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是個人人都是公民，在權利、責任、義務上人人平等，隻是社會分工和勞動方式上有所區彆的社會，這一點是政府確認的。
從蘇聯開始，就認為知識分子這一群體需要改造，這就造成了這個群體不受待見。
李旭東現在很頭痛，他沒想到，為了幾千年來不斷演化的漢字，下麵的同誌居然能連開一個星期的大會，任由那些老學究毫無意義的爭吵而無結果。
支持用繁體字的不少，支持用簡化字的很多，十年時期更是在簡化字的基礎上又簡化了不少，這三種文字都有人支持，大家為此爭論不休。
漢字從甲骨文開始，就開始了它曲折的曆程，古人並未泥古，守著甲骨文一成不變，按照甲骨文形式一直發展下去，而是為了交流，一直在對文字改造。秦前七國分治，各有自己文字，方有了秦皇的文字統一，以小篆立本。
到民國時期，不僅有求簡呼聲，更有全盤西化的呼聲，以使文字簡單。所以，文字的求變是曆史發展的必然，簡體字的出現，順應了曆史的發展，是時代需求的結果，是我們今天的正字。它的意義與秦皇統一文字一樣，是第二次文字的統一。
1956年《漢字簡化方案》係統推行簡化字，1964年《簡化字總表》收錄2236字。
“簡化，但那十年簡化的字全不作數。海外華人用的是繁體字，咱們可以在新華字典裡標記上繁體字，互不影響。”
最終李旭東一錘定音，自古文人相輕，誰都不服誰，真要任由那些迂腐之人吵鬨個不休，沒有三年以上，都吵不出個結果。
接下來就是編寫教材的事了。
越是低齡兒童，李旭東越是看重。他指揮著一幫有了孫子孫女的老教授給育紅班的老師編寫教材；
小學的教材他同樣親自把關，把數學題裡麵一段段語錄全部刪除，把語文課本裡一段段政治教育的內容全然拋棄，這個時期的孩子，需要的是道德教育，知道什麼事情該做，什麼事情不該做，明白該崇敬什麼樣的人物，該怎麼愛國，建立正確的是非觀，才是正理兒。
到了初中和高中的課本，他也不厭其煩的審查著每一篇課文，對於數理化的知識，他反而很少去翻看。不是不懂，而是沒有必要。
大學的課程，李旭東現在沒精力去管，不過他對那些知名的老教授提出了要求，必須親自把大一的課程教完。
除此之外，李旭東操心的事情還有很多，中醫小學、中學，還有各類職業學校，以及各所學校的校舍都在他的管理範圍之內。
沒辦法，不是能者多勞，而是彆人做的事情他不太放心，有的領導敢當麵頂撞他，質疑他的資曆，甚至有的人當麵一套背後一套，乾出陰奉陽違的事情，還是親自抓的好。
這也難怪，管理就是管人，不把手下管理好了，誰也指揮不動。
更可氣的事還有，十年混亂之後的第一次高考，居然有人冒名頂替考中的孩子上大學，李旭東要求嚴肅處理，換回被頂替的學生，結果一些領導反倒來勸李旭東，說什麼開學已經這麼久了，再換回來，擔心學生跟不上功課，木已成舟的事情，再翻過來，就不合適了。
不管是農民子弟，還是工人子弟，隻要參加高考並考上了大學、大專、中專，就意味著從此跳出階層，改變了家庭出身，成為乾部，也意味著華夏的公正。
三月，春寒料峭，全國科學大會召開。參會領導強調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還指出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這意味著知識分子階層從此回歸到了勞動人民的身份，不再是“臭老九”。
到了四月，華夏開始了批準了《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開始了全麵摘掉右派帽子的工作。
到了五月，李旭東的工作總算初步理順，《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李旭東知道，華夏從此算是步入了基礎軌道，順利進入以發展經濟的新時代。
“喂，哪位？”電話響了，李旭東接過電話問道。
“我，你過來一趟，我有事找你。”電話的那頭李旭東一聽就知道是自己老領導的聲音，這是又找自己做彆的事了？
“領導，我這還走不開呀，手頭上還有些事情沒處理完呢。”誰都不是傻子，李旭東也會推脫，當秦京茹從他頭上找到第一根白發的時候，他就知道自己不可避免的衰老了。
以前還想著是不是自己穿越了蟲洞，就能長生不老，或者，自己的身體會按照以前的節奏產生變化，現在看來，是自己把一切想得太美好了。
“彆磨嘰，趕緊過來，找你有事呢。”聽筒裡傳來了老領導不耐煩的聲音。
老領導很忙，也很煩。李旭東提出的建議很好，但真要落實，各處遇到的阻力不是一般的大，到處都有人掣肘。
自從李旭東提出建立試點外貿基地的時候，國院聯合工作組調查研究建立寶安縣外貿基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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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調查組寫出《港澳經濟考察報告》，建議把寶安、珠海縣建成商品出口基地。老領導叫李旭東過來，就是要商議如何才能把基地建設好。
“領導，這個不為難，隻要你們有決心推動，保持政策不變，我去寶安縣沒半點問題。正好，我還有時間可以看看老婆孩子。”李旭東大大咧咧的說道。
“小李，你的計劃是什麼？招商引資？然後呢，咱們社會主義國家招資本家過來開工廠，這說不過去啊。”老領導一臉的為難，效力的計劃怎麼就這麼激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