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和元年公元87年，丁亥年）
春天，正月，章帝召見曹褒，把叔孫通所著的《漢儀》十二篇交給他，說：“這套製度鬆散簡略，很多地方不符合經典，現在應該依據禮儀逐條修正，讓它能夠施行。”
護羌校尉傅育想要討伐燒當羌，因為燒當羌剛剛歸降，不想大張旗鼓出兵，就招募人去挑撥各羌人、胡人部落爭鬥；羌人、胡人不願意，於是又反叛逃出邊塞，重新依附迷吾。傅育請求征調各郡幾萬人的兵力一起攻打羌人。還沒等各郡兵力會合，三月，傅育就獨自率軍進發。迷吾得知消息，帶著部落遷徙離開。傅育派三千精銳騎兵窮追不舍，夜裡，追到三兜穀，沒有設防，迷吾趁機發動襲擊，把傅育打得大敗，殺死傅育以及八百八十名官兵。等各郡的軍隊趕到，羌人已經撤離。章帝下詔任命隴西太守張紆為護羌校尉，率領一萬人駐守臨羌。
夏天，六月戊辰日，司徒桓虞被免職。癸卯日，任命司空袁安為司徒，光祿勳任隗為司空。任隗是任光的兒子。
齊王劉晃和弟弟利侯劉剛，與他們的母親太姬互相告狀。秋天，七月癸卯日，章帝下詔把劉晃的爵位貶為蕪湖侯，削減劉剛三千戶食邑，收回太姬的璽印綬帶。
壬子日，淮陽頃王劉昞去世。
鮮卑進入匈奴左地，攻打北匈奴，把北匈奴打得大敗，斬殺優留單於後返回。
羌人首領迷吾又聯合其他部落侵犯金城塞，張紆派從事河內人司馬防在木乘穀與他們交戰。迷吾戰敗逃走，通過翻譯表示想要投降，張紆答應了。迷吾帶著部眾來到臨羌，張紆布置好軍隊，舉行盛大宴會，在酒裡下毒，埋伏的士兵殺死八百多名羌人首領，砍下迷吾的頭來祭奠傅育的墳墓，又出兵攻擊迷吾的其餘部眾，斬殺俘獲幾千人。迷吾的兒子迷唐，與其他部落化解仇怨，互相通婚並交換人質，占據大、小榆穀反叛，部落勢力強盛，張紆無法控製。
壬戌日，章帝下詔，因為吉祥之物接連出現，所以更改年號為章和。當時，京城和各地屢屢出現祥瑞之兆，前前後後有好幾百上千次，談論此事的人都認為這是好事。但太尉掾平陵人何敞卻對此感到擔憂，他對宋由、袁安說：“祥瑞是依憑德行降臨的，災異是因為政治失誤而產生的。現在有奇異的鳥在宮殿屋上飛翔，怪異的草在庭院中生長，這不能不引起重視啊！”宋由、袁安害怕，不敢回應。
八月癸酉日，章帝到南方巡視。戊子日，到梁國；乙未日是月底，到沛國。
發生了日食。
九月庚子日，章帝到彭城。辛亥日，到壽春；重新封阜陵侯劉延為阜陵王。己未日，到汝陰。冬天，十月丙子日，回到宮中。
北匈奴大亂，屈蘭儲等五十八個部落，共二十八萬人，到雲中、五原、朔方、北地歸降。
曹褒依照舊有的典章製度，摻雜《五經》《讖記》的內容，撰寫編排了從天子到平民關於冠禮、婚禮、祭祀、喪葬等整套禮儀製度，共一百五十篇，上奏給章帝。章帝因為眾人的意見難以統一，所以隻是接受了這些禮儀製度，不再讓有關部門進行評議上奏。
這一年，班超征發於窴等國的軍隊，總共二萬五千人，攻打莎車。龜茲王征發溫宿、姑墨、尉頭的軍隊，共計五萬人，前去救援莎車。班超召集將領校尉以及於窴王商議說：“現在我們兵力少，敵不過他們，不如各自散去。於窴軍隊從此處向東撤，我也從這裡向西返回，等到夜裡聽到鼓聲就出發。”然後班超暗中放鬆對俘虜的看守，故意讓他們逃走報信。龜茲王得知這個消息，十分高興，親自率領一萬騎兵在西邊邊界攔截班超，溫宿王率領八千騎兵在東邊邊界截擊於窴軍隊。班超得知這兩路敵軍已經出動，秘密召集各部整頓兵馬。雞鳴時分，迅速奔赴莎車軍營。胡兵驚慌大亂，四處奔逃，班超軍隊追擊斬殺五千多人；莎車於是投降，龜茲等國的軍隊也因此各自撤退散去。從此，班超威震西域。
評論
章和元年的曆史記載，呈現了東漢中期在邊疆治理、禮製建設、政治生態等方麵的複雜矛盾與應對邏輯。
邊疆治理的“信用危機”：從“以詐製詐”到“失信反噬”
燒當羌問題的升級，集中暴露了邊疆治理中“信用崩塌”的嚴重後果。護羌校尉傅育試圖“募人鬥諸羌”，以矛盾製矛盾，卻因羌胡不從引發複叛；其繼任者張紆更以“毒酒誘殺”手段屠滅羌人酋豪，雖一時報複了傅育之死，卻徹底撕毀了漢羌之間的信任紐帶。迷吾之子迷唐率部據險反叛、種眾熾盛，正是這種“背信棄義”的直接反噬。
這一事件揭示：邊疆治理的核心是“立信”而非“立威”。張紆的“詐降誘殺”看似“高效平叛”，實則將局部衝突升級為族群仇恨，為後世埋下更大隱患。對比此前張紆釋放號吾以平息叛亂的靈活策略，可見短期暴力或許能換來一時震懾，但長遠來看，“言而有信”才是維係邊疆穩定的根基——這對當代處理民族關係、國際關係中的信任構建，仍具警示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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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瑞”爭議背後的政治清醒：何敞的“危言”與官僚的“失語”
麵對“嘉瑞數百千”的輿論狂歡，太尉掾何敞獨指“異烏翔、怪草生”的異常，直言“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打破了對“祥瑞”的盲目迷信。這種對“政績泡沫”的清醒認知，與宋由、袁安的“懼不敢答”形成鮮明對比，折射出官僚體係中“敢言者少、附和者多”的困境。
何敞的視角揭示了一個本質問題：治國者應關注“政”而非“瑞”。祥瑞不過是表象，民生疾苦、吏治清明才是根本。章帝雖未苛責何敞，卻也未采納其警示，反映出帝王對“天命所歸”符號的天然依賴。這種對“政治正確”的盲從，往往會掩蓋真實問題——這對當代如何避免“數據造假”“政績工程”，保持對“表象繁榮”的警惕，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禮製建設的“獨斷”與“妥協”：曹褒製禮的困境
曹褒撰成涵蓋“天子至庶人”的禮製百五十篇，章帝卻因“眾論難一”僅“納之而不令平奏”，既未正式推行，也未否定。這種模糊處理，體現了製度變革中“理想”與“現實”的張力：章帝希望通過製禮強化統治秩序，卻又忌憚儒生非議；曹褒試圖融合舊典與經讖，卻難以平衡各方意見。
這一過程揭示了製度創新的常見困境：過於依賴“獨斷”可能脫離實際，一味遷就“眾議”則可能陷入停滯。章和元年的禮製改革雖未完成，卻為後世提供了教訓——重大製度變革既需頂層設計的決心，也需充分吸納各方意見，在“原則堅定”與“策略靈活”間找到平衡。
鮮卑崛起與匈奴衰落：邊疆格局的“多米諾效應”
鮮卑大破北匈奴、斬優留單於，與北匈奴五十八部、二十八萬人降漢，標誌著北方草原勢力的劇烈洗牌。這一變化並非偶然：東漢長期對北匈奴的壓製、南匈奴的牽製、丁零與西域的襲擾，共同促成了北匈奴的“大亂”；而鮮卑的崛起，則填補了草原權力真空，為後世“五胡亂華”埋下伏筆。
這一格局演變揭示了邊疆勢力的動態平衡規律：任何強權的衰落都會引發連鎖反應，新勢力的崛起往往出乎意料。東漢雖暫時緩解了北匈奴威脅，卻未能預見鮮卑的潛在威脅，反映出“頭痛醫頭”式邊疆政策的局限性——這對當代國際格局中“權力轉移”的預判與應對，具有曆史鏡鑒意義。
班超“以少勝多”的軍事智慧：情報與決斷的結合
班超在莎車之戰中，以“假意散兵”誘使龜茲、溫宿分兵，再乘虛突襲，斬獲五千餘人，展現了“兵不厭詐”的經典謀略。其核心在於：精準掌握對手心理，以信息差創造戰機。班超長期經營西域，深知龜茲王的多疑與貪功，故能“陰緩生口”傳遞假情報，最終以少勝多。
這一戰役不僅是軍事勝利，更體現了邊疆治理中“以智取勝”的價值。班超無需依賴中原大軍，僅憑對當地局勢的把控即可穩定西域，印證了“因地製宜”遠勝於“一刀切”的治理原則。
總體而言，章和元年的史事充滿矛盾與轉折：邊疆的信任危機、政治的清醒與盲從、製度的推進與妥協、勢力的興衰更替，共同構成了東漢中期的複雜圖景。其中，對“信用”的破壞與重建、對“表象”與“本質”的辨析、對“靈活”與“原則”的平衡，跨越千年仍能引發共鳴，為當代提供深刻的曆史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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