扭扭寫著“正義是棵大樹，根在心裡，葉在明天”。
回警局的路上，新警小陳正在銀杏樹下練隊列，他的警號末尾是“1987”，正是機床零件的編號。
“陳哥，老周說您父親當年為了護機器，三天三夜沒合眼。”
他敬了個標準的禮，“我也要做能讓前輩驕傲的警察。”
陽光穿過新葉的縫隙，在他年輕的臉上投下斑駁的光影。
我想起審訊室裡孫磊說的最後一句話：“如果能重來，我想聽聽爺爺說的‘好人’是什麼樣。”
或許，正義從不是簡單的懲罰與寬恕，而是讓每個迷失的人，都能在記憶的樹蔭裡，找到回家的路。
就像那棵老銀杏，經曆過風雪，卻總能在春天抽出新芽——因為深紮在土裡的根，記得每片落葉的囑托，也護著每粒種子的新生。
本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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