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平二年公元250年，庚午年）
夏天五月，朝廷讓征西將軍郭淮當了車騎將軍。
早先呢，會稽的潘夫人特彆受吳王寵愛，還生了小兒子孫亮，吳王對這孩子喜歡得不行。全公主跟太子孫和關係不好，就想著提前給自己找個靠山，老是在吳王麵前誇孫亮有多好多好，還把自己丈夫哥哥的孫女嫁給孫亮。吳王因為魯王孫霸拉幫結派去害他哥哥，心裡對孫霸也挺厭惡，就跟侍中孫峻說：“孩子們不和睦，大臣們也分成好幾派，這就跟以前袁紹家似的，最後得衰敗，被天下人笑話。要是就立一個人當太子，怎麼能不亂套呢！”於是就有了廢掉孫和、立孫亮為太子的想法，不過這事兒他也琢磨了好幾年，一直沒下定決心。孫峻是孫靜的曾孫。
到了秋天，吳王終於把太子孫和給軟禁起來了。驃騎將軍朱據勸說道：“太子可是國家的根基啊，而且孫和這孩子生性仁愛孝順，天下人都很擁護他。以前晉獻公聽了驪姬的話，申生就沒了；漢武帝相信江充，戾太子就蒙冤而死。我真擔心太子承受不住這打擊，到時候就算您再建個思子宮，也來不及了！”吳王根本不聽。朱據和尚書仆射屈晃帶著一幫將領和官吏，把自己綁了，頭上還頂著泥，連著好幾天到宮門外，請求吳王放過孫和。吳王登上白爵觀，看到這場景，心裡特彆不爽，就命令朱據、屈晃他們“彆沒事瞎折騰”。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也各自上書，言辭激烈地勸諫，朱據和屈晃更是堅持不停地勸。吳王這下可氣炸了，直接把陳正、陳象滅族。還把朱據、屈晃拖進大殿，這兩人還是不停地勸，磕頭都磕得流血了，語氣堅決得很。吳王氣得用棍子各打了他們一百下，還把朱據降職成新都郡丞，把屈晃趕回了老家，其他因為勸諫而被殺或者被流放的官員有好幾十個。最後，吳王把太子孫和廢成了老百姓，流放到故鄣，還賜魯王孫霸死。把楊竺也殺了，屍體扔到江裡，又殺了全寄、吳安、孫奇，這些人都是因為幫著孫霸說孫和壞話才遭此下場。當初，楊竺年輕的時候名聲還不錯，但是陸遜就覺得他最後肯定得倒黴，還勸楊竺的哥哥楊穆跟楊竺斷絕關係。等楊竺倒台，楊穆因為多次勸誡楊竺，這才沒被牽連致死。朱據還沒到新都上任呢，中書令孫弘拿著詔書追上去，賜他死。
冬天十月，廬江太守譙郡人文欽假裝叛變，想引誘吳國的偏將軍朱異，讓朱異親自帶兵來接他。朱異看穿了他的把戲，就向吳王報告，說不能去接文欽。吳王說：“現在北方還沒統一，文欽要是真心想歸順，咱們應該接納他。要是懷疑他有詐，那就想辦法設個圈套，多派點兵防備著就行。”於是就派偏將軍呂據率領兩萬人，和朱異一起到北方邊境，文欽果然沒投降。朱異是朱桓的兒子，呂據是呂範的兒子。
十一月，大利景侯孫禮去世。
吳王正式立兒子孫亮為太子。
吳王派十萬大軍在堂邑修築塗塘，想用水淹了北邊的道路。
十二月甲辰日，東海定王曹霖去世。
征南將軍王昶上奏說：“孫權把好大臣都流放了，太子和其他兒子爭來爭去，咱們可以趁著這個機會攻打吳國。”朝廷同意了他的建議，就派新城太守南陽州泰去襲擊巫縣、秭歸，荊州刺史王基帶兵向夷陵進發，王昶則率軍攻打江陵。王昶用竹子編了個橋，渡河去進攻，吳國大將施績嚇得連夜逃進江陵城。王昶想把施績引到平地上再打，就先派五支軍隊沿著大路假裝撤退，讓吳國人看見，好讓他們高興；又把繳獲的鎧甲、馬匹、首級圍著江陵城擺了一圈，故意激怒他們，還設下了伏兵。施績果然上當來追，王昶就跟他打了一仗，把施績打得大敗，還殺了他的將領鐘離茂、許旻。
蜀漢的薑維又去攻打西平，但是沒打下來。
評論
嘉平二年公元250年）的曆史舞台上，魏吳兩國的政治風波與軍事博弈交織上演，勾勒出三國中後期權力更迭的複雜圖景。這一年的事件不僅深刻影響了東吳的國運走向，更折射出封建王朝權力傳承中的永恒困境。
東吳的儲位之爭在這一年達到白熱化。孫權晚年在太子和與魯王霸之間的搖擺不定，最終演變為慘烈的政治清洗。從史料記載來看，這場爭鬥的根源既是權力繼承製度的缺陷，也是帝王權術失衡的必然結果。孫權明知“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卻長期在廢立問題上“沉吟曆年”，這種猶豫觀望助長了黨爭氣焰。當他最終下定決心廢黜太子和、賜死魯王霸時，已經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政治創傷。驃騎將軍朱據、尚書仆射屈晃等人的死諫，不僅未能挽回局勢，反而觸發了更殘酷的鎮壓，“群司坐諫誅放者以十數”，這場風波幾乎摧毀了東吳的官僚體係中堅力量。
在這場儲位之爭中，人性的複雜與政治的殘酷展現得淋漓儘致。全公主為自保而結好少子亮，楊竺因黨附魯王霸而遭族誅，陸遜早有先見之明勸楊竺兄長與之彆族，這些細節揭示了權力遊戲中個體命運的脆弱。孫權作為決策者，既擔憂“袁氏之敗”，卻又親手製造了骨肉相殘的悲劇，其晚年的多疑與剛愎，為東吳的衰落埋下伏筆。廢太子和為庶人、賜死魯王霸的極端手段，雖然暫時結束了儲位之爭，卻也削弱了皇權根基，開啟了東吳後期權臣專政的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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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層麵的博弈同樣暗流湧動。廬江太守文欽的偽叛之計與東吳的應對策略，展現了三國對峙時期的軍事謀略較量。吳主孫權雖然在儲位問題上表現出決斷力的缺失，但在軍事決策上仍保持著清醒，“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的部署顯示其老謀深算。而朱異識破詐降的洞察力，也反映出東吳將領的軍事素養。這場未遂的詐降事件，成為魏吳邊境長期拉鋸的縮影。
年末曹魏征南將軍王昶的伐吳行動，更凸顯了政治動蕩帶來的軍事契機。“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擊吳”的判斷，精準把握了東吳內耗後的虛弱狀態。王昶“引竹絙為橋”“設伏兵以待之”的戰術部署，展現了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最終大破吳軍斬獲鐘離茂、許旻，成為曹魏對吳作戰的一次重要勝利。這場勝利不僅削弱了東吳的軍事實力，更暴露了其內政不穩帶來的連鎖反應。
縱觀嘉平二年的曆史事件，東吳的儲位之爭與曹魏的軍事行動形成鮮明對比，揭示了三國後期力量對比變化的關鍵節點。孫權晚年的決策失誤，不僅導致內部政治生態的嚴重破壞，更給了曹魏可乘之機。而蜀漢薑維“複寇西平不克”的記載，則暗示了蜀漢在諸葛亮死後進取乏力的困境。這一年的曆史，既是權力鬥爭的悲劇重演，也是王朝興衰規律的生動注腳，為後世留下了深刻的曆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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