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這一時期的佛教、道教思想也對協商調解產生了影響。寺廟與道觀常成為民間調解的場所，僧人、道士以“慈悲”“無為”思想為引導，勸導糾紛雙方“放下執念、和睦相處”。例如，南朝梁代的建康城，寺廟僧人常介入鄰裡爭吵、債務糾紛，通過講解因果報應、宣揚寬容理念化解矛盾，這種“宗教調解”雖非官方製度，卻因民眾信仰基礎深厚，成為官府與民間調解之外的重要補充，也讓協商調解從“禮法約束”延伸到“精神引導”層麵。
儘管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協商調解因亂世而缺乏係統性，但這種“靈活適配、多元融合”的實踐，既為後世隋唐時期統一調解製度的建立積累了經驗，也為多民族社會的糾紛化解提供了“尊重差異、尋求共識”的治理思路。
而在隋唐之際，隨著大一統王朝的重建與盛世治理體係的完善，協商調解製度迎來了“製度化成熟”的關鍵階段，不僅形成了覆蓋中央到地方的完整體係，更以律法形式明確其地位，實現了“禮法融合”與“高效治理”的深度統一，成為中古時期社會治理的典範。
在唐代，官方調解首次被係統性納入《唐律疏議》這一國家根本法典，從法律層麵確立了“先調後訴”的基本原則。《唐律·戶婚律》規定，民間田宅、婚姻、債務等民事糾紛，需先由“裡正”“坊正”等基層官吏調解，調解無果後才可向縣府起訴，若未經調解直接告官，原告將麵臨“笞四十”的懲處，這一規定讓協商調解從“可選程序”變為“法定前置環節”，極大強化了其執行力。同時，唐代地方官府設立“司戶參軍事”這一專職調解官職，專門負責處理民事糾紛，其調解流程高度規範：需先“立案勘問”，核實糾紛事實；再“曉以禮法”，引用《唐律》與儒家倫理勸導雙方；最終若達成和解，需簽訂“和同狀”，並由當事人、調解官及證人共同署名，存檔於官府，具備完全的法律效力，若一方違約，可直接依據“和同狀”追責。
中央層麵，唐代針對複雜糾紛的協商調解機製更為精密。對於涉及皇室、權貴或跨區域的案件，由“大理寺”“刑部”與“禦史台”組成的“三司”共同主持調解，通過“集議”形式召集各方代表，既依據律法明確權責，也兼顧政治平衡與社會影響。例如，武則天時期處理大臣間的權力糾紛時，常由“三司”召集涉事官員與宗室代表協商，以“達成共識、維護朝局穩定”為目標確定解決方案，避免因剛性判決引發朝堂動蕩。在邊疆治理中，唐代延續並完善了漢代“使者調停”模式，設立“都護府”作為邊疆民族協商的核心機構，如安西都護府在處理西域諸國的領土爭端時，會召集各國國王與部落首領，以“大唐律法”為基礎，結合當地習俗協商劃定邊界，簽訂“盟書”並由都護府見證，這種“以協商保邊疆安寧”的策略，有效維係了唐代對西域的統治秩序。
民間調解層麵，唐代在繼承漢代宗族調解傳統的基礎上，進一步與“鄉約”製度結合，形成了“官督民調”的新模式。唐代民間盛行的“村規民約”中，明確規定了鄉老、耆宿的調解職責，如《敦煌文書》中保存的唐代鄉約條文記載，“凡鄰裡有爭，先由耆老召集，辨明曲直，不得私鬥”，且鄉老調解需定期向裡正彙報，若遇到難以化解的糾紛，需及時上報官府，形成了“民間調解—官府指導—司法兜底”的三級聯動機製。同時，唐代商品經濟繁榮，城市中出現了“行會調解”這一新型民間調解形式，如長安的“織錦行”“絲綢行”等行會，設有專職“行頭”負責調解行業內的商業糾紛，從貨物質量爭議到貨款支付矛盾，均通過行會內部協商解決，既依據行業規則維護公平，也避免了商業糾紛對市場秩序的衝擊。
此外，唐代的思想文化氛圍也為協商調解注入了新的活力。儒家“仁政”思想進一步滲透到調解實踐中，調解官常以“民為邦本”為理念，注重化解矛盾而非懲罰過錯；佛教“慈悲為懷”與道教“無為而治”的思想，則繼續通過寺廟、道觀的民間調解發揮作用，如長安的慈恩寺，僧人常為平民調解家庭糾紛，以“因果輪回”勸人向善，以“寬容忍讓”化解對立，成為官方調解的重要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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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時期的協商調解，憑借其“律法保障、體係完整、多元參與”的特點，將中國傳統調解製度推向成熟，其“先調後訴”“官民聯動”的模式，不僅為後世宋、元、明、清的調解製度奠定了基礎，更成為中華傳統治理智慧中“以和治國”理念的經典實踐。
到了後來，在五代十國戰亂年代，協商調解製度再度回歸“實用主義”導向，褪去了隋唐時期的製度化光環，轉而以“快速止爭、維係局部穩定”為核心目標，在政權割據、民生凋敝的背景下，呈現出“簡約化、碎片化卻極具生存韌性”的特點。
這一時期，各割據政權忙於軍事征伐，無力構建完整的官方調解體係，基層調解職能多由地方豪強、軍鎮將領或殘存的鄉吏兼任，流程大幅簡化——麵對田宅爭奪、流民衝突等常見糾紛，調解者無需嚴格依據律法或禮法，往往以“快速平息事端”為首要原則，或憑借個人權威居中裁定，或引導雙方以“實物補償”“地界妥協”等方式達成簡易共識，甚至不簽訂正式“和同狀”，僅需雙方口頭認可即可，這種“重結果、輕程序”的模式，雖缺乏製度性保障，卻能適配戰亂中“效率優先”的治理需求。
民間調解則成為糾紛化解的核心力量，且與生存需求深度綁定。在北方政權統治區域，因戰亂導致宗族離散，鄉老、耆宿的調解角色多被“塢堡主”取代——塢堡作為民眾自保的聚居點，塢堡主不僅負責防禦，更需調解內部資源分配、鄰裡矛盾，調解依據多為“塢堡公約”，內容以“互助求生”為核心，例如在糧食短缺時，調解糧荒糾紛會優先保障老弱生存，而非嚴格按產權劃分；在南方相對穩定的政權如南唐、吳越），宗族調解雖得以保留，但也更注重“務實妥協”，如處理商業糾紛時，會結合當地商貿習俗與政權的“重商政策”，靈活調整調解方案，避免因僵化規則影響商貿活動，維係區域經濟運轉。
值得注意的是，軍事衝突引發的特殊糾紛，催生出“軍事調解”這一臨時形態。當相鄰政權或軍閥間因領地、糧草產生摩擦時，常通過“使者協商”避免大規模開戰——例如後唐與後晉對峙期間，雙方曾多次派遣使者協商邊境“鹽池歸屬”，以“共同開發、按比例分利”的調解方案暫時緩和衝突；即便是同一政權內部的軍鎮矛盾，將領也會通過“軍營議事”的方式調解，以“軍事利益優先”為原則，平衡各軍鎮的糧草分配與防區劃分，防止內耗削弱戰力。
儘管五代十國的協商調解缺乏係統性與規範性，但其“因時因地製宜、以實用為核心”的實踐，卻在亂世中為民眾提供了基本的糾紛解決渠道，也為宋代重建統一的調解製度保留了“官民聯動、務實調解”的經驗火種——當社會秩序逐步恢複後，這些碎片化的實踐便成為宋代調解製度“兼顧效率與規範”的重要參考。
緊接著，在遼宋夏金元時期，因多政權並立、民族文化交融加劇，協商調解製度突破了前代“單一體係”的框架，形成“多元並存、互鑒融合”的新格局——既有宋代漢地“精細化、文治化”的調解傳統，也有遼、金、西夏、元等少數民族政權“因俗而治”的調解智慧，最終在碰撞與融合中，讓協商調解的適用場景與文化適配性得到進一步拓展。
宋代作為漢地文明的集大成者，將協商調解推向“精細化治理”的新高度。官方層麵，在唐代“先調後訴”基礎上，進一步細化基層調解流程：縣以下設“鄉都”，選任“裡正”“耆老”組成“調解團”，處理田宅、婚姻、債務糾紛時，需先“勘問事實”並記錄在“手實”戶籍文書）中，再結合《宋刑統》條文與地方“鄉約”勸導雙方，達成和解後需簽訂“和書”，並由“調解團”全員署名，報縣府備案，若一方違約，官府可直接憑“和書”強製執行。這種“多人參與、文書留痕”的模式，大幅降低了調解糾紛的反複率。同時，宋代首創“州縣官親理調解”製度，規定民事糾紛若鄉級調解無果，州縣官需在“聽訟日”親自召集雙方調解，且需“曉以情理，不得輕易用刑”，《名公書判清明集》中便收錄了大量州縣官以“親情倫理”化解宗族糾紛的案例，如勸誡爭奪家產的兄弟“以孝悌為重，共守祖業”，體現出宋代調解“重教化、輕懲戒”的文治特質。
民間調解層麵，宋代宗族勢力進一步壯大，“族規調解”成為體係化製度——大族多製定《族規》《家法》，明確族長、族老的調解權責，規定“族內糾紛必由族老調解，不服者方許告官”，且調解結果需記錄在《族籍》中，對違規者可處以“罰穀”“禁族”等懲罰，強化約束力。此外，宋代商品經濟高度繁榮，催生了“牙人調解”“行會調解”等新型民間調解形式：“牙人”中介）在調解商貿糾紛時，會依據“行市慣例”平衡買賣雙方利益；臨安的“藥行”“布行”等行會，更將調解規則寫入《行規》，設“行首”專司調解，如處理藥材質量糾紛時，需邀請行會內“老藥工”鑒定品質，再協商賠償方案，既維護行業信譽，也保障商戶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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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金、西夏等少數民族政權，則根據自身民族特性構建了“因俗而治”的調解體係。遼代實行“南北麵官製”，對漢族聚居區沿用宋代調解模式，由“漢官”主持調解；對契丹族及其他遊牧民族，則由“契丹官”與“部落酋長”共同調解，依據“契丹舊俗”處理糾紛——如契丹族牧民因牲畜走失引發爭執時，調解者會根據“草原盟誓傳統”，讓雙方“對天立誓”，再結合目擊者證言裁定歸屬，既符合遊牧民族的文化信仰，也快速化解矛盾。金代在繼承遼代製度基礎上，進一步融合女真文化與漢地禮法，規定女真族糾紛需“以女真舊俗為主，漢法為輔”調解，如處理婚姻糾紛時，既尊重女真族“自由擇偶”的傳統，也參照漢地“父母主婚”的禮儀，避免文化衝突。西夏則通過《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將調解製度納入法典，規定“番漢糾紛由番漢官員共同調解”，且調解需“兼顧番俗與漢禮”，如處理土地糾紛時，既依據西夏“部落土地共有製”習俗，也參考漢地“地契確權”製度，實現文化適配。
元代作為大一統的多民族王朝，更是將“多元融合”的調解智慧推向極致。官方層麵，設立“達魯花赤”監臨官）監督調解，規定“諸色人等糾紛，需由懂其習俗者參與調解”——如處理蒙古人與漢人的債務糾紛時，需由蒙古官員、漢族鄉老共同主持，依據《大元通製》與“蒙古舊例”協商；處理回回商人的商貿糾紛時，則邀請“回回哈的大師”宗教法官）參與，參考伊斯蘭教法調解，實現“各族習俗皆有體現”。民間層麵，元代宗族調解與宗教調解並行：漢族宗族延續宋代《族規》調解傳統；藏族、蒙古族等則通過“寺廟調解”化解糾紛，如西藏的“薩迦寺”，僧人會以藏傳佛教“慈悲為懷”的理念勸導雙方，再依據“部落慣例”裁定結果，宗教權威與世俗規則相結合，增強調解的約束力。
遼宋夏金元時期的協商調解，雖因政權差異呈現出多元形態，卻通過“文化互鑒、因俗適配”的實踐，打破了前代“單一文化主導”的局限，既豐富了調解的形式與依據，也為明代“禮法合一”、清代“滿漢融合”的調解製度奠定了“多元共治”的基礎。
而在緊隨其後的明清兩代，協商調解製度在“大一統治理強化”與“民間社會成熟”的雙重推動下，進入“體係化定型”階段——官方構建了從中央到基層的“層級化調解網絡”，民間則形成以宗族、鄉約、行會為核心的“自治性調解體係”，二者深度耦合，既強化了國家對基層的治理滲透，也保留了民間社會的自治空間，成為傳統調解製度的“集大成形態”。
明代官方調解以“禮法合一”為核心，進一步細化層級與權責。在基層，朱元璋推行“裡甲製度”，規定每110戶為一“裡”，設“裡正”“老人”各一名，專門負責調解民間民事糾紛，《大明律》明確要求“凡民間婚姻、田宅、鬥毆、債務糾紛，先由裡正、老人調解，不服者方許告官”，若未經調解直接訴訟，需“笞五十”。“老人”的選任需經官府審核，需“年高有德、通曉禮法”，調解時需引用《大明律》與《朱子家禮》，既以律法明確是非，又以倫理化解對立，如處理繼承糾紛時，既按“嫡長子繼承製”定產權，又勸導諸子“和睦共處”，避免家族分裂。縣級層麵，設“知縣”總領調解，下屬“縣丞”“主簿”分掌不同類型糾紛，且規定知縣每月需“親理民事”，對裡甲調解無果的案件進行二次調解，調解成功需簽訂“和息狀”，由知縣署名存檔，具備法律效力。中央層麵，“刑部”與“大理寺”在處理跨區域、涉及權貴的複雜案件時，會聯合“都察院”開展“三法司調解”，通過“集議”平衡各方利益，如明代中期處理江南鹽商與官府的稅收糾紛時，三法司召集鹽商代表、地方官員共同協商，最終確定“定額納稅、超額獎勵”的方案，既保障國家稅收，也維護商人利益。
清代官方調解在明代基礎上，更注重“滿漢融合”與“邊疆適配”。針對漢族聚居區，延續“裡甲—州縣—中央”的調解層級，但將“老人”改為“鄉約”，並要求鄉約每月召集村民宣讀《聖諭廣訓》，以“忠君孝親”思想引導調解；針對滿族聚居區，設“佐領”“參領”負責調解，依據“八旗定製”處理糾紛，如滿族旗人田宅糾紛，需結合“八旗土地分配製”與漢地“地契製度”協商；針對邊疆民族地區，推行“土司調解”與“盟旗調解”——西南土司轄區內，由土司主持調解，依據“土司法規”與當地習俗，官府予以認可；蒙古地區則實行“盟旗製度”，由“劄薩克”旗長）調解旗內糾紛，涉及多旗的糾紛由“盟長”協調，調解結果需報理藩院備案，如處理蒙古部落的牧場糾紛時，既按“盟旗地界”定歸屬，也尊重“草原共用”的傳統習俗，實現“因俗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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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民間調解以“自治性”為核心，形成多元主體協同的格局。宗族調解仍是核心——明清宗族勢力達到頂峰，大族多編修《族規》《家訓》，設“族正”“族老”專司調解，規定“族內糾紛無論大小，必先經族老調解，違者以族規懲處”，調解依據包括《族規》《大明律》《大清律例》，且調解結果可通過“祠堂審判”強化約束力，如清代安徽桐城張氏宗族處理族內子弟盜賣族田糾紛時，族老召集族人在祠堂調解，最終裁定“追回田產、罰子弟服勞役三月”，並將結果通報地方官府，官府予以認可。鄉約調解則成為宗族調解的補充，明清鄉約不僅是道德教化組織，更承擔調解職能，如明代陝西《藍田鄉約》規定，鄉約設“約正”“約副”，每月召開“約講”，期間調解鄰裡糾紛，調解時需“公議是非，不偏不倚”，若雙方不服，再移交官府。行會調解在明清商品經濟繁榮背景下進一步成熟，北京、蘇州、廣州等城市的行會均製定《行規》，設“行頭”“董事”負責調解行業糾紛，如蘇州絲綢行處理“貨期延誤”糾紛時，行頭會依據《行規》中“延誤一日罰銀五兩”的條款，結合雙方實際情況協商賠償金額，既維護行業秩序，也保障商戶權益。
此外，明清時期還出現“官督民調”的深度融合機製——官府通過“備案認可”“獎懲激勵”引導民間調解：民間調解成功的“和息狀”需報官府備案，若一方違約，官府可強製執行；對調解成效顯著的鄉約、族正，官府會授予“冠帶”“匾額”，以示獎勵；對調解不力、引發訴訟的，予以“斥責”“罷免”。這種機製既避免了官方調解的資源不足，也防止了民間調解的無序混亂，實現了“國家治理”與“民間自治”的雙贏。
明清兩代的協商調解，憑借“層級明確、權責清晰、官民協同”的特點，將傳統調解製度推向頂峰，其“禮法結合、多元共治”的模式，不僅有效維係了明清數百年的基層穩定，更成為現代中國“人民調解製度”的重要曆史淵源。
而在歐洲各國，早在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對於協商調解領域，便已形成與城邦治理、市民生活深度綁定的實踐形態，其核心邏輯圍繞“城邦共同體秩序”與“法律契約精神”展開，呈現出與同期中國“禮法融合”截然不同的特質。
在古希臘，協商調解是城邦民主製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在雅典，公民之間的民事糾紛如財產繼承、商業債務、鄰裡衝突）多先通過“公民大會附屬調解機製”或“長老議事會”協商解決。雅典設有“赫裡埃”公民法庭），但訴訟前需先經“調解人”介入——調解人多由年滿60歲、品德高尚的公民擔任，需在30天內召集雙方，依據《德拉古法典》《梭倫法典》及城邦習俗溝通，引導雙方達成“和解協議”。若調解成功，協議需在公民法庭備案，具備法律效力；若失敗，方可進入訴訟程序。這種模式既減少了法庭壓力，也通過“公民參與調解”強化了城邦共同體意識，例如雅典商人因貨物運輸延誤引發的糾紛，調解人會結合《海上貿易慣例》與“城邦互助精神”，勸導雙方以“部分賠償+延長合作期限”的方式和解，既維護商業秩序，也維係公民間的信任關係。此外，古希臘的“仲裁”與調解緊密結合，對於複雜糾紛如城邦間的邊境爭議），會邀請中立城邦的智者擔任“仲裁人”，通過協商確定解決方案，這一形式成為後世歐洲國際調解的雛形。
古羅馬時期的協商調解則更注重“法律契約”的規範性，形成了“私力調解”與“官方調解”並行的體係。在民間層麵，羅馬家庭中的“家父”擁有對家族內部糾紛的調解權，從子女婚姻矛盾到奴隸歸屬爭議，均由家父依據“家族法”居中裁定，調解結果具有絕對權威。對於公民之間的民事糾紛，羅馬社會盛行“私人調解人”製度——調解人多為精通《十二銅表法》的法學家或有聲望的貴族，雙方需簽訂“調解協議”，明確調解範圍與責任，若達成共識，協議可由“執政官”認證，轉化為具有強製執行力的法律文書。在官方層麵，羅馬共和國時期的“執政官”與帝國時期的“裁判官”均承擔調解職能，尤其在處理涉及不同城邦公民的“萬民法”糾紛時，會通過“協商會議”平衡各方利益，例如羅馬公民與希臘商人的債務糾紛，裁判官會召集雙方及法律專家，參考“萬民法”中的商業條款與希臘習俗，協商確定還款方案，既體現法律的普適性，也尊重地方傳統。羅馬的調解實踐還注重“程序正義”，調解過程需有證人在場，文書需記錄在案，這種“注重證據、強調契約”的特點，深刻影響了後世歐洲的調解製度。
就在這之後不久，伴隨著封建王朝中世紀的到來，歐洲的協商調解製度因封建等級體係的建立與基督教勢力的崛起，轉向“宗教主導、封建附庸”的形態，其核心目標從“維護城邦民主”轉變為“維係封建秩序與宗教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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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層麵，基督教教會成為中世紀歐洲最核心的調解主體。教會依據《聖經》中的“寬恕”“博愛”教義，將調解視為“救贖靈魂”的重要手段，各級教會均設有“宗教法庭”如主教法庭、教皇法庭），不僅處理宗教糾紛，更廣泛介入世俗民事糾紛如婚姻、繼承、田產爭議）。神父或主教在調解時，會以“宗教倫理”為核心勸導雙方，例如處理貴族間的土地糾紛時，會引用《聖經》中“不可貪婪”的訓誡，勸誡雙方“合理劃分地界，榮耀上帝”；處理婚姻糾紛時，會以“婚姻神聖”為由，調解夫妻矛盾，避免離婚。教會調解的結果具有宗教與世俗雙重約束力，拒不執行者會被處以“絕罰”開除教籍），這對中世紀民眾具有極強的威懾力。此外，修道院也承擔基層調解職能，修士會深入村莊，調解農民間的鄰裡衝突、牲畜糾紛，通過“宣講教義+實際幫扶”如為貧困農民提供種子）化解矛盾，成為連接教會與民眾的重要紐帶。
在封建世俗層麵，調解製度與封建等級體係深度綁定，形成“層級化調解網絡”。在莊園內部，“莊園主”或其任命的“管家”是最高調解者，處理農奴之間的糾紛如農具借用、勞役分配）時，依據“莊園慣例”裁定，調解結果無需經過官方認證，農奴需絕對服從。對於封建領主之間的糾紛如領地邊界、附庸歸屬），則通過“封建會議”協商調解，由上級領主如伯爵、公爵）主持，參會者包括相關領主與貴族代表，調解依據為“封建契約”與地方習俗，例如領主間因騎士效忠問題產生爭議時，上級領主會查閱“效忠契約”，協商確定效忠關係與義務，避免武裝衝突。在城市層麵，中世紀後期興起的“自治城市”中，市民行會成為調解核心——行會依據《行會章程》，設“會長”與“仲裁員”調解行業糾紛，如工匠間的技術爭議、商人間的貿易衝突，調解時既注重維護行業壟斷利益，也兼顧公平，例如佛羅倫薩紡織行會處理“布料質量糾紛”時，會邀請資深工匠鑒定品質，再協商賠償金額，確保行業聲譽不受損害。
中世紀歐洲的協商調解，雖因封建分裂與宗教統治呈現出“分散化、宗教化”的特點，卻通過教會與封建體係的雙重運作，為民眾提供了相對穩定的糾紛解決渠道，其“宗教倫理約束”與“封建等級調解”的實踐，也為近代歐洲調解製度的“世俗化轉型”埋下了伏筆。
與此同時，在同時期的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和非洲地區，對於協商調解領域的認知理解與認識，雖因文明形態、宗教信仰與社會結構的差異呈現出多元麵貌，但均圍繞“維護共同體秩序”這一核心，將調解與本土文化、宗教教義、部落傳統深度綁定，形成了各具地域特色的實踐體係。
古印度：宗教教義與種姓製度下的“達摩調解”
古印度的協商調解深度根植於印度教教義與種姓製度，核心圍繞“達摩”法）展開，追求“社會秩序與個體義務的平衡”。在吠陀時代至孔雀王朝時期，調解主體與流程隨社會結構逐步細化：
民間層麵，以“村社”為基本單位，由“村社長老會”潘查雅特，意為“五人委員會”）主持調解。長老多從高種姓婆羅門、刹帝利）中選拔，熟悉《摩奴法典》與地方習俗，處理的糾紛涵蓋田產劃分、債務償還、家庭矛盾等。調解時需嚴格遵循種姓規範，例如高種姓與低種姓首陀羅）間的糾紛，雖會協商解決方案，但需確保“高種姓權益不受損害”——如低種姓農民因洪澇損壞高種姓地主的田埂，長老會會裁定農民以“額外勞役”賠償，而非直接支付財物，既化解矛盾，也維護種姓等級秩序。
宗教層麵，佛教與耆那教的興起為調解注入了“平等”理念。佛教寺院的“僧伽會議”不僅調解僧人間的戒律糾紛，也為世俗民眾提供調解服務，依據“慈悲”“非暴力”教義，弱化種姓差異，例如在處理跨種姓商業糾紛時，僧人會以“公平交易”為原則，而非種姓地位裁定，這種模式在孔雀王朝阿育王時期尤為盛行，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補充。asthiya），處理地方調解無果的複雜案件，調解時需結合《政事論》中的行政法則與《摩奴法典》的宗教法，例如處理王國邊境部落糾紛時，會召集部落首領與官員共同協商，以“納貢稱臣+保留部落自治權”的方案達成和解，既鞏固王權，也尊重部落傳統。
阿拉伯世界：伊斯蘭教法框架下的“舒拉協商”
阿拉伯世界的協商調解以伊斯蘭教法沙裡亞法）為核心，融合“舒拉”協商）傳統，形成“宗教教義與世俗治理結合”的模式，尤其在倭馬亞王朝與阿拔斯王朝時期走向成熟：
基層調解，以“清真寺”為核心場所，由“卡迪”宗教法官）或“長老”主持調解。卡迪需精通《古蘭經》與聖訓，處理民事糾紛如婚姻、繼承、商業合作）時，以“正義”“寬恕”為原則，例如處理商人之間的貨款爭議時，會依據《古蘭經》中“禁止欺詐”的訓誡，要求違約方賠償損失，同時勸導雙方“保持商業信譽”；處理家庭矛盾時，會以“維護家庭完整”為目標，調解夫妻分歧，避免離婚。調解結果需記錄在“法律文書”中，由雙方與證人簽字，具備宗教與世俗雙重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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