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下了!”王至誠答應著張景城,收好筆記本和書畫包,快步離開上海徐園大禮堂,正要登上張景城的黃包車,聽到一個陌生的喊聲:“等一等!”
王至誠停下腳步轉頭看:一個二十四、五歲的高挑青年向他招手,左手握著一個畫軸。青年長方臉,白淨英俊,透著自信和堅毅。
青年微笑著朝王至誠跑過來,語氣親切地問道:“您是東北大學的王至誠吧?”
王至誠愣了一下,心中疑惑:一個白麵書生怎麼知道自己的名字?
青年一臉興奮地說道:“關於東北我不生疏,曾和畫家傅抱石、吳作人、關山月到過大連和沈陽,聽說東大有個赴日留學的書畫家叫王至誠,本來想去奉天拜訪,這不,巧了,至誠兄來上海了。”
王至誠一時想不起此人的身份,略顯尷尬地說:“對不起,至誠愚鈍,您是……”
“貴人多忘事,我叫許富達。”青年主動地伸出手。
“許達!”王至誠緊緊握住他的手,心中閃過一絲親切。
王至誠思索一會兒:許幸之,1904年生,江蘇揚州人,祖籍安徽歙縣,原名許富達,學名許大,筆名霓璐、天馬、屈文、丹沙……連忙伸手握著許幸之的手:“著名畫家、詩人、劇作家、美術評論家。”
“哪有這麼多家啊?”許幸之謙虛起來,“我就是搞點油畫、粉畫和美術史,跨界當過電影導演。”
許幸之自幼熱愛繪畫,十三歲時便拜著名美術教育家呂鳳子為師,後來進入上海美專、日本美術學校和東方藝術研究所深造。在此期間,他創作的《母與子》《落霞》《天光》等作品,曾獲得郭沫若、鬱達夫、成仿吾等名家的高度評價。
王至誠模仿成仿吾當時讚揚許幸之的話,笑著說:“幸之君的《天光》……一束微弱的天光剛把一隻無處投奔的小鳥照亮,唯有它停留在空際,下麵的世界卻依舊沉淪在黑暗裡……”
“走吧!我帶你去大禮堂轉轉。我們邊走邊談。”許幸之熱情地邀請,王至誠也不客氣,跟了上去。
王至誠和許幸之並肩跨進大禮堂,王至誠說道:“觀察你的相貌,許兄在20歲前後,巧逢貴人運,方獲藝術技藝。”
許幸之放緩腳步:“那一年我20歲赴日勤工儉學,先後在日本川端畫會和日本美術學校學習。因為我的勤奮和刻苦,感動了當時在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和鬱達夫,他們不約而同地為我提供幫助,郭沫若更是每月給予我一定的資助。”
王至誠說道:“兄弟在日本美校學習期間,還認識外鄉人,一男一女。”
“藤原樸田和川島美子。”許幸之也不回避,“說來話長--”
某一天,夕陽如血,櫻花樹下,端坐著一位標致的小姐。相隔兩米的地方,一位藝術家範兒的學子--藤原樸田正用炭畫筆為裸背的少女畫像:“彆動,川島美子。”學子將炭畫筆放下,取出一個白饅頭,小心地去掉外皮,然後拿著去皮的饅頭在川島美子的胸前輕輕地旋轉、擦拭……
就在藤原樸田全神貫注地作畫的時候,身後伸出一隻手,黑炭筆恰如其分地為畫作添上了兩個優美的弧線。
“許幸之,你要乾什麼?”藤原樸田猜到是中國朋友過來了。
“藤原樸田,你在乾什麼?”許幸之手裡換上一隻鉛筆,敲打著畫像的亮點,“你為什麼畫得這麼亮?誇張地突出亮點嗎?現實主義的畫風可不是這樣啊。”
藤原樸田站起身,憤憤不平:“好好的一個漂亮小姐,毀在你的筆下!”
許幸之看著藤原樸田生氣的樣子:“虧我們還是朋友,不然吃了我不成?”
“我才不需要你--中國朋友,我要的就是這樣的日本小姐。”藤原樸田指著許幸之,語氣中滿是挑釁。
“看你是我在日本的朋友,我才幫你。”許幸之有些委屈地說,心中暗想自己為何要被如此對待。
就在這時,川島美子穿好上衣,看到自己的畫像,微微皺眉,問藤原樸田:“這裡為什麼這麼白亮?怎麼畫得這麼黑?”
“你問他!”藤原樸田不屑地指著許幸之。
川島美子微微一笑,走近許幸之:“這位同學,請你為我畫一幅吧。”
許幸之默默無言,將頭扭到一邊。圍觀的人越來越多,大多是日本學子。川島美子對他說:“沒事兒,加上標題和落款吧。但有一點,必須用王羲之的行書體。”
這句話讓許幸之頓時為難。他雖然在詩、詞、畫、劇上都有所造詣,但書法隻是他的愛好。更何況,王羲之的行書,雖不是不能寫,但他擔心自己寫得不好,難以給中國人爭光。
“我的畫像從來不署名落款的。我可以替藤原樸田為小姐畫一幅。”許幸之試圖退而求進。
川島美子卻不依不饒,拿著畫像,理直氣壯地說:“這是在大日本,是你們想畫就畫,想白就白,想擦就擦,想黑就黑,想讓我坐就坐啊?”說著,她把畫像遞給許幸之,要求升級:“落款,必須用王羲之《蘭亭序》的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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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幸之思緒萬千,從回憶中回到現實:“至誠兄,當初,要不是你的出現,我許幸之可丟給日本人了。”
王至誠的思緒回到日本那棵櫻花樹下。當時王至誠放了學準備賣字充當學費,正趕上許幸之尷尬的場麵。
此時,站在櫻花樹後的王至誠看得清清楚楚,果斷走到現場,收起了川島美子的畫像,放進書畫包,然後取出一幅自臨的“琅琊本”的《蘭亭序》,遞給藤原樸田:“藤原同學、美子小姐,你們的意思我明白,不就是想得到中國的《蘭亭序》嗎?”
許幸之現在想起來,感慨萬分:“那一次櫻花樹下,多虧至誠兄鼎力相助,您搭了一幅《蘭亭序》,今天,大禮堂的票,我包了!”
“那次不過是川島美子設置的一個陰謀。”王至誠輕聲說道,回憶中帶著一絲無奈,“後來,為了學到《蘭亭序》,她女扮男裝,化名金碧輝,拜我為師……不談這些了。”王至誠轉而關心地問:“那次櫻花樹下一彆,您過得怎樣?”
“我們坐下說。”許幸之帶王至誠來到大廳旁邊的一間茶室,找一張桌子坐下,許幸之神情變得認真,“分手後,我由炭畫素描向油畫發展,1926年在日本創作的油畫《晚步》,因筆力柔和,光彩炫目,被選為‘第四屆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的參展作品,深受觀眾讚美。”
王至誠點頭,微笑道:“1927年清明前夕,我曾讓金碧輝給你送過信,那時候還不知道她的真實身份。”
“就是那個假小子吧。”許幸之說,見王至誠點了點頭,接著他歎息道,“1927年,大革命時代,我應郭沫若的電召回國,回到了上海,在北伐軍總政治部宣傳工作。尚未領到軍裝,就遭遇了蔣司令發動的清黨行動,被懷疑為共字號,關進了龍華監獄。”
“上海的龍華監獄嗎?”王至誠微微皺眉,沉思道,“‘四·一二’政變時,我也被關進了龍華監獄,和陳延年、陳喬年等許多革命人士同處一室,但沒有聽說過你許幸之也進來了。”
許幸之的表情微微一頓,隨即露出一絲苦澀的笑容:“或許是因為我當時的處境,過於低調,無人關注吧。在那場風暴中,我被捕後隻是個小角色,無法與像至誠兄一樣大名鼎鼎的文藝家相提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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