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大樓內。
沙瑞金，高育良，李達康，久久沉默。
沒人說話。
誰也說不出話。
周守京沒有再看他們。
他緩緩轉回身，背對著漢東省最有權勢的這群人，一尊沉默的鐵塔。
他沒有再給他們思考和權衡的時間。
他隻是拿起了桌上的遙控器，對著漆黑的屏幕，輕輕按下了播放鍵。
沒有預兆，沒有片頭。
屏幕“唰”地亮起，刺得人眼睛發疼。
這一次，不再是趙援朝將軍。
也不是長津湖的冰天雪地。
畫麵是黑白的，顆粒感很重，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粗糙。
一個火車站台。
蒸汽機車噴吐著濃重的白煙，將整個站台籠罩在一片朦朧之中。
鏡頭搖晃著，掃過一張張年輕得過分的臉。
他們穿著單薄的棉軍裝，戴著歪歪扭扭的軍帽，背著簡單的行囊，擠在悶罐車廂的門口。
他們臉上帶著笑，有的露出一口白牙，衝著鏡頭揮手；有的在和身邊的戰友互相推搡，打鬨著，這隻是一次尋常的遠行。
一個稚氣未脫的士兵，看起來不過十六七歲，正費力地將一封信塞給車下的一個乾部模樣的人，大聲喊著什麼，但嘈雜的汽笛聲和人聲將他的話語吞沒。
另一個士兵靠在車廂邊上，手裡拿著一個啃了一半的、已經凍得邦邦硬的饅頭，他的眼睛卻越過喧鬨的人群，望向遠方，眼神裡有一種與他年齡不符的、近乎沉毅的平靜。
“凡有言，必踐諾！”
“刀出鞘，必見血！”
一聲聲口號，從不同的車廂裡斷斷續續地傳來，彙聚成並不整齊，卻無比堅定的洪流。
那是第20軍入朝前的誓師。
沒有激昂的配樂，隻有現場收錄的、混亂而真實的聲音。
那輛鏽跡斑斑的火車。
簡陋的站台上擠滿了人，穿著單薄棉衣的年輕士兵，和前來送行的父老鄉親。
沒有激昂的口號，沒有熱烈的橫幅。
隻有一張張年輕到甚至有些稚嫩的臉龐。
他們中的許多人，看上去不過十七八歲，臉上的絨毛還未褪儘。
他們笑著，露出一口潔白的牙齒，努力想讓家人看到自己最精神的一麵。
可那笑容背後，藏著的是對未知的恐懼，是對生死的茫然。
一個士兵，正笨拙地將一封疊得方方正正的家書塞進胸口的口袋裡，拍了拍，是揣著什麼稀世珍寶。
另一個士兵，隔著車窗，與一個抱著嬰兒的年輕女人用力揮手。
他臉上掛著燦爛的笑，嘴裡大聲喊著什麼，可汽笛聲淹沒了一切。
女人沒有哭，隻是死死咬著嘴唇，把孩子的臉蛋貼在冰冷的車窗上，想讓他再看一眼父親。
“娃他爹！我等你回來！”
那一刻，沙瑞金淚目了。
這一幕，他沒有看到過，但是卻異常熟悉！
火車緩緩開動。
一雙雙伸出窗外的手，在空中徒勞地抓著。
一張張貼在玻璃上的臉，漸漸模糊。
站台上，壓抑的哭聲終於爆發出來，響成一片。
鏡頭隨著火車遠去，最終定格在那片蕭瑟的土地上。
“第九兵團，原定於台灣作戰的精銳部隊。”
周守京的聲音響了起來，平穩，沒有波瀾，是在陳述一個與己無關的事實，“因朝鮮戰局緊急，奉命北上。其中，就包括第20軍。”
高育良的呼吸，幾不可聞地停滯了一瞬。
他從那些年輕的臉上，看到了自己年輕時的影子。
那個年代，理想和信念是空氣，是水，是支撐著每一個人活下去的食糧。
他們也曾這些士兵一樣，相信自己可以用血肉之軀，去鑄就一個嶄新的世界。
可後來呢？
後來，理想在一次次權力更迭和利益交換中被磨損，信念在日複一日的迎來送往和勾心鬥角中變得斑駁。
他成了現在的他，漢東大學的著名教授，省委副書記，一個善於在各種勢力間保持平衡的“漢大幫”領袖。
他有多久，沒有再想起過那個穿著洗得發白的藍布上衣，在課堂上激昂文字的自己了？
他放在膝蓋上的手，不自覺地蜷縮起來，指節因為用力而微微泛白。
沙瑞金的臉色愈發凝重。
他沒有高育良那麼多複雜的心思。
作為這片土地的最高負責人，他看到的是一種純粹的、不容玷汙的犧牲。
這些誌願軍，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將要麵對的是什麼。
是武裝到牙齒的敵人，是零下四十度的嚴寒，是隨時可能降臨的死亡。
他們隻知道，國家需要他們。
於是他們就去了。
義無反顧。
這是一種多麼強大的力量？
這又是一種多麼沉重的托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