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術作為中醫臨床常用藥，其使用與炮製的曆史演變始終與中醫理論發展、臨床需求及炮製技術進步緊密關聯。從早期的簡單應用到後世的精細化炮製，其演變過程體現了“藥隨症變、製以適症”的中醫用藥思想。以下按曆史時期梳理其核心演變脈絡：
一、先秦至漢代：初識藥性，生用為主
白術的藥用記載最早可追溯至《神農本草經》成書於漢代），書中載其“味苦，溫。主風寒濕痹，死肌，痙，疸，止汗，除熱，消食”，明確其燥濕、止汗、消食的基本功效，但未提及炮製方法。
這一時期的臨床應用以生用根莖為主，炮製僅為簡單的淨製如去除雜質、刮去外皮）。如張仲景《傷寒雜病論》中，“白術”入藥的方劑如理中丸、真武湯）均未注明炮製，推測為原生藥材直接使用，功效偏重於燥濕利水、溫陽散寒，適配當時外感病、雜病中“寒濕為患”的核心病機。
二、魏晉至唐代：炮製萌芽，方法初現
隨著臨床實踐增多，醫家開始探索通過加工改變白術藥性。魏晉時期《名醫彆錄》首次提及白術“利腰臍間血”，拓展其功效範圍；南北朝陶弘景《本草經集注》記載“凡使，刮去皮，搗篩用之”，仍以淨製為主，但已意識到“去皮”可減少刺激性外皮可能含揮發油成分，過量易致燥烈）。
唐代是炮製技術的萌芽期，孫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出現酒浸、米泔水浸等炮製方法：如“白術，酒浸一宿，切，曝乾”，目的是“緩其燥性”，適應脾胃虛弱者的耐受需求。此時炮製仍以“減毒增效”為核心，方法相對簡單。
三、宋代：炮製規範化，方法多樣化
宋代官方藥典《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的編纂，推動了炮製技術的規範化。這一時期白術的炮製方法顯著增多，出現炒、蒸、土炒、麩炒等，且與臨床功效的關聯更明確：
炒白術：《局方》記載“白術，銼，炒黃”，通過炒製降低揮發油含量如蒼術酮減少），緩和其燥性，增強健脾之功，適用於脾胃虛弱、食少便溏者。
土炒白術：首創“以灶心土炒”《聖濟總錄》），利用土的“溫中和胃”特性，使白術更貼合“健脾止瀉”需求，用於脾虛泄瀉如小兒脾虛久瀉）。
蒸製白術：“蒸令軟，切”《證類本草》引《經驗方》），通過蒸製破壞部分揮發油，保留多糖等成分，偏於補而不燥，適用於陰虛兼脾虛者。
宋代醫家已意識到，不同炮製方法可“調整藥性”：生白術偏於燥濕利水，炒製品偏於健脾益氣，為後世“炮製歸經”理論奠定基礎。
四、金元至明清：炮製理論成熟，臨床適配精細化
金元時期，李東垣、朱丹溪等醫家重視“脾胃為後天之本”，進一步推動白術炮製與“健脾”功效的結合。李東垣在《脾胃論》中強調“土炒白術”的應用，認為“土能助脾”，通過土炒可增強白術“補脾氣、助運化”之力，用於治療“脾胃氣虛、納呆乏力”等症，將炮製與“臟腑歸經”理論直接關聯。
明清時期，炮製理論趨於成熟，醫家對白術不同炮製品的臨床適配性進行係統總結：
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白術，生用則燥濕，炒用則健脾”，明確生品與炒品的功效差異；同時收錄“蜜炙、酒炙”等法，拓展其應用如蜜炙增強潤肺之功，用於脾虛兼燥咳）。
清代《修事指南》提出“炮製不明，藥性不確，則湯方無準而病症不驗”，強調白術炮製的規範性：如麩炒需“炒至微黃，篩去麩皮”，土炒需“灶心土炒至掛土色”，確保藥效穩定。
這一時期，白術的臨床應用已形成“按需選用”的體係：生用治水腫、濕痹；麩炒治脾虛食少；土炒治脾虛泄瀉；酒炒治風濕痹痛兼脾虛，實現了“炮製隨症變”的精準用藥。
五、現代：炮製標準化與科學驗證
現代對白術炮製的研究聚焦於“傳承與創新”：
炮製規範化：《中國藥典》2020年版）收載白術的炮製方法為“生白術”和“麩炒白術”，明確炮製工藝如麩炒時“中火炒至表麵黃棕色，逸出香氣”），確保質量可控。
科學驗證：現代研究證實，炮製可改變白術成分：生品中揮發油蒼術酮等）含量高，燥濕利水作用強；麩炒後揮發油減少約30，多糖含量相對升高，健脾益氣如調節胃腸功能、增強免疫）作用更突出，印證了古代“炒用健脾”的經驗。
臨床應用細化：生白術多用於便秘利用其揮發油促進胃腸蠕動）、水腫；麩炒白術多用於慢性胃炎、消化不良等脾虛證；土炒白術仍用於小兒脾虛泄瀉，形成“傳統經驗+現代證據”的用藥模式。
總結：演變核心趨勢
白術的使用與炮製演變，本質是“藥性與病症的動態適配”：從早期生用治寒濕，到宋代通過炮製分化出“燥烈”與“溫和”不同藥性，再到明清形成“按需炮製”的體係，最終在現代實現標準化與科學化。其核心邏輯始終圍繞“減其燥性、增其健脾、適配病機”，體現了中醫“治未病”與“辨證施治”思想在中藥炮製中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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