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壬申年）
春天，正月癸卯日，司馬師當上了大將軍。
在吳國這邊，吳主把原來的太子孫和封為南陽王，讓他住在長沙；仲姬的兒子孫奮封為齊王，住在武昌；王夫人的兒子孫休封為琅邪王，住在虎林。
到了二月，立了張氏為皇後，還來了波大赦。這張皇後是以前涼州刺史張既的孫女，東莞太守張緝的女兒。張緝也被召入朝拜為光祿大夫。
吳國那邊還改了年號叫神鳳，又大赦天下。
吳主的潘皇後性格剛猛暴躁，吳主生病的時候，她就派人問孫弘關於呂後臨朝稱製的事兒。身邊的人實在受不了她的暴虐，趁她昏睡的時候，把她勒死了，對外謊稱她是中了邪。後來事情敗露，有六七個人因此被處死。
吳主病重，把諸葛恪、孫弘、滕胤、將軍呂據還有侍中孫峻叫到臥室，托付後事。夏天四月，吳主去世。孫弘和諸葛恪向來不對付，怕被諸葛恪整治，就秘不發喪，打算假傳詔書殺了諸葛恪。孫峻把這事告訴了諸葛恪，諸葛恪就請孫弘來商量事兒，然後在座位上把孫弘給殺了，這才發喪。給吳主上諡號為大皇帝。太子孫亮即位，又大赦天下，改年號為建興。閏月的時候，任命諸葛恪為太傅，滕胤為衛將軍，呂岱為大司馬。諸葛恪一上台就下令取消了一些監視百官和百姓的製度，免除了百姓拖欠的賦稅，還廢除了關稅，各種給百姓好處，大家都很開心。每次諸葛恪出門，老百姓都伸長脖子想看看他啥樣。
諸葛恪不想讓各位王爺待在靠近江邊有兵馬的地方，就把齊王孫奮遷到豫章，琅邪王孫休遷到丹楊。孫奮不願意搬，還老是違反法度，諸葛恪就寫了封信給孫奮，說：“帝王那可是跟老天爺一樣尊貴的，所以天下都是他家的，臣子、父兄啥的都得聽他的。仇人有優點，也得提拔；親戚有惡行，也得懲處。這是為了順應天理，治理萬物，先顧國家再顧自己，這可是聖人定下來的規矩，千百年來都不變的道理。以前漢朝剛建立的時候，封了好多王子弟，結果他們勢力太大就造反，對上差點危及國家，對下兄弟骨肉互相殘殺，後來就吸取教訓，把這當成大忌。從光武帝以來，對諸王就有製度，隻能在宮裡自己玩，不能管理百姓，也不能參與政事，跟外麵交往都有嚴格禁令，這樣才平安無事，各自保住了福氣。這就是以前的經驗教訓啊。大行皇帝借鑒古代，預防禍患，考慮得長遠，所以生病的時候，就把各位王爺都分到各自的封國，詔書裡交代得很詳細，禁令也很嚴格，啥都想到了。就是想上能安定宗廟，下能保全各位王爺，讓國家代代相傳，彆出現國家滅亡、家族被害的悲劇。大王您應該往上學學太伯順從父親的誌向，中間想想河間獻王、東海王劉強恭敬順從的節操，往下把以前那些驕橫放縱、荒淫無道的王爺當成反麵教材。聽說您到武昌以後，經常違反詔書禁令，不遵守製度，還擅自調兵修建宮室。身邊跟著的人有罪過，應該上表報告，交給有關部門處理，可您卻私自把人殺了，事情也不弄清楚。中書楊融，是親自接受了詔書敕令的，應該恭敬嚴肅，可他居然說‘我就是不聽禁令，能把我怎麼樣！’聽到這話，大家都又驚又怕，心裡拔涼拔涼的。俗話說：‘鏡子能照出人的樣子，過去的事能讓我們明白現在。’大王您一定要把魯王當成教訓，改變自己的行為，小心謹慎，對朝廷儘到禮數，這樣的話，沒啥願望實現不了。要是您忘了先帝的教導，懷著輕視怠慢的心，我們這些臣子寧可對不起您，也不敢違背先帝的遺詔；寧可被您怨恨，也不敢忘了皇上的威嚴，讓詔書敕令在藩臣這兒行不通！要是魯王早點聽那些忠誠正直的話，心裡有所畏懼，那就能永享富貴，哪會有滅亡的災禍呢！良藥苦口，隻有生病的人能心甘情願喝下去；忠言逆耳，隻有明白事理的人能接受。現在我們幾個誠心誠意，想在萌芽狀態就幫您消除危險，擴大您福運的基礎，所以不自覺就說得比較多，希望您能好好想想！”孫奮收到信，害怕了，就搬到南昌去了。
以前，吳大帝修了東興堤來阻擋巢湖的水，後來進攻淮南失敗，為了往回撤船，就把東興堤荒廢了，沒再修。冬天十月，太傅諸葛恪在東興召集眾人，重新修了大堤，在左右兩邊依山勢修了兩座城，每個城留一千人駐守，讓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然後就帶著大軍回去了。
鎮東將軍諸葛誕跟大將軍司馬師說：“現在趁著吳國來侵犯，讓王昶字文舒）逼近江陵，毋丘儉字仲恭）進攻武昌，牽製住吳國上遊；然後挑選精兵攻打那兩座城，等他們救援趕到的時候，咱們就能大獲全勝。”這時候，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人各自獻上征伐吳國的計策。朝廷因為這三個人的計策不一樣，就下詔問尚書傅嘏。傅嘏回答說：“討論的人有的想乘船直接渡江，在江麵上橫著走，打到吳國本土；有的想兵分四路一起進攻，攻打他們的城池堡壘；有的想在邊境大規模屯田，等有機會再行動。這些確實都是打敵人常用的計策。但是咱們練兵以來，都三年了，又不是搞突然襲擊的軍隊。吳國成為咱們的敵人都快六十年了，他們君臣一心，同甘共苦，現在又死了元帥，上下都很擔憂害怕。要是他們在渡口要道排列戰船，憑借堅固的城池和險要的地勢防守，咱們想橫著在江麵上走，估計很難成功。現在咱們邊境的防守跟敵人離得遠，敵人布置的哨探又特彆嚴密，咱們的間諜進不去，也啥都打聽不到。軍隊要是沒有耳目，情況都沒弄清楚，就帶著大軍去麵對巨大的危險，這就是想碰運氣求功勞，先開戰再想著怎麼贏，可不是保全軍隊的好辦法。隻有進軍大規模屯田，算是最穩妥的；可以下詔讓王昶、胡遵等人選個險要的地方安營紮寨，仔細安排布置，再讓三路軍隊同時向前推進防守。搶占他們肥沃的土地，讓他們退回到貧瘠的地方，這是第一個好處；軍隊開出去，在百姓的前麵，敵人就沒法來搶劫，這是第二個好處；對附近的人招撫懷柔，投降歸附的人會越來越多，這是第三個好處；把哨探布置得遠遠的，敵人的間諜就進不來，這是第四個好處；敵人要是往後收縮防守，他們的哨探肯定會變少，咱們屯田就容易開展，這是第五個好處；咱們可以就地吃屯積的糧食，士兵們就不用再運輸糧食，這是第六個好處；一旦有機會，咱們馬上就能出兵討伐，速戰速決，這是第七個好處。這七個方麵，都是軍事上的緊要事務。咱們不占據這些好處，敵人就會利用這些便利條件；咱們占據了，好處就歸國家，這可不能不看清楚啊。雙方的營壘離得近了，形勢就相互交錯，大家的智慧、勇氣都能展現出來，巧妙的、笨拙的計策都能用上，通過試探就能知道得失的計策，通過較量就能知道誰強誰弱，敵人的情況虛實，還能往哪兒藏呢！用弱小的力量對抗強大的力量，就會勞役繁重，力量耗儘；用貧窮的國家對抗富裕的國家，就會賦稅沉重，財物匱乏。所以說：‘敵人安逸，能讓他變得勞累；敵人飽足，能讓他變得饑餓’，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司馬師沒聽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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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下詔讓王昶等三路大軍進攻吳國。十二月，王昶攻打南郡，毋丘儉進攻武昌，胡遵、諸葛誕率領七萬人攻打東興。甲寅日，吳國太傅諸葛恪率領四萬人，日夜兼程，去救援東興。胡遵等人命令各軍造浮橋渡河，在堤上列陣，分兵攻打兩座城。城在地勢高峻的地方，一時半會兒攻不下來。諸葛恪派冠軍將軍丁奉和呂據、留讚、唐谘作為前鋒，從山的西邊往上進攻。丁奉對各位將領說：“現在咱們各路軍隊走得太慢了，要是敵人占據了有利地形，那就很難跟他們爭勝負了，我請求趕緊衝上去。”於是讓其他各路軍隊都讓開道路，丁奉自己率領手下三千人直接前進。當時刮著北風，丁奉揚起船帆，兩天就到了東關，占領了徐塘。當時天下著雪，特彆冷，胡遵等人正在擺酒席大聚會呢。丁奉看到他們前麵的士兵不多，就對手下說：“想要封侯得獎賞，就在今天了！”於是讓士兵們都脫下鎧甲，扔掉長矛和戟，隻戴著頭盔，拿著刀和盾牌，光著上身沿著堤堰爬上去。魏軍看到，都哈哈大笑，也不趕緊整軍備戰。吳國士兵爬上去後，就大聲呐喊，砍破了魏軍的前沿陣地，呂據等人也隨後趕到。魏軍驚慌失措，四散逃跑，爭著搶著過浮橋，結果橋斷了，好多人掉進水裡，還互相踩踏。前部督韓綜、樂安太守桓嘉等人都死了，死的人數以萬計。韓綜以前是吳國的叛將，多次給吳國造成危害，吳大帝一直對他恨得牙癢癢，諸葛恪就讓人把韓綜的首級送去祭拜大帝廟。吳軍繳獲的車輛、牛馬、騾驢都數以千計，各種物資堆積如山，然後就整頓軍隊，得勝而歸。
當初，蜀漢的薑維攻打西平，俘獲了中郎將郭循，蜀漢任命他為左將軍。郭循想刺殺蜀漢皇帝，但一直沒機會接近，每次借著給皇帝祝壽的機會，一邊下拜一邊往前湊，都被皇帝身邊的人攔住了，一直沒能成功。
評論
公元252年，即曹魏嘉平四年、東吳神鳳元年與建興元年，是三國中後期極具標誌性的一年。這一年裡，魏吳兩國均經曆了權力核心的重大變動，軍事衝突與政治博弈交織上演，為後續數十年的曆史走向埋下了深刻伏筆。透過《資治通鑒》對這一年的記載，我們得以窺見三國後期權力運作的殘酷邏輯與軍事決策的致命影響。
權力真空下的繼承危機：魏吳兩國的高層動蕩
曹魏與東吳在這一年幾乎同時麵臨權力交接的挑戰，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過渡模式。曹魏方麵，正月癸卯日，司馬師正式被任命為大將軍，標誌著司馬懿死後司馬氏權力的平穩過渡。這一任命看似常規，實則是高平陵之變後司馬氏鞏固權勢的關鍵一步，為後續司馬氏代魏鋪平了道路。司馬師以大將軍身份總攬朝政，延續了其父司馬懿的權臣路線，曹魏皇權進一步旁落。
東吳的權力交接則充滿血腥與陰謀。吳大帝孫權晚年病重，四月駕崩前召諸葛恪、孫弘、滕胤等重臣“屬以後事”，試圖構建輔政團隊維持權力平衡。但孫權屍骨未寒，輔政大臣內部便爆發火並——孫弘因與諸葛恪“素不平”，欲秘不發喪、矯詔誅恪，結果被孫峻告發，反遭諸葛恪設計誅殺。這場權力清洗雖使諸葛恪得以獨攬大權，卻也埋下了東吳權臣內鬥的隱患。
值得注意的是，諸葛恪掌權初期展現出革新姿態：“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崇恩澤”，一係列惠民政策迅速贏得民心，史載“眾莫不悅”“百姓延頸思見其狀”。這種民望基礎本可成為穩定政權的重要支撐，但諸葛恪隨後的決策卻逐漸偏離正軌。
宗室政策與權力製衡：諸葛恪的政治布局
諸葛恪執政後的首要政治動作，是調整宗室諸王的封地布局。他以“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為由，將齊王孫奮從武昌徙至豫章，琅邪王孫休從虎林徙至丹楊，刻意削弱宗室在軍事要地的影響力。這一決策背後，暗藏著東吳長期以來的宗室乾政隱患。
在給孫奮的書信中，諸葛恪深刻闡述了其宗室政策的邏輯：以漢初“諸王太強輒為不軌”、光武之後“諸王惟得自娛於宮內”的曆史教訓為鑒，強調“先國後身”“防牙遏萌”的治國原則。他直指孫奮“多違詔敕，不拘製度”的行為，警告其“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的風險。這番言論雖充滿政治說教，卻精準點出了三國時期宗室問題的核心矛盾——如何在維護皇權穩定與保障宗室利益間尋求平衡。
從曆史效果看，諸葛恪的宗室遷徙政策雖暫時避免了諸王擁兵自重的風險，卻也激化了與宗室的矛盾。孫奮“不肯徙，又數越法度”的反抗，預示著東吳統治集團內部裂痕的擴大。這種矛盾在後續的政治鬥爭中不斷發酵，最終成為諸葛恪倒台的誘因之一。
東興之戰：軍事決策失誤與國運轉折
嘉平四年的核心軍事事件，是魏吳之間的東興之戰。這場戰役的爆發，源於曹魏對東吳權力更迭的誤判與軍事冒險。鎮東將軍諸葛誕提議趁東吳國喪之際三路出兵，“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簡精卒攻其兩城”，試圖一舉突破東吳防線。這一計劃得到司馬師批準，卻遭到尚書傅嘏的強烈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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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嘏的軍事分析堪稱經典。他指出曹魏“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而東吳“君臣相保，吉凶共患”，此時貿然進攻難以奏效。他提出“進軍大佃”的七項優勢：奪其肥壤、兵出民表、招懷降附、隔絕間諜、易立佃作、士不運輸、討襲速決，主張以持久戰消耗東吳實力。傅嘏的策略立足現實，強調“據之則利歸於國”的務實思路，實為穩妥之策。
然而司馬師未采納傅嘏的建議，堅持三路伐吳。十二月，胡遵、諸葛誕率七萬大軍主攻東興，架設浮橋渡水布陣，圍攻東吳新建的兩城。關鍵時刻，諸葛恪親率四萬吳軍“晨夜兼行”救援，冠軍將軍丁奉上演“雪中奮短兵”的經典戰例——率三千精兵“解鎧，去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緣堨”，趁魏軍飲酒高會之際突襲，大破魏軍。此役魏軍“死者數萬”，韓綜、桓嘉等將領陣亡，“車乘、牛馬、騾驢各以千數，資器山積”被吳軍繳獲，成為三國後期魏吳交鋒中吳軍的重大勝利。
東興之戰的影響極為深遠：對曹魏而言，此戰打破了其趁東吳國喪獲利的企圖，損兵折將導致國力進一步消耗；對東吳而言，雖取得軍事勝利，卻使諸葛恪滋生驕傲情緒，為其次年貿然伐魏埋下伏筆；對諸葛恪個人而言，此戰的勝利使其聲望達到頂峰，但也加劇了其獨斷專行的傾向，最終引發宮廷政變。
曆史啟示：權力平衡與決策理性的重要性
嘉平四年的曆史事件，濃縮了三國後期政治軍事的核心矛盾。在權力傳承層麵，東吳的教訓尤為深刻：孫權雖試圖構建輔政體係，卻未能解決權臣間的製衡問題，導致權力真空期的血腥內鬥；諸葛恪雖憑借威望與能力穩定局麵，卻因急於集權而激化宗室矛盾，最終走向覆滅。這揭示出古代皇權體製下，權力交接的核心難題——如何在穩定與革新、集權與製衡間找到平衡點。
在軍事決策層麵，東興之戰展現了戰略理性的重要性。傅嘏的“七利”分析與諸葛誕的冒險進攻形成鮮明對比，印證了“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至理名言。司馬師忽視正確建議的決策失誤，與諸葛恪抓住戰機的果斷指揮，共同決定了戰役的走向，也影響了兩國的國運興衰。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公元252年的魏吳交鋒，標誌著三國鼎立格局的進一步演變。曹魏雖在國力上仍占優勢，但內部司馬氏與曹氏的權力鬥爭逐漸成為主線；東吳雖取得東興之戰的勝利，卻未能改變其權臣乾政的惡性循環；而蜀漢此時雖未直接參與戰事，但薑維的北伐計劃已在醞釀中，郭循刺殺劉禪未遂的事件，預示著蜀漢後期的政治危機。三國均已進入各自的衰落期，統一的曙光正在曆史的地平線上升起。
嘉平四年的風雲變幻告訴我們：權力的穩定不僅需要製度設計，更需要執政者的理性與克製；軍事的勝利不僅依賴兵力優勢，更取決於戰略判斷的精準與戰術執行的果斷。這些曆史經驗，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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