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剛掛斷，丁義珍還沒來得及放下，桌上的加密終端就亮了。
屏幕彈出一條帶附件的消息：“夾克男行蹤鎖定，三段監控已打包上傳，坐標時間匹配茶室消費記錄。”發信人是安欣，發送地點標注為“市局b區安全節點”。
他點開視頻。第一段拍的是城西老街口，灰夾克男人戴著帽子，走路不快，但每到路口都會左右看。
第二段是南湖橋頭的天網抓拍，那人進了茶室後巷，十分鐘後從另一側出來，手裡多了個文件袋。
第三段是停車場出口的側拍，他上了一輛沒掛車牌的黑色轎車，車窗貼膜深，看不清司機。
丁義珍把三段視頻來回放了兩遍，然後調出孫培林的打卡記錄。
翻牆進辦公樓那天，係統顯示他八點零三分打卡，可門禁日誌寫著實際進入時間是十點零七分。前後差了整整一百二十四分鐘。
他把兩份數據並排擺在屏幕上，又打開周叔剛傳來的資金分析簡報。
宏遠物業注冊費是零，銀行賬戶近三個月無流水，社保繳納人數為零，辦公地址是間虛擬托管辦公室，連保潔費都沒交過。
這種公司，連街頭賣煎餅的個體戶都不如，卻中標了市政府研究室的“輿情調研”項目，拿走八十萬。
他笑了下，不是因為好笑，是因為清楚了。
這幫人做事，從來不是一步到位，而是一環套一環地補。孫培林改打卡記錄，是為了讓那天晚上他出現在辦公室顯得合理；夾克男取走文件，是為了讓那些不該存在的東西消失；趙立冬在公開場合喊“群眾有訴求是好事”，是為了把臟水往老百姓頭上潑。
可他們忘了，補得越多，破綻越多。
他撥通安欣的視頻線路。畫麵接通，安欣的臉出現在角落，背景是安全屋的白牆和一台正在跑數據的筆記本。
“夾克男的車，查到歸屬了嗎？”丁義珍問。
“沒登記信息，車是套牌，但車牌樣式和趙立冬司機常用的一批臨時替換車一致。李響正在比對市政車隊的加油記錄，看有沒有同期油耗異常。”
“繼續盯。”丁義珍說，“彆碰車，也彆靠近人。我們現在要的不是抓現行，是把鏈條串起來。”
“明白。”安欣點頭，“還有一件事——服務員回憶，夾克男離開時，說了句‘東西交到就行，後麵彆再露麵’。原話是這麼記的。”
丁義珍手指在桌麵上輕輕敲了兩下。“他知道風聲緊了。那就彆讓他再有機會收口。”
他關掉視頻，轉手撥通宣傳部老陳的號碼。
“老陳，情況通報的草稿準備好了嗎？”
“在改。我們傾向用‘個彆人員行為異常’這種說法，穩妥些。”
“不行。”丁義珍直接打斷，“要提宏遠物業，要提零傭金、手寫合同、無業務運營；要提孫培林多次未打卡卻出現在辦公區；要提夜間會麵、文件交接。一條都不能少。”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這等於點名了。萬一上麵壓下來……”
“督導組已經授權。”丁義珍語氣沒抬，也沒壓，“我們現在不說話，等他們把所有痕跡都抹乾淨了，再想說，就沒人信了。”
“可措辭……”
“不用定性，隻擺事實。最後加一句：上述行為是否涉及公職人員失職？有關部門正在調查。讓公眾自己判斷。”
老陳又猶豫了兩秒，終於說：“行，我按這個方向改。幾點發？”
“淩晨三點。越早越好。”
掛了電話，丁義珍打開內部會議係統，召集督導組和調查小組進行緊急連線。十分鐘後，七個人的頭像出現在屏幕上，有政法委派來的督導代表，有市紀委的聯絡員，也有技術組和審計組的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