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確信，樓上的男人想殺我。
每天清晨六點，他的腳步聲準時響起，像一具沉重的屍體在水泥地上拖行，然後——砰！砰！砰！——他開始跺腳，仿佛要把地板踩穿，直直墜入我的天花板。我試過敲門，試過投訴，甚至報警，但警察隻是敷衍地點頭，說“鄰裡糾紛建議調解”。調解？他隔著貓眼對我笑，那笑容像一把鈍刀，緩慢地割開我的神經。
直到今天，他終於動手了。
我下樓時，他“恰好”出門，手裡拎著黑色垃圾袋，擦肩而過的瞬間，我的側腹突然一涼。起初我以為是被風吹的，直到溫熱的液體順著襯衫往下流，我才意識到——他捅了我。
我踉蹌著走到路邊，攔下一輛出租車。
“去醫院。”我咬著牙說，血已經浸透了外套，在座椅上洇開一片暗紅。
司機從後視鏡裡瞥了一眼，臉色瞬間煞白。
“下車。”他說。
“我付錢，雙倍。”我喘息著，手指死死按住傷口。
“滾下去！”他猛地刹住車，伸手推開後門，仿佛我不是一個傷者，而是一具會弄臟他車的腐屍。
第二輛、第三輛……每一輛出租車都在看清我的瞬間踩下油門逃離。最後，我放棄了，用外套裹住傷口，勉強擠進一輛車。司機沒說話，但開出去不到兩百米，他就靠邊停下，眼神躲閃：“你……你還是叫救護車吧。”
我笑了。原來在這個城市，流血的人不配坐車。
我倒下去的時候，天空是鉛灰色的，遠處傳來救護車的鳴笛，紅白燈光在視野裡閃爍。真諷刺啊，他們寧願等我死，也不願讓我活著抵達醫院。
不過沒關係，樓上的男人很快就會發現——死人，也是會敲門的。
警察來了，帶著那種令人作嘔的例行公事的態度。他們拿著執法記錄儀，鏡頭像一隻冰冷的眼睛，對準我的臉、我的傷口、我還在滲血的衣角。
“你被襲擊了？”一個胖警察問，語氣像是在問我“吃飯了沒”。
我沒說話，隻是盯著他製服上歪掉的紐扣。他們根本不在乎真相，他們隻在乎能不能按時下班。
“監控呢？”另一個警察問物業。
“壞了。”物業搓著手，笑得像條哈巴狗。
胖警察歎了口氣，在本子上潦草地劃拉兩筆，然後抬頭看我：“你認識襲擊你的人嗎？”
我扯了扯嘴角。他們明明知道是誰，樓上那瘋子早就是派出所的常客了。
果然，沒過多久，一個年輕警察小跑過來，壓低聲音說：“查到了，那男的半年前剛出來。”
“半年也叫‘剛出來’？”我冷笑。
胖警察聳聳肩，“精神病，在治療期，殺人不犯法的。”他說得輕描淡寫，仿佛在討論今天的天氣。
我盯著他，突然笑了。
原來如此。法律保護的不是我這種普通人，而是那些舉著“精神病”免死金牌的惡魔。他們可以半夜跺腳吵得你神經衰弱，可以拿著刀在你家門口徘徊，甚至可以捅你一刀——然後，警察隻會拍拍你的肩膀，說：“算你倒黴。”
年輕警察猶豫了一下，補充道：“不過你放心，我們會加強巡邏……”
我打斷他：“巡邏有用的話，我今天就不會躺在這裡了。”
他們沉默了，空氣裡隻剩下執法記錄儀運轉的細微電流聲。
真好笑，他們拍我，拍得再清楚有什麼用？
凶手在樓上，而法律，在精神病院裡。
警察走後，醫院的白熾燈在頭頂嗡嗡作響。醫生給我縫了七針，針腳歪歪扭扭，像一條蜈蚣爬在側腹。護士說："傷口不深，死不了。"她遞給我一張心理科轉診單，"建議你做個情緒評估。"
我捏著轉診單笑出了聲。
看啊，受害者總是需要被評估的那個。
回到家時已是深夜。樓道裡安靜得詭異，仿佛整棟樓都在屏息等待什麼。我站在門口，聽見頭頂傳來規律的"咚、咚、咚"——是那個精神病在敲擊地板，用摩斯密碼般的方式宣告他的存在。
三天後，我收到了派出所的《不予立案通知書》。那個胖警察叼著煙說："人家有鑒定證書的，二級精神分裂。"他彈了彈煙灰，"你要實在害怕，就搬家嘛。"
當晚我做了兩件事：
1.在淘寶買了震樓神器
2.把廚房的剔骨刀磨得發亮
既然法律允許瘋子殺人，那也應該允許正常人自衛。
第一次反擊是在淩晨四點。當樓上的跺腳聲準時響起時，我按下震樓器的開關。整棟樓都在震顫，吊燈搖晃，玻璃杯炸裂。很快，天花板傳來慌亂的腳步聲，接著是重物倒地的悶響。
第二天物業來敲門，我給他們看手機裡的噪音監測數據："超過85分貝了，按照《環境噪聲汙染防治法》......"
他們悻悻離去時，我聽見保安嘟囔："兩個瘋子。"
沒錯，現在這棟樓確實住著兩個瘋子。
一個拿著免死金牌，一個握著剔骨刀。
——當法律失效時，暴力會成為最公平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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