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和皇帝永元十年公元98年，戊戌年）這一年，夏天五月，京城那大水“嘩嘩”地就來了。到了秋天七月己巳日，司空韓棱掛了。八月丙子日，讓太山的巢堪當了司空。冬天十月，五個州也是雨水不斷。
之前去征討燒當羌的劉尚和趙世，因為膽小怕事被召回，關進大牢後就被炒魷魚了。後來王信接管劉尚的軍隊駐紮在枹罕，耿譚接管趙世的軍隊駐紮在白石。耿譚搞了個懸賞，不少羌人部落就來歸附了。迷唐害怕，就請求投降，王信和耿譚就接受投降收兵了。十二月，迷唐帶著族人來京城進貢。
這年還有個事兒，居巢侯劉般掛了，他兒子劉愷本來該繼承爵位，但他說老爹遺願是讓給弟弟劉憲，然後就跑了，跑了好久。有關部門就上奏要取消劉愷的封國。肅宗覺得劉愷這哥們兒講義氣，就對他很寬容，可劉愷還是不出來。過了十多年，有關部門又上奏這事兒，侍中賈逵就上書說：“孔子都說‘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有關部門不體諒人家做好事的心，就知道按老規矩來，這不利於弘揚謙讓的風氣啊。”皇帝聽進去了，下詔說：“王法推崇善良，成全彆人的美事，就讓劉憲繼承爵位吧，不過這是特殊情況，以後不能這麼搞。”然後就把劉愷召回來，封了個郎官。
這時候南單於師子掛了，單於長的兒子檀上位，成了萬氏屍逐鞮單於。
永元十一年公元99年，己亥年），夏天四月丙寅日，皇帝大赦天下。
皇帝趁著朝會，把一堆儒生叫來，讓中大夫魯丕跟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人互相pk幾個問題，皇帝覺得魯丕說得賊溜，散朝後還專門賜給他衣服帽子。魯丕就上疏說：“我聽說講解經典，得傳承先師的話，不能自己瞎編，討論的時候不能互相謙讓，一謙讓道理就講不清楚了，就像規矩和權衡一樣不能亂搞。提反對意見的得說明依據，講解的人要立得住自己的觀點，那些沒用的廢話就彆在前麵說，這樣不用費太多精力思考，道理就能越來越清楚。觀點不一樣的，就讓他們各自講講師門的方法，多看看其中的道理，彆讓普通人因為發言就得罪，彆遺漏了那些深遠的見解。”
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庚子年），夏天四月戊辰日，秭歸那邊山塌了。秋天七月辛亥初一，出現日食。九月戊午日，太尉張酺被炒魷魚了，丙寅日，大司農張禹當上了太尉。
燒當羌的老大迷唐之前來京城朝見後，他剩下的族人不到兩千，又餓又窮，就跑到金城住下了。皇帝讓迷唐帶著族人回大、小榆穀，迷唐覺得漢朝在河上修了橋，軍隊說來就來，以前的地方不能住了，還說族人太餓，不肯走遠。護羌校尉吳祉等人給迷唐好多金銀絲綢，讓他買糧食牲畜，催著他出塞，結果羌人更加猜忌害怕。這一年，迷唐又反了，帶著湟中的胡人搶了東西就跑，王信、耿譚、吳祉都因為這事兒被召回。
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辛醜年），秋天八月己亥日，北宮盛饌門的樓閣著火了。
迷唐又回到賜支河曲，帶兵靠近邊塞。護羌校尉周鮪跟金城太守侯霸，還有各郡的兵以及屬國的羌人、胡人，一共三萬人出塞到允川。侯霸把迷唐打得落花流水，他的族人都散夥了，有六千多人投降，被分彆安置到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這下徹底沒實力了，遠遠地越過賜支河源頭，跑到發羌那邊住下。過了好久，迷唐病死，他兒子來投降，剩下的戶數還不到幾十。
這一年荊州也是雨水不停。冬天十一月丙辰日，皇帝下詔說：“幽、並、涼州人口本來就少，邊境的活兒又多又累，那些有本事的好官晉升的路還很窄。安撫外族，以人為本，邊境郡人口十萬以上的，每年推舉一個孝廉；不滿十萬的，兩年推舉一個；五萬以下的，三年推舉一個。”這時候鮮卑來攻打右北平，還進了漁陽，不過被漁陽太守給揍回去了。
戊辰日，司徒呂蓋因為年紀大身體不好退休了。
還有巫蠻的許聖，因為覺得郡裡收稅不公平，心裡不爽就反了，辛卯日，攻打南郡。
評論
這段關於東漢永元十年至十三年的曆史記載，展現了當時政治、軍事、民族關係與社會倫理等多方麵的風貌，其中諸多細節值得從現代視角審視：
從自然災害與應對來看，短短四年間，京師大水、五州雨水、秭歸山崩等災害頻發，反映出古代社會對自然環境的脆弱應對能力。這些災害雖未直接引發政權危機，但頻繁的水患可能加劇了農業生產的不穩定，間接影響了邊疆軍需與民生穩定，也為後續羌人叛亂等問題埋下隱患。
邊疆治理的複雜性在羌人問題上體現得尤為突出。迷唐部落的降而複叛，折射出中原王朝與遊牧族群的博弈困境：一方麵，王信、耿譚的招撫政策短期內見效，但漢朝在河橋的軍事部署又引發羌人猜忌；另一方麵，護羌校尉吳祉的強硬促遷政策，直接激化了矛盾。這種“戰與和”的搖擺，暴露了邊疆政策缺乏長遠規劃的弊端，也說明單純依靠軍事威懾或物質利誘難以實現長治久安。
政治倫理與製度彈性的張力在劉愷讓爵事件中顯現。劉愷以父遺意為名讓爵於弟，十年隱居不仕，最終因賈逵的諫言被朝廷認可。這一事件既體現了儒家“禮讓為國”的倫理理想對政治決策的影響，也反映了封建製度在“法理”與“人情”間的平衡藝術——朝廷既肯定了禮讓精神，又以“後不得以為比”的詔令維護了製度權威，避免了倫理原則對行政秩序的過度衝擊。
民族政策的演變呈現出多元軌跡。南單於更迭與鮮卑寇邊形成對比，說明北方草原族群的權力更替始終影響著漢王朝的邊疆穩定。而漢和帝針對幽、並、涼州的孝廉舉薦改革，以人口比例調整人才選拔標準，體現了“因地製宜”的治理智慧，試圖通過擴大邊疆士人上升通道來鞏固統治，這種將“撫接夷狄”與“人才本土化”結合的思路，對現代民族地區治理仍有借鑒意義。
整體而言，這一時期的曆史事件揭示了古代帝國治理的核心矛盾：中央集權與地方自主性的博弈、儒家倫理與法律製度的張力、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碰撞。這些矛盾的應對方式，既塑造了東漢中期的政治格局，也為後世提供了關於邊疆治理、災害應對與製度彈性的深刻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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