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力量在這一時期更顯堅韌。亂世中崛起的地方豪強與鄉紳，往往以“保境安民”為己任，他們牽頭組織鄉兵護衛村寨，同時建立“義倉”“藥局”，為村民提供糧食與藥品救助。如吳越國境內的錢氏家族，不僅興修海塘抵禦水患，還在鄉村設立“義學”，讓戰亂中的孩童得以識字啟蒙，將公益服務與地方治理緊密結合，成為亂世中罕見的“民生綠洲”。
宗教場所依舊是公益服務的重要載體。佛寺、道觀憑借相對穩定的經濟基礎如寺產、信徒捐贈），成為收留流民的“避難所”。許多寺院開辟“寺田”，組織流民耕種，既解決溫飽，也為社會保留了生產力量；部分道觀則發揮醫藥優勢，為貧病者免費施藥，在缺醫少藥的亂世中，成為維係生命的重要支點。
這一時期的公益服務，雖無統一製度可言，卻在各政權與民間社會的自發行動中，形成了“小區域互助”的特色——從官方的局部救濟，到地方勢力的自保式幫扶，再到宗教場所的普世收留，每一種形式都緊貼亂世的生存需求，如同暗夜中的星火，雖微弱卻持續燃燒，為後續的文明整合保留了公益傳統的火種。
緊接著，在遼宋夏金元時期，多民族政權並立與融合的格局，讓公益服務在碰撞與借鑒中呈現出多元一體的新麵貌。既有中原傳統的延續，也有遊牧文明的融入，形成了更具包容性的實踐形態。
宋朝以“崇文抑武”立國，公益服務的製度化與精細化程度達到新高度。中央設立“司農寺”“常平司”專管救濟，將唐代的“常平倉”“義倉”製度進一步完善，還首創“廣惠倉”，專門收納沒官田產的租稅，用於救助“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地方上，範仲淹在蘇州設立“範氏義莊”，以宗族田產的收入長期資助族人，包括教育、婚嫁、喪葬等多個方麵，開創了“宗族公益”的典範，其模式被後世士大夫廣泛效仿。民間慈善組織也日趨活躍，“安濟坊”收治病人、“漏澤園”安葬貧者、“慈幼局”收養棄嬰，這些專業化的公益機構，標誌著公益服務從“應急救濟”向“日常保障”延伸。
與宋並立的遼、夏、金等少數民族政權，在借鑒中原製度的同時，融入了本民族特色。遼朝在五京地區設立“贍窮院”，既救助契丹貧民，也撫恤漢族流民，體現了“因俗而治”的公益智慧；西夏則將佛教信仰與公益結合，在境內廣建寺院，這些寺院不僅是宗教場所，更承擔著收留孤兒、救濟災民的功能，其“寺戶”製度由寺院管理的佃戶）既保障了寺院經濟，也為底層民眾提供了生存依托。
元朝統一後，疆域遼闊的帝國版圖為公益服務的跨區域實踐提供了條件。元廷在全國推廣“常平倉”與“義倉”，並設立“惠民藥局”，由官府撥付藥材，為各地民眾提供低價或免費醫療，其覆蓋範圍遠超前代。同時，蒙古統治者尊重各民族文化，支持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等宗教團體參與公益，如藏傳佛教寺院在藏區設立“熬茶點”，為往來商旅與牧民提供飲食；回回商人則通過“善堂”救助同鄉，這些多元力量共同構成了帝國的公益網絡。
這一時期，公益服務不再局限於單一民族或地域的傳統，而是在多文明交融中形成了“製度規範化、主體多元化、服務專業化”的特點。無論是宋朝的民間慈善機構，還是遼夏金元的跨民族救濟，都在不同層麵豐富著公益的內涵，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公益傳統注入了更深厚的底蘊。
緊隨其後的明清時期，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最後階段，公益服務在繼承前代傳統的基礎上，朝著更係統、更深入的方向發展，既延續了“官民協同”的模式，又因時代變遷催生出新的實踐形態，呈現出傳統與變革交織的特征。
明朝初年，朱元璋吸取元末戰亂的教訓，將公益服務與基層治理緊密結合。朝廷在全國推行“預備倉”製度，要求各縣在鄉村設倉，由裡甲負責管理，豐年勸民捐糧，災年開倉賑濟，形成覆蓋城鄉的應急儲備網絡。同時，官方大力倡導“鄉約”製度，通過《聖諭六言》“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裡，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引導民間互助，許多鄉村自發組織“會”“社”等團體，如“養老會”定期資助孤寡老人，“助學社”幫扶貧寒學子，讓公益服務融入日常鄉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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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後期，商品經濟的繁榮催生了民間公益的新活力。江南地區的富商與士紳成為公益的主力，他們不僅效仿範仲淹設立“義莊”，更拓展了公益領域：如馮夢龍在福建壽寧任知縣時，修建“育嬰堂”收養棄嬰；徐光啟在上海推廣農業技術，編寫《農政全書》指導生產，以科技助力民生。民間慈善組織也日趨專業化，“同善會”“廣仁會”等團體通過募捐籌集資金，有針對性地開展救災、濟貧、助學等活動，其運作模式已接近近代公益組織。
清朝在公益製度上多承明製，並有所創新。康熙、雍正時期，多次下令整頓“常平倉”“義倉”，要求地方官定期核查，確保糧食儲備充足；乾隆年間，在全國推廣“普濟堂”“育嬰堂”，將官方救濟的範圍從災荒擴展至日常民生。值得一提的是，清朝的公益服務更注重多民族地區的適配性，如在蒙古草原設立“驛站”兼作救濟點，為牧民提供糧食與醫療；在西藏地區支持寺院設立“藏醫館”，既傳承醫學，也服務民眾，體現了多民族公益的融合。
晚清時期，西方公益理念隨列強入侵傳入，傳統公益開始向近代轉型。一些開明士紳借鑒西方慈善模式，創辦新式公益機構，如1878年李鴻章在天津設立“廣仁堂”，不僅救濟災民，還開設學堂、傳授技藝，強調“教養並重”；傳教士也帶來了醫院、孤兒院等新式公益形式，雖帶有宗教目的，卻在客觀上推動了公益服務的近代化。
明清時期的公益服務，既堅守了“民為邦本”的傳統理念，又在商品經濟發展與外來文化衝擊中不斷調適，其“官方主導更趨規範、民間參與更趨多元、服務領域更趨廣泛”的特點，為中國公益傳統畫上了承前啟後的一筆，也為近代公益事業的發展埋下了伏筆。
而在歐洲各國，早在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對於公益服務領域的認知認識以及相關實踐活動，也常常聚焦於城邦共同體的存續與公民精神的培育，呈現出與東方文明既相似又有差異的特質。
古希臘的公益服務深深植根於城邦製度。雅典作為民主製的代表，將“公共善”視為公民的核心責任。富裕公民需承擔“公益捐助”如資助戰船建造、戲劇節舉辦、宗教祭祀等），這種被稱為“iturgia”的義務，既是財富的體現，更是榮譽的象征——通過為城邦共同體付出，公民得以彰顯對集體的忠誠。同時，城邦設立公共浴場、體育館、劇場等設施，向全體公民開放，這些場所不僅是生活空間，更是培育公民意識的“公益課堂”。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哲人在街頭巷尾免費講學，傳播哲學思想，本質上也是一種精神層麵的公益實踐，旨在提升公民的智慧與美德。
古羅馬則在擴張與治理中發展出更具實用性的公益形態。共和國時期，為贏得平民支持，貴族常通過“穀物分配”向貧困公民免費或低價提供糧食）踐行公益，這一製度後來演變為帝國時期的“公糧製度”，成為維係首都穩定的重要手段。古羅馬的公共工程更是公益服務的直觀體現：四通八達的羅馬大道既服務於軍事，也便利了商旅與物資運輸；遍布各地的引水渠將清潔水源引入城市，惠及普通民眾；公共圖書館收藏卷軸，向識字公民開放，推動了知識的傳播。此外，羅馬法中關於“無主財產歸城邦所有以濟貧”的規定，以及對孤兒、寡婦的特殊保護條款，都暗含著對弱勢群體的關照，將公益理念融入法律體係。
這一時期的歐洲公益，雖帶有濃厚的城邦本位與階級色彩如古希臘的公益主要麵向公民，排除奴隸與外邦人），但已凸顯出“集體利益優先”的核心邏輯，其通過製度設計、公共設施建設與公民義務相結合的實踐模式，為後世歐洲的公益傳統奠定了重要基礎，與同時期東方文明的公益實踐形成了東西方文明在“互助共濟”理念上的早期呼應。
緊接著，到了後來，在封建王朝中世紀時期，歐洲的公益服務與基督教信仰深度綁定，教會成為公益實踐的核心載體，其形態雖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卻在動蕩的年代裡承擔起維係社會基本救濟的重任。
中世紀的歐洲，莊園製與神權統治交織，世俗政權的力量分散，教會憑借其遍布各地的教區網絡，成為公益服務的主要執行者。修道院與教堂不僅是宗教活動場所，更是地方公益的中心：修道院開辟“救濟田”，將收獲的糧食分發給貧病者；教堂設立“施舍箱”，收集信徒捐贈的財物，用於救助孤兒、寡婦與流浪者。許多修道院還附設醫院如巴黎的主宮醫院、倫敦的聖巴托羅繆醫院），由修士擔任醫師，為平民提供免費醫療，儘管診療手段摻雜著宗教儀式，卻在缺醫少藥的時代為生命提供了庇護。
除了物質救濟，教會還通過教義傳播塑造公益倫理。《聖經》中“愛人如己”“周濟窮人”的訓誡，成為信徒踐行公益的精神動力，捐贈財物、參與救濟被視為“贖罪”與“接近上帝”的途徑。貴族與富商常將土地或財產捐贈給教會，一部分用於宗教活動，另一部分則專門用於慈善，這種“宗教性公益”雖服務於教會權威的鞏固，卻客觀上形成了相對穩定的救濟體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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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城市的興起，世俗公益力量逐漸萌芽。12世紀以後，歐洲城市中出現了由行會如商人行會、工匠行會）主導的公益活動：行會設立“互助基金”，為生病、失業的會員提供資助，為去世會員的家庭支付喪葬費用；一些城市還出現了“兄弟會”“慈善會”等民間組織，由市民自發捐款，用於修路、建橋、救助本地窮人，其服務範圍更貼近市民的實際需求，展現出脫離宗教框架的公益自覺。
這一時期的歐洲公益，以教會為主導、以宗教為紐帶，雖帶有鮮明的時代局限性如救濟範圍多局限於信徒、服務帶有強烈的精神控製色彩），但在戰亂頻發、生產力低下的背景下，有效填補了世俗政權在社會保障上的空白，其通過組織化、製度化開展救濟的實踐，以及“公益與信仰結合”的模式，深刻影響了後世歐洲的慈善傳統，為近代公益組織的誕生埋下了伏筆。
與此同時，在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和非洲地區，對於公益服務領域，也各自孕育出與本土文明特質相契合的實踐形態，雖地域相隔、文化各異，卻都閃耀著“互助共濟”的人性光輝。
古印度的公益服務與宗教信仰、種姓製度交織在一起。在吠陀時代，“達摩”法）的觀念中便包含“布施”的義務，富人需向婆羅門祭司、貧困者捐贈財物，這種“檀那”慈善）行為被視為積累功德的重要方式。佛教興起後，更將公益推向普世層麵：釋迦牟尼倡導“慈悲為懷”，僧團不僅傳播教義，還建立“精舍”寺院）為旅人提供食宿，開設“藥藏”藥房）救治病患。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堪稱古代公益的典範，他在全國修建道路、驛站、水井，設立“病院”不僅為人治病，也兼顧動物），其敕令中“凡我統治之處，應無病苦”的理念，將公益服務上升到國家治理的高度。
阿拉伯世界的公益傳統則與伊斯蘭教的教義深度融合。《古蘭經》明確倡導“施舍”紮卡特），將其列為“五功”之一，要求信徒將部分財產捐贈給貧困者、旅行者等群體，這種宗教義務催生出製度化的公益實踐。倭馬亞王朝與阿拔斯王朝時期，阿拉伯帝國建立了“瓦克夫”製度宗教捐贈），富人將土地、商鋪等財產捐贈出來，其收益用於修建清真寺、學校、醫院、驛站等公共設施，這些設施向所有民眾開放，不分信仰與種族。巴格達的“智慧宮”不僅是學術中心，也承擔著翻譯典籍、傳播知識的公益職能；開羅的“曼蘇爾醫院”配備專業醫師，為患者提供免費治療，其運作模式對後世影響深遠。
美洲的瑪雅、阿茲特克、印加等文明，在與舊大陸隔絕的環境中發展出獨特的公益形態。瑪雅城邦雖紛爭不斷，卻會在乾旱季節組織集體祭祀，同時調配糧食救助受災部落，神廟不僅是宗教中心，也是儲存公共物資的“救濟倉”。阿茲特克人在特諾奇蒂特蘭城修建了完善的水利係統，既用於灌溉，也保障城市供水，這種公共工程本身就是重要的公益實踐；他們還設立“學校”，向貴族與平民子弟傳授農業、手工藝知識，體現了對教育公益的重視。印加帝國則憑借強大的中央集權，建立了覆蓋全國的“倉庫網絡”，豐年儲存糧食、布匹，災年由政府統一調撥發放，同時組織民眾修建道路、梯田，通過集體勞動實現資源共享，其“人人為集體，集體為人人”的公益理念，與帝國的統治模式緊密相連。
非洲地區的公益服務則更多依托部落共同體的傳統。在西非的加納、馬裡帝國，國王通過“宮廷施舍”向臣民分發財富，控製黃金貿易的同時，也以公益維係統治合法性；部落中的“長者會議”負責調解糾紛、救助貧弱，傳統的“互助會社”如約魯巴人的“埃蘇蘇”）通過成員定期繳費，為婚喪嫁娶、疾病災害提供資金支持，這種基於血緣與地緣的互助模式，在非洲大陸延續千年。東非的斯瓦希裡城邦，因海上貿易繁榮，形成了兼顧商人與平民的公益體係，港口城市設立“旅客客棧”，為往來商人提供食宿，富商則捐贈資金修建清真寺與市場，服務社區公共需求。
這些分布在不同大陸的文明，雖對公益的理解與實踐形式各異，卻共同印證了“互助是文明存續的基石”這一真理。從宗教驅動的布施，到國家主導的救濟，再到部落共同體的互助，它們各自的探索如同散落在世界版圖上的星火，共同構成了人類公益傳統的豐富圖景。
而在東亞與東歐地區，除了中國以外，日本與朝鮮半島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羅斯和東歐國家，在這一時期，同樣在對應領域，留下了獨特印記。
日本的公益服務在吸收中華文明養分的同時，逐漸形成了與本土社會結構相適應的形態。平安時代7941185年），朝廷效仿唐朝設立“悲田院”“施藥院”，由官方主導救濟貧病，但隨著武家政權崛起，公益重心逐漸向地方轉移。鐮倉幕府時期，寺院與武士集團成為公益主力：禪宗寺院不僅收留流民，還開設“寺子屋”初等教育機構），向平民子弟傳授讀寫算知識，兼具慈善與教育功能；地方大名諸侯）則通過修建水利、減免賦稅等舉措，將公益與領地治理結合，如德川幕府時期的“町人”商人）階層興起後，常以“町內互助”形式開展消防、扶貧活動，形成“町組”公益網絡，這種依托地域共同體的互助傳統，深刻影響了日本的公益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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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半島的古代公益則與儒家文化深度融合。新羅統一朝鮮半島後，效仿唐朝製度設立“義倉”，並在中央設“司倉署”管理救濟事務；高麗王朝時期，佛教的影響讓公益更添慈悲色彩，寺院設立“救濟院”收養孤兒，還通過“寺田”收入支持醫療與教育。朝鮮王朝13921910年）獨尊儒術，公益實踐更強調“仁政”與“鄉黨互助”：朝廷推廣“社倉”製度，由地方鄉紳管理，豐年儲糧、災年賑濟；朱子理學的傳播催生了“鄉約”組織，士人通過講學、賑災、修橋鋪路踐行“為民”理念，如退溪李滉在鄉中設立“陶山書堂”，既傳授學問，也為貧寒學子提供食宿，將教育公益與道德教化緊密結合。
俄羅斯與東歐國家的公益服務，則在東正教影響與社會變遷中呈現出獨特軌跡。基輔羅斯時期，東正教會成為公益核心力量，修道院不僅是宗教中心，更是收留流浪者、救治病人的場所，教會通過“什一稅”收入的十分之一用於慈善）積累資源，開展濟貧、助學等活動。莫斯科公國時期，隨著中央集權加強，沙皇將公益納入國家治理，設立“皇家救濟院”，救助傷殘士兵與孤兒，同時鼓勵貴族捐贈土地設立“慈善莊園”，其收益用於公益。東歐的波蘭、匈牙利等國，在中世紀後期受西歐影響，城市中出現“行會互助”組織，工匠們通過繳納會費，為同行提供醫療、喪葬資助，這種基於職業共同體的公益模式，與當地的城市自治傳統相輔相成。
這些地區的公益實踐，或借鑒中華文明的製度智慧，或依托宗教信仰的精神動力，或植根於本土的共同體傳統，雖形式各異，卻都圍繞“保障生存、維係社群”的核心需求展開，共同構成了歐亞大陸公益文明的多元分支，也為後世的公益發展留下了獨特的文化基因。
而在東南亞地區，古代各文明在熱帶雨林與海洋貿易的滋養下，也孕育出與地理環境、宗教信仰深度交融的公益服務形態，既體現著社群互助的樸素智慧，也閃耀著跨文化交流的印記。
中南半島的吳哥王朝今柬埔寨境內），以宏偉的水利工程彰顯公益底色。吳哥窟周邊修建的龐大水庫巴雷湖）與灌溉渠網，不僅支撐著農業生產，更在旱季為周邊村落提供飲用水源，這種“以公共工程惠及民生”的實踐，讓數十萬民眾得以在湄公河流域繁衍生息。王朝還通過神廟承擔公益職能，神廟不僅是宗教聖地，更是儲存糧食、布匹的“公共倉庫”，祭司們會定期向貧弱群體分發物資，將宗教權威與救濟責任相結合。
馬來群島的滿者伯夷王國今印度尼西亞），作為海上貿易樞紐，公益服務呈現出鮮明的海洋文明特質。王國在港口城市設立“客館”，為往來商船的水手與商人提供食宿救助；在島嶼間的航線沿途修建“燈塔”與“驛站”，保障航行安全與補給。同時，印度教與佛教的影響催生了慈善傳統，貴族將貿易所得捐贈給寺院，寺院則開設“學堂”傳授航海知識與曆法，助力商人與漁民的生產生活，這種“公益與貿易共生”的模式，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繁榮的重要支撐。
東南亞的山地部落與沿海社群，還發展出基於血緣與地緣的互助傳統。如老撾的“琅勃拉邦”地區，村寨中的“頭人”會組織村民共同修建糧倉，豐年集體儲糧，災年按人口分配；菲律賓的“巴朗蓋”村社）製度中，村民通過“互助勞動”如共同開墾土地、修建房屋）實現資源共享，遇有婚喪嫁娶或疾病災害，全社共同出資出力，這種“一人有難，全社相助”的習俗，至今仍在許多地區延續。
隨著伊斯蘭教與佛教在東南亞的傳播，宗教場所進一步成為公益服務的核心。如緬甸的蒲甘王朝，大量佛塔附屬的“功德田”產出用於供養僧人、救助窮人；馬來西亞的清真寺則設立“施舍箱”，收集善款幫助貧困穆斯林，同時開辦“經堂學校”，免費教授兒童讀寫與宗教知識。這些實踐既強化了宗教凝聚力，也讓公益服務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麵麵。
東南亞古代的公益服務，雖未形成如中國或歐洲那般係統的製度體係，卻在自然環境的製約與多元文化的交融中，發展出“依托公共工程保障生存、借助宗教場所傳遞善意、依靠社群互助維係溫情”的獨特路徑，為這片土地的文明延續提供了堅實的社會支撐。
隨後，隨著新航路開辟、文藝複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的相繼湧現，再到改寫世界格局的兩次工業革命，以及以兩次世界大戰為代表的重大曆史事件，人類社會在新興生產力與製度變革的雙重激蕩下加速轉型。從中國晚清的器物革新、辛亥革命的製度探索，到五四運動的思想覺醒、抗日戰爭的浴血奮戰，再到新中國成立後的自力更生、改革開放的擁抱世界，直至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從歐洲各國由封建製向資本主義的跨越，到全球範圍內對社會主義製度的探索與實踐——在這一係列反抗侵略、爭取獨立、維護和平、邁向現代化的壯闊進程中，公益服務領域相較於先前，其內涵、形式與影響力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呈現出從“局部互助”向“全球聯動”、從“慈善救濟”向“權利保障”、從“自發行為”向“係統治理”的跨越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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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同樣漫長的曆史進程中，人類社會雖依舊經曆著頻繁的輾轉變遷，承受著天災人禍與侵略戰爭帶來的深刻“創傷”，卻始終在磨難中砥礪前行。與往昔一脈相承的是，無論是國家危難之際的社會動員、各族群集體投身的公益事業，還是應對天災人禍時的應急服務與政策舉措，都始終順應時代潮流，在全新的曆史機遇中不斷演進，逐步構建起更加多元、靈活且高效的體製機製。這些發展不僅為抵禦侵略、扞衛民族獨立與實現國家重生提供了堅實支撐，更在推動國家富強、民族振興與麵向未來的征程中，奠定了至關重要的基礎。
在這波瀾壯闊的進程中，那些原本平凡卻熱心公益的民眾，如同點點微光彙聚成璀璨星河。他們在危急時刻挺身而出，於發展節點主動擔當，以自身的光與熱照亮前路，在國家記憶與民眾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值得永遠懷念與崇敬。這其中，既有抗日戰爭時期南京安全區主席拉貝自發組織救援、保護二十五萬中國民眾的義舉；也有國共內戰時期、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朝鮮戰爭中，無數無名英雄投身戰地救護與後方支援的奉獻；更有改革開放以來及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後，各行各業湧現出的公益先鋒——他們在扶貧濟困、災害救援、環境保護、公共衛生等領域躬身實踐，以各自的事跡詮釋著公益精神的時代內涵，共同書寫了人類公益史上的壯麗篇章。
在中國，早在晚清時期，以及後來的辛亥革命民國時代、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等曆史時期，在公益服務領域，便已隨著社會激蕩不斷突破傳統框架，呈現出與救亡圖存、思想啟蒙緊密交織的鮮明特質，成為時代變革中一股溫暖而堅韌的力量。
晚清時期，內憂外患的時局讓公益服務與“強國保種”的訴求深度結合。開明士紳與改良派率先突破傳統慈善的局限，將公益目光投向教育、實業與民生改造：張謇在南通創辦大生紗廠，以企業利潤興辦學校、圖書館、養老院，開創“實業助公益”的先河；容閎組織“留美幼童”計劃，雖屬教育範疇，卻以公益初心推動中西文化交融；麵對頻發的災荒，民間義賑逐漸取代傳統官賑，紅十字會等新式慈善組織引入科學救災方法，在1906年湖南水災、1910年東北鼠疫等事件中發揮重要作用，標誌著近代公益理念的傳入。
辛亥革命與民國建立後，公益服務在製度探索中呈現多元格局。南京臨時政府設立“內務部”主管社會救濟，頒布《救災準備金法》等法規，試圖將公益納入法治軌道；民間力量則更為活躍，宋慶齡、蔡元培等發起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既關注政治犯救助，也為底層民眾爭取基本權利；教育公益成為思想啟蒙的重要載體，陶行知推行“生活教育”，在鄉村創辦曉莊師範，讓貧困子弟獲得平等受教機會；晏陽初開展“平民教育運動”，以識字掃盲與技能培訓喚醒民眾，將公益服務與社會改造緊密結合。
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浪潮，更讓公益服務染上思想革新的色彩。進步青年與知識分子將“民主”“科學”理念融入公益實踐，創辦平民夜校、女子學堂，打破傳統教育的階級與性彆壁壘；在城市中，“工讀互助團”興起，青年們通過集體勞動解決生計，踐行“各儘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雖多因現實困境夭折，卻播下了社會互助的新思想種子；針對底層民眾的疾苦，一些社會組織開始關注勞工權益，如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創辦的“上海機器工會”，既組織罷工維權，也為工人提供醫療、教育幫助，開啟了公益與勞工運動結合的先河。
抗日戰爭時期，公益服務成為凝聚民族力量、支撐戰時生存的重要支柱。國共兩黨暫時放下分歧，在後方開展合作救濟：國民政府設立“振濟委員會”，統籌難民安置與物資調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則推行“互助自救”，組織“變工隊”“互助組”恢複生產，開辦“抗日小學”“流動醫院”，保障軍民基本生活。民間力量更是空前動員，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後改稱“中國福利會”）向敵後根據地輸送藥品、醫療器械，聯係國際援助；無數愛國華僑捐款捐物，陳嘉庚等僑領以“企業捐輸”支持抗戰，甚至組織華僑機工隊馳援滇緬公路；普通民眾自發成立“救亡團體”，捐錢捐物、救助傷員，讓公益服務成為全民族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
解放戰爭時期，公益服務則與社會變革的走向深度綁定。解放區繼續推行土地改革中的互助政策，通過“救濟糧發放”“貧農團互助”穩定民生，為戰爭勝利奠定群眾基礎；國統區的公益組織則在動蕩中艱難維係，一些進步團體以“救濟”為掩護，為地下黨傳遞信息、救助被捕人士，將公益服務與爭取民主的鬥爭相結合。這一時期的公益，雖因戰亂呈現碎片化特征，卻始終與時代使命相連，為新中國成立後的公益體係埋下了兼具民生關懷與社會改造意識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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