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二年公元115年，乙卯年）
春天，護羌校尉龐參用恩德和信義招撫引誘各個羌人部落，號多等人率領部眾投降。龐參送他們到京城，朝廷賜給號多侯印，然後送他們回去。龐參這才回到令居辦公，打通了河西通道。
零昌分兵進犯益州，朝廷派中郎將尹就去討伐。夏天四月丙午日，立滎陽人閻氏為貴人，並冊封為皇後。閻皇後生性妒忌，後宮的李氏生下皇子劉保，閻皇後就毒死了李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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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京城發生旱災，河南以及十九個郡國發生蝗災。
六月丙戌日，太尉司馬苞去世。
秋天七月辛巳日，任命太仆泰山人馬英為太尉。
八月，遼東鮮卑包圍無慮城；九月，又攻打夫犁營，殺了縣令。
九月壬午日月底，發生日食。
尹就攻打羌人呂叔都等人，蜀人陳省、羅橫應招募刺殺了呂叔都，兩人都被封侯，並賞賜了錢財。
朝廷下詔，讓屯騎校尉班雄駐守三輔地區。班雄是班超的兒子。任命左馮翊司馬鈞代理征西將軍，統領關中各郡八千多士兵。龐參率領羌、胡士兵七千多人，和司馬鈞分道一起攻打零昌。龐參的部隊到勇士縣東邊時，被杜季貢打敗，隻好撤退。司馬鈞等人獨自前進，攻下了丁奚城，杜季貢帶著部眾假裝逃跑。司馬鈞命令右扶風仲光等人去收割羌人的莊稼，仲光等人不聽司馬鈞的指揮，分散兵力深入，羌人就設下埋伏截擊他們，司馬鈞在城中，生氣卻不派兵救援。冬天十月乙未日，仲光等人戰敗，全軍覆沒，死了三千多人，司馬鈞隻好逃回來。龐參沒有按約定時間到達，還稱病撤軍。兩人都被召回，關進監獄，司馬鈞自殺。當時度遼將軍梁慬也因事獲罪。校書郎中扶風人馬融上書，稱讚龐參、梁慬有才智能力，應該原諒他們的過錯，讓他們戴罪立功。朝廷下詔赦免了龐參等人，讓馬賢代替龐參擔任護羌校尉，又任命任尚為中郎將，代替班雄駐守三輔。
懷縣縣令虞詡勸任尚說：“兵法上講，弱小的不進攻強大的，跑著的不追逐飛著的，這是自然的道理。現在敵人都是騎兵，一天能跑幾百裡，來的時候像暴風雨，走的時候像離弦的箭，咱們靠步兵去追，根本追不上，所以雖然屯兵二十多萬，耗費了很長時間卻沒功勞。我給您出個主意，不如撤掉各郡的士兵，讓他們每人出幾千錢，二十人合買一匹馬，這樣就能有一萬騎兵，去追擊幾千敵寇，從後麵追擊截殺，他們肯定沒轍。這對百姓和戰事都有利，大功就能告成。”任尚馬上向朝廷上書，采用了這個計策，派輕騎兵在丁奚城攻打杜季貢，把他打敗。
太後聽說虞詡有將帥的謀略，就任命他為武都太守。羌人幾千人在陳倉崤穀攔住虞詡的軍隊，虞詡馬上停止前進，還宣稱：“我已經上書請求援兵，等援兵到了就出發。”羌人聽說後，就分散兵力去劫掠附近的縣城。虞詡趁著他們兵力分散，日夜趕路，一天走了一百多裡，還讓士兵們每人挖兩個灶，每天增加一倍。羌人不敢逼近。有人問：“孫臏是減灶，您卻增灶，兵法上說每天行軍不超過三十裡，以防不測，可您現在一天走二百裡，這是為啥？”虞詡說：“敵人多，我們人少，走慢了容易被追上，走快了他們就摸不著頭腦。他們看到我們的灶每天增加，肯定以為是郡裡的援兵到了，人多又走得快，他們就不敢追了。孫臏是故意示弱，我現在是故意示強，形勢不同嘛。”到了武都郡，虞詡的兵力不到三千，而羌人有一萬多，包圍赤亭幾十天。虞詡命令軍中，先不要發射強弩，暗中發射小弩。羌人以為箭的力量小，射不到他們，就一起衝上來猛攻。虞詡這時讓二十張強弩集中射一個人，百發百中，羌人十分震驚，隻好後退。虞詡趁機出城奮勇攻擊，殺傷很多羌人。第二天，虞詡把所有士兵列成陣勢，讓他們從東郭門出去，再從北郭門進來，換了衣服來回轉了幾圈。羌人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兵力，更加恐慌。虞詡估計羌人要撤退，就暗中派五百多人在淺水處設下埋伏，等他們逃跑。羌人果然大敗而逃，虞詡的伏兵突然出擊，把羌人打得落花流水，斬殺和俘虜了很多人。羌人從此潰敗逃散。虞詡於是觀察地勢，修築了180座營壘，招回流亡的百姓，賑濟貧民，還開通了水運。虞詡剛到郡裡的時候，一石穀子一千錢，一石鹽八千錢，在冊人口一萬三千戶；到任三年後，一石米八十錢，一石鹽四百錢，百姓增加到四萬多戶，家家富足，整個郡就此安定下來。
十一月庚申日，十個郡國發生地震。
十二月，武陵澧中蠻造反，被州郡出兵平定。
十二月己酉日，司徒夏勤被免職。十二月庚戌日，任命司空劉愷為司徒，光祿勳袁敞為司空。袁敞是袁安的兒子。
前虎賁中郎將鄧弘去世。鄧弘生性節儉樸素，研究歐陽《尚書》，在宮中教授皇帝。有關部門上奏，要追贈鄧弘為驃騎將軍，位特進，封西平侯。太後追念鄧弘的高尚品德，沒有給他加贈官位和衣服，隻賞賜了一千萬錢，一萬匹布；鄧弘的哥哥鄧騭等人又推辭不接受。朝廷下詔封鄧弘的兒子鄧廣德為西平侯。快要下葬的時候，有關部門又上奏，要調發五營輕車騎士，按照霍光葬禮的禮儀規格操辦。太後都沒答應，隻用白蓋雙騎，由門生挽著靈車送葬。後來因為鄧弘曾是皇帝的老師，就把西平國的都鄉分出來，封鄧廣德的弟弟鄧甫德為都鄉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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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永初五年至元初二年的東漢曆史，是一部王朝在多重危機中掙紮求存的實錄。這五年間，天災與戰亂交織、政策搖擺與個體智慧碰撞，既暴露了體製性的深層困境，也留下了超越時代的治理啟示。
天災人禍下的民生悲歌：遷徙政策的致命代價
永初五年羌人內侵引發的“四郡遷徙”，堪稱東漢邊疆治理的災難性決策。地方官為“避寇難”強行遷徙，竟至“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在“旱蝗饑荒”的背景下，將百姓推向“流離分散、隨道死亡”的絕境。這種“以空間換安全”的短視行為，本質是將治理責任轉嫁給民眾——當朝廷無力保護邊民，便以“遷徙”之名逃避責任，最終導致“喪其太半”的人道災難。對比後來虞詡在武都“招還流亡，假賑貧民”的成效，更顯決策者對“民心即防線”的認知缺失。
軍事困境中的戰術突圍：虞詡的“逆向思維”啟示
麵對羌人“來如風雨，去如絕弦”的騎兵優勢，東漢軍隊長期陷入“步追騎”的被動。虞詡的破局之道，展現了超越時代的軍事智慧：
資源重組：“罷郡兵、共買馬”的建議，將分散的步兵資源集中為騎兵力量，直擊機動性差距的核心；
心理戰運用：增灶示強、循環變陣等策略，通過信息誤導瓦解敵軍判斷，以弱示強打破“兵力懸殊即必敗”的慣性思維；
標本兼治：平定叛亂後“築營壁、通水運”，將軍事勝利轉化為民生改善，實現“人足家給”的長治。
這種“戰術靈活、戰略持久”的思路，至今仍是應對非對稱衝突的重要鏡鑒。
權力場域中的平衡與失衡：後宮與外戚的雙重麵相
鄧太後時期的權力結構呈現複雜特征：
理性一麵：拒絕為鄧弘“加贈位”、限製外戚權力，體現對“謙讓之風”的維護；采納虞詡、馬融等臣下建議，顯示決策開放性。
失衡一麵：閻皇後“鴆殺李氏”的妒忌之舉，暴露後宮權力對儲位繼承的潛在威脅；司馬鈞、龐參等將領因協調失當兵敗，反映中央對軍事指揮係統的控製力衰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在權力運作中的角色分化——鄧太後以“太後”身份主導全局，班昭曹大家）以“儒者”身份提供政治諫言，閻皇後則以“後妃”身份介入儲位之爭，構成東漢女性參政的多元圖景。
生態與治理的互動：災異頻發的製度回應
這五年間，“地震”“蝗災”“旱災”等記錄密集出現，反映出東漢中後期生態環境的惡化。朝廷的應對呈現兩麵性：
積極層麵：“赦天下”“複百官俸祿”以緩解民怨，設“塢壁”“鳴鼓”加強防禦，體現危機應對的基本邏輯；
局限層麵：對蝗災、旱災缺乏係統性治理措施，更多依賴“改元”“罪己詔”等象征性儀式，暴露傳統“天人感應”觀念對治理能力的束縛。
這種“應急有餘、治本不足”的困境，恰是農業文明應對生態危機的典型局限。
從永初五年到元初二年，東漢王朝在羌亂、邊患、天災的連環衝擊下，雖未實現根本性轉折，卻通過局部調整如虞詡治武都）、製度彈性如赦免與遷徙）、個體擔當如將領與循吏的努力）維係了統治。這段曆史揭示：文明的存續不僅依賴宏大的製度設計，更在於危機中能否湧現出打破慣性的創新者，以及能否將局部經驗轉化為全局策略的糾錯能力。虞詡的智慧、楊震的操守、鄧太後的權衡，共同構成了傳統政治文明在困境中的韌性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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