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十月丁未日，琅邪王司馬裒去世了。十一月初一己酉日，又發生了日食。
丁卯日，朝廷任命劉琨為侍中、太尉。
征南軍司戴邈給晉王上疏，他覺得：“自從國家遭遇戰亂，學校教育都荒廢了。有人說太平年代注重文化，戰亂時期看重武力，這話聽著好像有道理，其實不是那麼回事。儒家學說博大精深，可不是短時間就能學成的。要是等天下太平了再去興辦教育，那荒廢的時間可就太久了。而且那些貴族子弟，不一定有上陣殺敵、拔取敵旗的本事，也不一定非要他們去參軍打仗。要是不在他們年輕力壯的時候，讓他們學習道德義理，那就太可惜了。社會風氣敗壞已經很久了，禮儀習俗也一天比一天糟糕，就像蠟燭慢慢燃燒消耗油脂一樣，大家都沒察覺到。現在大王的基業剛剛建立，一切都是新的開始，我覺得應該大力推行儒家學說，來改善社會風氣。”晉王采納了他的建議，開始設立太學。
漢國國主劉聰出去打獵，讓晉湣帝充當車騎將軍，穿著軍裝拿著戟在前麵開路。路上看到的人指著晉湣帝說：“這就是以前長安的天子啊。”很多人圍過來看，有些老人忍不住流下了眼淚。太子劉粲對劉聰說：“以前周武王難道是喜歡殺商紂王嗎？他是擔心那些壞人抱成一團，留下禍患。現在起兵聚眾鬨事的人，很多都打著擁護晉湣帝司馬業的旗號，不如早點把他除掉！”劉聰說：“我之前殺了庾瑉他們，可民心還是這樣。我實在不忍心再殺人了，先再觀察觀察吧。”十二月，劉聰在光極殿宴請群臣，讓晉湣帝給大家倒酒、洗酒杯，過了一會兒劉聰起身去換衣服，又讓晉湣帝給他拿傘蓋。在場的晉朝大臣很多都哭了，還有人忍不住哭出了聲。尚書郎隴西人辛賓站起來，抱著晉湣帝大哭，劉聰下令把他拉出去斬了。
趙固和河內太守郭默侵犯漢國的河東地區，一直打到絳地，漢國右司隸轄區的百姓有三萬多人投奔他們。漢國騎兵將軍劉勳帶兵追擊，殺了一萬多人，趙固和郭默隻好帶兵回去。太子劉粲率領將軍劉雅生等十萬步兵、騎兵駐紮在小平津，趙固揚言說：“我一定要活捉劉粲，來贖回天子。”劉粲就向劉聰上表說：“要是司馬業死了，老百姓就沒了盼頭，也就不會被李矩、趙固利用了，他們不攻自破。”戊戌日，晉湣帝在平陽遇害。劉粲派劉雅生攻打洛陽，趙固逃到陽城山。
這一年，晉王下令督促農業生產，對郡守、縣令等官員，按照征收糧食的多少來評定政績優劣，各個軍隊也都自己屯田耕種，收獲的糧食就作為軍糧。
氐族首領楊茂搜去世，他的長子楊難敵繼位，和小兒子楊堅頭分彆統領部下。楊難敵號稱左賢王，駐紮在下辨；楊堅頭號稱右賢王，駐紮在河池。
河南王吐穀渾去世。吐穀渾是慕容廆的同父異母哥哥，他們的父親涉歸在世時，分給吐穀渾一千七百戶百姓。等到慕容廆繼承了部落首領的位置，有一次兩部的馬群爭鬥，慕容廆派人去責備吐穀渾說：“父親在世時，已經給咱們分開部落了，你為什麼不讓兩部離得遠遠的，現在馬群爭鬥還受了傷。”吐穀渾生氣地說：“馬是牲畜，爭鬥是常有的事，乾嘛要把氣撒在人身上！要想離得遠很容易，隻怕以後再見麵就難了！現在我就帶你萬裡之外。”於是就率領他的部眾向西遷徙。慕容廆後來後悔了，派長史乙郍婁馮去追吐穀渾，向他道歉。吐穀渾說：“父親在世時曾經提到占卜的結果，說：‘我的兩個兒子都會強盛起來，福澤會流傳到後代。’我是庶出的兒子，按道理不能和慕容廆並立稱強。現在因為馬群爭鬥而分開，這大概是天意吧！”於是就沒有再回去，向西遷徙到陰山居住。趕上永嘉之亂，又渡過隴山向西，占據了洮水以西，直到白蘭的廣大地區，領地方圓數千裡。鮮卑人把哥哥叫做“阿乾”，慕容廆追念吐穀渾，為他創作了《阿乾之歌》。吐穀渾有六十個兒子，長子吐延繼承了他的位置。吐延身材高大，勇猛有力，羌人和胡人都很怕他。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濃縮了西晉末年亂世中的關鍵片段，從政權更迭到文化存續，從個人命運到族群遷徙，勾勒出一幅動蕩時代的全景圖，其中諸多事件在現代視角下仍具深刻啟示意義。
在政治與權力鬥爭的漩渦中，晉湣帝的遭遇堪稱亂世皇權崩塌的縮影。身為前朝天子，卻淪為漢主劉聰的階下囚，被迫執行行酒洗爵、執蓋等屈辱性任務，最終慘遭殺害。這不僅是個人命運的悲劇，更折射出權力更迭中失敗者的悲慘境遇。劉聰對湣帝的處置始終處於矛盾之中，既擔憂其成為反抗者的精神旗幟，又顧忌殺戮帶來的民心流失，這種猶豫恰恰反映了亂世中統治者在暴力與懷柔之間的艱難抉擇。而太子粲的主張則暴露了權力鬥爭中斬草除根的冷酷邏輯，當政治博弈上升到生存層麵，道德倫理往往讓位於現實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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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領域的轉折同樣值得關注。戴邈的上疏精準指出了亂世中文化傳承的緊迫性，駁斥了“遭亂尚武”的短視觀念。他強調儒道不可倉猝而成，主張在王業肇建之初便篤道崇儒，這一見解在今天看來依然具有前瞻性。文化軟實力的建設從來不是朝夕之功，越是動蕩的時代，越需要精神支柱的支撐。晉元帝采納建議設立太學，不僅是對傳統文化的挽救，更是試圖通過教育重塑社會秩序、凝聚人心的戰略舉措，為動蕩中的政權注入了文化認同的基因。
軍事與民生的互動展現了亂世生存的基本邏輯。趙固、郭默侵漢河東引發的連鎖反應，凸顯了軍事行動與政治目標的緊密關聯。趙固“生縛劉粲以贖天子”的宣言，將湣帝的象征意義推向極致，也印證了太子粲擔憂其成為反抗旗幟的合理性。而晉朝推行的“課督農功”政策，以入穀多少考核官吏，令諸軍佃作自給，這是戰亂中保障後勤、穩定統治的務實之舉，體現了“民以食為天”在任何時代都具有的基礎性地位。
族群遷徙與權力傳承則呈現了邊疆民族的發展軌跡。氐王楊茂搜死後，長子難敵與少子堅頭分領部曲，這種二元統治結構既延續了族群權力，又埋下了內部紛爭的隱患。吐穀渾因馬鬥與慕容廆決裂西遷，最終建立起廣闊的勢力範圍，其遷徙曆程不僅是個人恩怨的結果，更反映了遊牧民族在亂世中的生存智慧與擴張邏輯。慕容廆追思兄長創作《阿乾之歌》的舉動，又為冰冷的權力鬥爭增添了一絲人性溫情。
整體來看，這段曆史片段中的每一個事件都相互關聯，共同構成了西晉末年的時代特征：權力更迭的殘酷性、文化傳承的重要性、軍事行動的政治性、民生保障的基礎性以及族群發展的複雜性。在亂世的大背景下，個體命運與群體選擇交織，短期生存與長遠發展博弈，每一個決策都影響著曆史的走向，也為後世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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