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慶後的第三個周末，林硯之接到了張嵐的電話。紀檢委辦公室的陽光透過百葉窗，在堆積如山的檔案上投下條紋陰影，張嵐正用紅筆在1987年的案件卷宗上圈畫，桌角的相框裡，戴紅領巾的小女孩舉著獎狀，鋼筆在胸前閃著光。
“這是當年所有涉案人員的最終處理報告。”張嵐推過來一疊文件，“趙副局長的殘餘勢力上周已全部落網，瑞士銀行的賬戶也通過國際司法協助完成了解凍。”她指向其中一頁，“有意思的是，這些錢除了建校，還匿名資助了三十七名貧困生，其中有十二人現在成了公益律師。”
林硯之的目光落在“受助者名單”上。趙峰的名字赫然在列，資助年限從1988年到1995年，落款處的彙款賬號，與老陳當年的工資卡完全一致。她忽然想起希望小學的鐵皮盒，某張畢業照背麵寫著“學費已代交，安心讀書”，筆跡正是父親的。
“您見過陳校長嗎？”林硯之輕聲問。
張嵐的筆頓了頓，指尖劃過照片裡母親的身影：“她總說我像她失散的女兒，每年都給我寄文具。”她從抽屜裡取出個褪色的布包，“這是她臨走前給我的，說等我真正理解‘正義’二字時再打開。”
布包裡是本刑偵筆記，扉頁寫著“給之之”。翻開的瞬間，林硯之的呼吸停滯了——裡麵貼著父親的照片，每張下麵都有母親的批注：“1986年冬，他冒雪送迷路老人回家”“1987年春，幫小販追回被搶的貨款”。最後一頁夾著張孕檢單，日期是1987年7月，恰好是父親“犧牲”前一個月。
“原來她早就知道我的存在。”林硯之的眼眶發熱。那些年母親的“缺席”，或許不是拋棄，而是用最笨拙的方式保護她遠離危險。
窗外傳來鳴笛聲，是檢察院的車。張嵐起身整理卷宗：“我們要去雲南一趟，給那位女老師做正式筆錄。”她忽然笑了，“她說想把當年的故事寫成教材，讓孩子們知道，英雄未必都穿著鎧甲。”
雲南的山路蜿蜒曲折，林硯之坐在顛簸的車裡，看著窗外掠過的梯田。女老師所在的村寨小學藏在雲霧裡，木質教學樓的牆上畫著彩虹，孩子們的笑聲穿透晨霧，與希望小學的鈴聲重疊在一起。
“這是林警官當年設計的課表。”女老師指著牆上的泛黃紙張，“他說山區孩子要學知識，更要學怎麼保護自己。”她掀開講台上的木箱，裡麵是幾十本手抄的法律手冊，每本的扉頁都畫著小小的警徽，“這些是趙老師每年寄來的，他說總有一天用得上。”
林硯之翻開最舊的那本，某頁的空白處有行小字：“之之若看到，記住善良需要鋒芒。”墨跡洇著水痕，像是多年前的淚水。她忽然想起太平間的冰櫃，編號73正是她的生日——7月3日，父親用這種方式，在她不知道的地方標記著牽掛。
采訪結束時，孩子們拉著林硯之去看新蓋的圖書館。奠基石碑上刻著一行字：“獻給所有在黑暗中舉燈的人”，落款是“一群繼承者”。女老師告訴她，這塊碑是去年校慶時，三十七屆校友眾籌立的，每個名字都被刻在基座上，張嵐的名字旁邊，挨著個小小的“林”字。
回程的路上，林硯之收到趙峰的短信，附帶著張照片。老陳坐在希望小學的槐樹下，正給孩子們講刑偵故事，腿上攤開的筆記本裡，夾著父親的警徽。配文寫著：“他說這是最好的退休生活。”
林硯之望著窗外掠過的晚霞，忽然明白這場跨越三十年的追尋，從來不是為了揭開黑暗，而是為了看見那些藏在陰影裡的光。父親的堅守，母親的隱忍，老陳的犧牲，趙峰的救贖，還有無數個“張嵐”的成長，就像一場漫長的接力，把正義的火種從1987年傳到了今天。
手機在口袋裡震動，是母親發來的視頻。畫麵裡，她正和女老師在雲南的操場種向日葵，趙峰蹲在旁邊給花苗澆水，老陳舉著相機拍照，鏡頭裡的陽光金燦燦的，像極了父親筆記本裡寫的那句：“隻要有人記得，英雄就永遠活著。”
林硯之笑著按下保存鍵，指尖劃過屏幕上每個人的笑臉。車窗外，晚霞正鋪滿天空，遠處的山巔有燈塔在閃爍，仿佛在說：路還長，但隻要往前，總有光在等你。她摸出父親的鋼筆，在筆記本上寫下新的一頁——“2025年夏，接過接力棒的第一天，陽光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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