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華陽國誌·蜀誌》那泛黃的書頁，一句“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如同穿越兩千年的謎題，在曆代學者心頭縈繞。“縱目”二字，寥寥數筆，卻勾勒出古蜀始祖最神秘的輪廓——是眼球向外凸起如柱，還是眼瞼紋路縱向延展？是部落圖騰的特殊標記，還是先民對自然的獨特觀察方式？千百年來，人們隻能在文字的縫隙中想象這份古蜀浪漫，直到桂圓橋遺址的一抔黃土裡，一件陶製人麵殘片破土而出，那雙向上凸起的眼睛，才讓“縱目”的傳說，第一次有了觸摸得到的溫度。
一、《華陽國誌》裡的“縱目”謎題：文字中的古蜀記憶
常璩在《華陽國誌》中寫下“蠶叢縱目”時，或許未曾想到，這四個字會成為後世探索古蜀文明的鑰匙。作為中國現存最早的地方誌之一，《華陽國誌》以嚴謹的筆觸記錄了巴蜀地區的曆史、地理與人文，從蠶叢、柏灌、魚鳧到杜宇、開明，古蜀五王的故事在書中代代相傳。而“其目縱，始稱王”這句記載，既是對蠶叢外貌的獨特描述，更暗藏著古蜀部落權力起源的密碼。
後世學者對“縱目”的解讀，如同在迷霧中探路。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釋“縱”為“南北曰縱，東西曰橫”，若按字麵意思，“縱目”應是眼睛呈縱向排列——可人類生理結構中，雙眼本就是橫向分布，何來“縱向”之說？這讓不少人懷疑，“縱”或許並非指方向，而是“突出”之意。晉代郭璞為《山海經》作注時，曾提到“蜀王蠶叢，其目縱，是謂蜀侯”，並補充“縱目，言其目突出”，這一說法得到了多數後世研究者的認同。
但“突出”又該如何界定？是像魚類的突眼，還是如青蛙般的鼓眼？宋代李石在《續博物誌》中試圖進一步描繪：“蠶叢氏目縱，蓋象北鬥之形”，將“縱目”與北鬥七星聯係起來，認為這是古蜀人對天文的崇拜——北鬥七星呈縱向排列，蠶叢的“縱目”或許是模仿星象，象征著“通天神力”。這種解讀雖充滿浪漫色彩，卻缺乏實物佐證，直到近代考古學興起，人們才開始從地下的文物中，尋找“縱目”的真正模樣。
其實，《華陽國誌》中關於蠶叢的記載，並非隻有“縱目”一處。書中還提到“蠶叢始居岷山石室中”，“教民養蠶”，這說明蠶叢部落最初生活在岷江上遊的山區，以養蠶為生，是古蜀農業文明的開創者。而“縱目”作為蠶叢最顯著的特征被記錄下來，必然與部落的生存環境、文化信仰息息相關。或許，在岷江河穀的險峻地形中，“縱目”是生存的需要；或許，在祭祀天地的儀式中，“縱目”是溝通神靈的媒介；又或許，在部落聯盟的競爭中，“縱目”是權力的象征。這些猜想，都在等待一件文物的印證。
二、桂圓橋遺址的陶片：黃土裡的“縱目”初影
2009年，考古工作者在四川什邡桂圓橋遺址進行發掘時，一件不起眼的陶製人麵殘片，讓在場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這片殘片僅有巴掌大小，陶土呈紅褐色，表麵還帶著燒製時留下的細微裂紋，大部分麵部輪廓已殘缺，隻剩下右眼及周圍的部分——但就是這隻殘存的眼睛，徹底顛覆了人們對“縱目”的想象。
這隻眼睛並非平麵刻畫，而是從陶片表麵向上凸起，呈半弧形，眼窩深邃，瞳孔處被特意刻出一道凹槽，顯得格外有神。考古學家用軟尺測量後發現，眼睛凸起的高度約0.8厘米，雖然不如後來三星堆縱目青銅麵具那般誇張，卻清晰地呈現出“向上凸起”的特征。更重要的是，桂圓橋遺址的年代距今約50004500年，恰好與傳說中蠶叢部落活動的時期相近，這讓不少學者推測：這件陶片，或許就是蠶叢部落“縱目”文化的早期遺存。
為了弄清這片陶片的用途，考古團隊對其進行了細致的檢測。陶片的質地較為粗糙，表麵沒有施釉，邊緣有明顯的切割痕跡，推測是某個大型陶器的局部——可能是祭祀用的陶鼎腹部，也可能是部落首領的陪葬陶俑麵部。而眼睛的凸起部分，是用陶土手工捏塑後，再與主體陶片拚接燒製而成，工藝雖簡單，卻能看出製作者對“眼睛”的重視：他們沒有選擇寫實的手法，而是刻意誇張了眼睛的凸起形態，仿佛要通過這種方式，賦予陶器“看見”的能力。
這片陶片出土的地層中，還伴隨有大量的炭化稻穀、蠶繭遺跡以及石斧、石鐮等農具，這與《華陽國誌》中“蠶叢教民養蠶”的記載相印證。由此不難想象：在五千年前的岷江河穀，蠶叢部落的先民們一邊在田地裡種植稻穀，一邊在房前屋後飼養家蠶，他們用粗糙的陶土塑造出帶有“縱目”的器物，或許是在祭祀時祈求神靈保佑莊稼豐收、蠶繭滿倉；或許是在部落集會時，將“縱目”作為身份的象征，提醒族人不要忘記始祖蠶叢的庇佑。
桂圓橋陶片的發現，讓“縱目”從文字記載的抽象概念，變成了可觸摸的實物形象。它不像三星堆縱目青銅麵具那般震撼，卻更顯質樸與真實——那微微凸起的眼睛，或許就是蠶叢部落“縱目”文化的源頭，是古蜀先民對始祖形象最原始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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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蠶叢的“縱目”：生存智慧與圖騰信仰的交織
當我們將桂圓橋陶片的“凸眼”與《華陽國誌》的“縱目”記載結合，再放入岷江上遊的地理環境中去審視，便會發現“縱目”並非單純的外貌特征，而是蠶叢部落生存智慧與圖騰信仰的結晶。
岷江上遊地處青藏高原東緣，山高穀深，森林茂密，既有肥沃的河穀平原，也有陡峭的懸崖峭壁。對於以漁獵和農耕為生的蠶叢部落來說，“視力”是生存的關鍵——在密林中尋找獵物時，需要看清遠處的動靜；在河穀中觀察天象時，需要抬頭留意雲層的變化；在種植稻穀時，需要分辨作物的生長狀況。而“縱目”，或許就是先民對“敏銳視力”的一種視覺化表達：他們將眼睛刻畫成向上凸起的形態，象征著“能抬頭望遠、洞察細微”的能力，是對部落生存技能的讚美與崇拜。
這種對“視力”的重視，逐漸演變成了部落的圖騰信仰。在原始社會，每個部落都會選擇一種自然現象或動植物作為圖騰，作為部落的標誌和精神寄托。蠶叢部落選擇“縱目”作為圖騰，一方麵是因為“視力”與生存息息相關，另一方麵則是因為他們將“縱目”與始祖蠶叢的形象綁定——傳說中蠶叢“始稱王”，帶領部落走出蠻荒，先民們便認為蠶叢擁有“超凡的視力”，能看透自然規律、預知禍福，於是將“縱目”作為蠶叢的象征，刻在陶器上、畫在岩壁上、紋在臉上，以此表達對始祖的敬畏。
考古學家在岷江上遊的營盤山遺址、薑維城遺址等與蠶叢部落相關的遺址中，也發現了不少與“眼睛”相關的文物：有的陶罐腹部刻著圓形的眼紋，有的石器表麵畫著對稱的凸眼圖案，還有的骨器上鑽有小孔，模擬眼睛的形態。這些文物雖然形態各異，卻都傳遞著同一個信息——“眼睛”在蠶叢部落的文化中，是極為重要的符號。而桂圓橋陶片的“凸眼”，正是這些符號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種，它將“縱目”的特征具象化，成為部落身份認同的標誌。
或許，在蠶叢部落的日常生活中，“縱目”還以紋飾的形式出現在人們的臉上。就像許多原始部落會在麵部繪製圖騰紋飾一樣，蠶叢部落的人可能會用礦物顏料在額頭和眼部畫出向上凸起的線條，模仿“縱目”的形態。這種紋飾不僅是部落成員的標識，還被認為具有“祈福辟邪”的作用——在外出漁獵前，族人會互相繪製縱目紋飾，祈求始祖蠶叢賜予“敏銳的視力”，幫助他們避開危險、捕獲獵物；在祭祀儀式上，部落首領臉上的縱目紋飾會更加複雜，象征著他是“縱目圖騰的化身”，能與始祖溝通。
這種將“生存技能”轉化為“圖騰信仰”的過程，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常見路徑。對於蠶叢部落來說，“縱目”不再是簡單的“眼睛凸起”，而是“生存能力”“部落精神”“始祖信仰”的集合體，是他們在險惡的自然環境中，凝聚部落力量、傳承文化記憶的重要載體。
四、考古學家的解碼之路：從文獻到實物的求證
桂圓橋陶片出土後，考古學家們便開始了對“縱目”密碼的係統解碼。這條路並不平坦，既要麵對文獻記載的模糊性，也要處理實物證據的碎片化，每一步都需要嚴謹的考證與大膽的推測。
最早提出“桂圓橋陶片與蠶叢縱目相關”的，是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陳德安研究員。他在《古蜀文明的起源與發展》一文中指出：“桂圓橋遺址的年代與蠶叢部落活動時期相符，陶片上凸起的眼睛，與《華陽國誌》中‘蠶叢縱目’的記載高度契合，這極有可能是蠶叢文化的早期遺存。”為了驗證這一觀點，陳德安團隊對陶片的陶土成分進行了檢測，發現其與岷江上遊本地的陶土一致，說明這件陶器是本地製作，而非外來傳入，進一步佐證了它與蠶叢部落的關聯性。
但也有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李伯謙教授認為，僅憑一件殘缺的陶片，還不足以斷定“縱目”的形態。他在《古蜀文明的幾個關鍵問題》中寫道：“‘縱目’的解讀需要更多的實物證據，桂圓橋陶片的凸眼可能隻是一種藝術表現手法，不能直接等同於蠶叢的‘縱目’。”李伯謙教授的擔憂並非沒有道理——在原始陶器中，誇張的眼部刻畫並不少見，有的是為了裝飾，有的是為了模擬動物形象，如何確定桂圓橋陶片的凸眼就是“縱目”圖騰，而非普通的藝術創作？
為了回應這一疑問，考古團隊擴大了在桂圓橋遺址的發掘範圍。2012年，他們在同一地層中又發現了兩件帶有眼部刻畫的陶片：一件是陶碗的殘片，碗沿處刻著兩隻對稱的凸眼，眼尾向上翹起；另一件是陶俑的頭部殘片，眼睛同樣凸起，且在眼睛周圍刻有放射狀的線條，仿佛是“光芒”的象征。這兩件陶片的發現，讓“凸眼”不再是孤立的存在——它不是某個工匠的偶然創作，而是一種廣泛存在的文化符號，這與“圖騰”的特征在部落中普遍流傳、具有固定形態）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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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文獻研究也取得了新的進展。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的彭邦本教授，通過對《華陽國誌》版本的梳理，發現“蠶叢縱目”的記載在不同版本中有著細微的差異：南宋李??刻本中寫作“其目縱”，而明代張佳胤刻本中則寫作“其目重”。彭邦本教授認為，“重”可能是“縱”的通假字，“重目”即“雙層眼睛”，這與桂圓橋陶片上“凸眼+放射狀線條”的形態相呼應——放射狀線條可能代表“第二層眼睛”，象征著“超凡的視力”。這一解讀，為“縱目”的圖騰含義增添了新的維度。
隨著考古發現的增多和文獻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於認為：桂圓橋陶片的“凸眼”，就是蠶叢“縱目”的早期形態。它不是對人類外貌的寫實描繪，而是一種圖騰符號，是蠶叢部落對“敏銳視力”的崇拜、對始祖的敬畏、對部落身份的認同的集中體現。而這種“縱目”文化，並沒有隨著蠶叢部落的衰落而消失，而是被後來的古蜀文明繼承和發展，最終在三星堆遺址的縱目青銅麵具上，綻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五、從桂圓橋到三星堆：縱目文化的傳承與升華
如果說桂圓橋陶片的“凸眼”是蠶叢縱目文化的“萌芽”，那麼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縱目青銅麵具，就是這一文化的“參天大樹”。從五千年前的陶土殘片，到三千年前的青銅重器，“縱目”符號在古蜀大地上傳承了兩千多年，見證了古蜀文明從原始部落到王國時代的輝煌變遷。
1986年，三星堆二號祭祀坑出土的夔龍冠縱目青銅麵具，以其誇張的形態震撼了世界：雙眼呈柱狀向外凸起，長度約10厘米，比桂圓橋陶片的凸眼誇張了十多倍；雙耳向兩側展開，如同翅膀；額間鑄著高達70厘米的夔龍形額飾，龍身蜿蜒向上，與縱目呼應。這尊麵具的形態，雖然比桂圓橋陶片複雜得多、宏大得多，卻保留了“眼睛凸起”這一核心特征——這說明，三星堆文明與蠶叢部落的“縱目”文化有著一脈相承的聯係。
考古學家通過碳十四測年發現，三星堆縱目青銅麵具的年代距今約32003000年，屬於商代晚期，而蠶叢部落活動的時期距今約50004000年，兩者之間相隔了近兩千年。在這兩千年裡，古蜀文明經曆了柏灌、魚鳧、杜宇等朝代的更迭，但“縱目”文化卻被一代代傳承下來，這背後蘊含著古蜀人對始祖信仰的堅守。三星堆人將“縱目”從陶土刻畫升級為青銅鑄造，將其從普通的器物裝飾提升為祭祀重器，正是為了更好地傳承蠶叢的精神，彰顯古蜀王國的神性與權威。
三星堆縱目青銅麵具的用途，也與桂圓橋陶片有所不同。桂圓橋陶片可能是日常使用的器物或簡單的祭祀用品，而三星堆縱目青銅麵具則是用於大型祭祀儀式的“國之重器”。考古學家在三星堆祭祀坑中發現，縱目青銅麵具通常與青銅神樹、青銅大立人等文物一同出土，周圍還散落著象牙、金器等貴重祭品，這說明它在古蜀祭祀體係中占據著核心地位——或許，在祭祀儀式上，巫師會戴著縱目青銅麵具，模仿始祖蠶叢的形象，通過“縱目”與天地神靈、祖先溝通，祈求王國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從桂圓橋陶片的“樸素凸眼”到三星堆麵具的“青銅縱目”，“縱目”符號的變化，也反映了古蜀文明技術水平與精神追求的提升。桂圓橋時期，先民們隻能用簡單的陶土捏塑凸眼，表達對視力的崇拜；而到了三星堆時期，古蜀人已經掌握了高超的青銅鑄造技術，能夠鑄造出如此複雜的縱目麵具，將對“縱目”的信仰推向了極致。這種技術的進步，不僅讓“縱目”的形態更加震撼，也讓“縱目”所承載的精神內涵更加豐富——它不再僅僅是部落的圖騰，而是古蜀王國“通天達地”的象征，是王權與神權結合的標誌。
如今，當我們站在三星堆博物館的展廳裡，凝視著那尊縱目青銅麵具時，仿佛能看到一條跨越兩千年的文化脈絡：從桂圓橋遺址的陶片上，先民們用粗糙的雙手捏出第一隻凸眼；到營盤山遺址的陶罐上，眼紋圖案逐漸清晰；再到三星堆的青銅熔爐中，縱目麵具在烈火中誕生。每一步，都凝聚著古蜀人的智慧與信仰；每一次傳承，都讓“縱目”的精神更加深刻。
六、縱目的回響：古蜀信仰的現代解讀
當我們的指尖輕輕拂過三星堆縱目青銅麵具冰冷的表麵，那柱狀外凸的眼球仿佛仍在閃爍著三千年的微光——這束光，不僅照亮了古蜀文明的神秘過往，更折射出人類文明傳承與創新的永恒命題。從桂圓橋遺址陶片上那抹樸素的凸眼，到三星堆青銅熔爐裡鑄就的通天縱目，“縱目”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標本，而是在時光長河中不斷生長、不斷煥新的生命體，它藏著文明延續的底層邏輯：唯有守住精神內核的“根”，才能長出突破形式的“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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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人對“縱目”的傳承，從來不是簡單的複製粘貼。桂圓橋時期，先民們用粗糙的紅陶捏塑凸眼，是為了將“看見危險、看見豐收”的生存渴望刻進部落記憶——那時的“縱目”，是貼地而行的樸素信仰，是刻在陶器上、畫在岩壁上的生存指南。到了營盤山遺址時期，凸眼符號開始有了更細膩的表達：陶碗沿上的對稱凸眼刻出了眼尾的弧度，骨器上的眼紋添了放射狀的線條，仿佛要讓“縱目”的光芒穿透器物，照進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這種變化，不是對原始信仰的背離，而是在堅守“縱目即守護”的內核下，讓信仰變得更具體、更貼近族人的生活。
真正的傳承，是讓精神內核在不同時代找到新的“容器”。當古蜀文明邁入三星堆時代，青銅鑄造技術的成熟，給了“縱目”文化一次華麗的轉身。先民們沒有再用陶土捏塑簡單的凸眼，而是用青銅澆築出通高65厘米、寬138厘米的重器——雙眼柱狀外凸十厘米，額間夔龍蜿蜒向上，雙耳如羽翼舒展，每一處細節都在放大“縱目”的神性。但這份“放大”不是無本之木：青銅縱目的“凸起”，延續了桂圓橋陶片“突破肉眼局限”的初心；額間的夔龍，呼應了蠶叢部落“通天神力”的傳說；祭祀中的使用場景，傳承了“縱目為溝通媒介”的功能。可以說，三星堆縱目麵具是“舊內核”與“新技術”的完美融合——它守住了“縱目即連接凡俗與超自然”的精神根脈，卻用更宏大、更精湛的形式，讓這份信仰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而創新，從來都是在傳承基礎上的“再創造”。古蜀人沒有把“縱目”困在“蠶叢始祖”的單一敘事裡，而是不斷給它注入新的內涵。在三星堆遺址，縱目不再隻是蠶叢的象征，還與青銅神樹、太陽形器等文物形成“宇宙觀”體係——縱目的“遠眺”，對應著神樹“通天”，太陽形器“普照”，共同構建出古蜀人“天地人”相通的世界觀。這種創新，讓“縱目”從部落始祖的符號，升華為整個古蜀王國的精神圖騰；讓“看見”的渴望，從“看見獵物與危險”，延伸到“看見天地運行、看見靈魂歸宿”。就像一顆種子，從桂圓橋的泥土裡汲取養分，在三星堆的青銅裡長成參天大樹，枝丫伸向了更廣闊的精神天空。
這種“傳承內核、創新形式”的智慧，在人類文明史上處處可見。古埃及的荷魯斯之眼，從最初的“法老守護符號”，演變為後來的“全知全能象征”，形態從簡單的眼球線條，變成鑲嵌寶石的護身符，卻始終守住“眼睛即庇佑”的內核；古希臘的奧林匹斯眾神，從部落圖騰演變為文學、雕塑中的經典形象，故事不斷豐富，卻始終傳承著“人神共在、追求美德”的精神。而古蜀的“縱目”文化，正是這種智慧的東方範本——它告訴我們，文明的生命力不在於固守過去的形式，而在於讓核心信仰在新的時代土壤裡，長出適應新環境、承載新內涵的新形態。
今天，當我們把“縱目”文化放進現代語境，依然能感受到這份傳承與創新的力量。博物館裡，三星堆縱目麵具不再隻是祭祀重器，而是成為連接古今的文化橋梁，讓現代人通過這雙“遠古之眼”，讀懂古蜀人的智慧與浪漫；文創產品中，“縱目”元素被設計成首飾、文具，用現代審美重新詮釋古老符號，讓年輕一代在日常中觸摸傳統文化；學術研究裡，學者們從“縱目”出發，探索古蜀文明與周邊文化的交流，讓這份古老信仰成為解讀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鑰匙。這些嘗試，都是對“縱目”文化的現代傳承——我們沒有把它封存在玻璃展櫃裡，而是讓它走進現代生活，用新的形式延續著“突破局限、連接未知”的精神內核。
回望古蜀大地，從桂圓橋的陶片到三星堆的青銅，“縱目”的凝視跨越了五千年。它讓我們明白：文明的傳承，不是守著舊物一成不變；文明的創新，也不是脫離根脈的憑空創造。真正的文明延續，是像古蜀人那樣，把最核心的信仰刻進文化基因，然後在每個時代，用最貼合當下的技術、審美與需求，為它打造新的載體、賦予新的意義。就像那雙縱目，從陶土的樸素凸起，到青銅的通天柱狀，形態在變、功能在變，卻始終凝視著人類對“看見”的渴望、對未知的探索、對精神世界的追求——這份凝視，是文明最珍貴的遺產，也是我們走向未來的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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