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康七年公元341年，辛醜年）
春天，正月，燕王慕容皝派唐國內史陽裕等人在柳城北麵、龍山西麵修築城池，還修建了宗廟和宮殿，把這個地方命名為龍城。
二月初一，也就是甲子這天，發生了日食。
劉翔到了建康，皇帝召見他，問慕容鎮軍慕容皝）是否安好。劉翔回答說：“我出發那天，他穿著朝服向您上奏章呢。”
劉翔替燕王慕容皝請求朝廷封他為大將軍，賜予燕王的印章和符節。朝廷大臣們討論後覺得：“按照慣例，大將軍不在邊境任職；從漢、魏以來，也不封異姓為王。所以他的請求不能答應。”劉翔說：“自從劉淵、石勒製造禍亂，長江以北地區，都成了胡人盤踞的地方，也沒聽說中原公卿的後代有誰能挺身而出，拿起武器，打敗那些凶殘叛逆的胡人。隻有慕容鎮軍父子竭儘全力，一心向著朝廷，以少敵多，多次消滅強敵，讓石虎害怕得把邊境百姓都遷走，分散安置在三魏地區，國土都收縮了千裡，把薊城當成北部邊境。他們功勞這麼大，可朝廷卻舍不得把海北的土地封給他做領地，這是為啥呢！以前漢高祖不吝惜王爵，封給韓信、彭越，所以能成就帝業；項羽把印章都磨壞了還舍不得給人，最後落得滅亡的下場。我這麼誠懇，不隻是想尊崇我所侍奉的君主，實在是可惜朝廷疏遠忠義的藩國，讓天下人都沒了值得敬仰和效仿的對象啊。”
尚書諸葛恢，是劉翔的姐夫，隻有他提出不同意見，他覺得：“夷狄之間互相攻打，這對中原是好事。至於名號和器物，可不能隨便給。”於是他對劉翔說：“就算慕容鎮軍能除掉石虎，那也不過是又出了一個石虎罷了，朝廷能得到什麼好處呢！”劉翔說：“寡婦都知道為周朝的覆滅而難過。現在晉室危險，您地位和元、凱差不多，難道就沒有為國擔憂的心嗎？當初要是靡、鬲沒有立功，少康憑什麼複興夏朝！齊桓公、晉文公要是打仗沒取勝，大家都得淪為蠻夷了。慕容鎮軍枕戈待旦，立誌消滅凶殘的逆賊，可您卻說出這種迷惑人的話，猜忌離間忠臣。天下之所以還沒統一，就是因為有你們這樣的人啊！”劉翔在建康留了一年多，大臣們的意見始終沒統一。
劉翔就去遊說中常侍彧弘，說：“石虎占據八個州的地盤，擁有百萬大軍，一心想吞並江、漢地區，從索頭、宇文到各個小國，沒有不臣服他的；隻有慕容鎮軍輔佐天子，一片赤誠，可卻得不到朝廷的正式冊封，我擔心這樣下去天下人會變心，不再向著朝廷了。公孫淵對東吳沒什麼實際幫助，東吳主還封他為燕王，加賜九錫。現在慕容鎮軍多次挫敗敵人鋒芒，威名震懾秦、隴地區，石虎接連派重要使者，說著好聽的話，送著厚禮，想封他為曜威大將軍、遼西王；慕容鎮軍覺得這名號不正，拒絕了。現在朝廷卻隻看重虛名，打壓忠誠順從的人，這哪是對國家長遠發展有利的打算呢！以後就算後悔，恐怕也來不及了。”彧弘就進宮把這些話告訴了皇帝，皇帝心裡也想答應劉翔的請求。正好慕容皝上表說：“庾氏兄弟專權引發禍亂，應該把他們撤職，以安定國家。”又給庾冰寫信，責備他掌握國家大權，卻不能為國家洗刷恥辱。庾冰很害怕，覺得慕容皝地處偏遠，自己管不了，就和何充上奏，同意了慕容皝的請求。乙卯日，朝廷任命慕容皝為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於、燕王，所用的器物、典章、禮儀，都給予特殊待遇。又任命他的世子慕容俊為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賞賜了價值千萬的軍事物資和器械。還封了一百多個功臣。任命劉翔為代郡太守，封臨泉鄉侯，加員外散騎常侍；劉翔堅決推辭不接受。
劉翔看不慣江南士大夫們以驕奢放縱為風尚，有一次趁著朝廷顯貴們宴飲集會，他對何充等人說：“天下動蕩不安，轉眼間已經過去三十多年，國家宗廟成了廢墟，百姓生活困苦，這正是朝廷焦慮、忠臣效命的時候啊。可你們卻在江沱地區貪圖安逸，肆意放縱，把奢侈浪費當成榮耀，把傲慢荒誕當成賢能；聽不到正直的言論，也沒有征伐的功勞，這樣怎麼能尊崇君主、救濟百姓呢！”何充等人聽了很慚愧。
朝廷下詔派兼大鴻臚郭烯帶著符節到棘城冊封燕王，郭烯和劉翔等人一起往北走。公卿們在江邊為他們餞行，劉翔對各位公卿說：“以前少康憑借一支軍隊就消滅了有窮氏，勾踐依靠會稽之地就報了吳國之仇；野草都應該趁早除掉，何況是仇敵呢！現在石虎、李壽都想吞並對方，朝廷的軍隊就算不能平定北方，至少也該對巴、蜀地區采取行動。一旦石虎搶先動手，吞並了李壽，占據有利地形，兵臨東南，到時候就算有聰明人，也很難收拾殘局了。”中護軍謝廣說：“這正是我所想的啊！”
三月戊戌日，皇後杜氏去世。夏天四月丁卯日，把恭皇後安葬在興平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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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下詔，要求王公以下到普通百姓，都要進行土斷，整理戶籍。
秋天七月，郭烯、劉翔等人到了燕國，燕王慕容皝任命劉翔為東夷護軍、兼大將軍長史，任命唐國內史陽裕為左司馬，典書令李洪為右司馬，中尉鄭林為軍諮祭酒。
八月辛酉日，東海哀王司馬衝去世。
九月，代王什翼犍在舊城南麵八裡處修築盛樂城。
代王的王妃慕容氏去世。
冬天十月，匈奴劉虎侵犯代國西部，代王什翼犍派兵迎擊，把劉虎打得大敗。劉虎去世後，他兒子劉務桓繼位，派使者向代國求和，什翼犍把女兒嫁給了他。劉務桓又向趙國朝貢，趙國任命劉務桓為平北將軍、左賢王。
趙國橫海將軍王華率領水軍從海路襲擊燕國的安平，把安平攻破了。
燕王慕容皝任命慕容恪為渡遼將軍，鎮守平郭。自從慕容翰、慕容仁之後，燕國將領中沒人能接他們的班。等慕容恪到了平郭，安撫舊部，招攬新人，多次打敗高句麗的軍隊，高句麗很害怕他，不敢再侵犯燕國邊境。
十二月，興平康伯陸玩去世。
漢主李壽讓太子李勢兼任大將軍、錄尚書事。當初，成主李雄因為生活儉樸、寬厚仁愛，深得蜀地百姓的心。等到李閎、王嘏從鄴城回來，極力誇讚鄴城的繁華富庶，宮殿的雄偉壯麗；還說趙王石虎用嚴刑峻法統治臣民，所以能控製住國內局勢。李壽很羨慕，就把周邊郡縣家中有三個壯丁以上的百姓遷到成都，大規模修建宮殿，製作器物玩賞；誰要是犯點小錯，就殺了來樹立威嚴。左仆射蔡興、右仆射李嶷都因為直言進諫被處死。百姓被賦稅和勞役壓得疲憊不堪，路上到處都是歎息聲，很多人都盼著能發生點變故了。
【內核解讀】
鹹康七年公元341年），是東晉十六國時期極具標誌性的一年。這一年裡，各方勢力的角逐、政治博弈的升級以及社會矛盾的激化，共同勾勒出亂世之中權力更迭與文明存續的複雜圖景。透過史書記載的諸多事件，我們既能看到政權夾縫中生存的智慧，也能洞察專製統治下的民生困境，更能觸摸到那個分裂時代裡文明存續的脆弱脈絡。
慕容氏崛起：邊疆勢力的政治突圍
慕容皝在柳城之北築龍城並立宗廟宮闕，這一舉措絕非簡單的遷都行為，而是鮮卑慕容氏從遊牧部落向中原式政權轉型的裡程碑。龍城的建立標誌著慕容氏不再滿足於草原部落聯盟的鬆散結構，而是以“正統”政權的姿態自居，通過模仿中原王朝的祭祀與宮殿製度，構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這種“文化認同”策略，成為後世邊疆民族政權融入中華文明體係的重要範式。
慕容皝向東晉求封“大將軍、燕王”的政治博弈，堪稱十六國時期邊疆勢力與中原王朝互動的經典案例。劉翔作為慕容氏的使者，在建康展開的外交攻勢極具戰略眼光。他精準抓住東晉朝廷的心理弱點——既需要邊疆勢力牽製強敵石虎，又固守“華夷之辨”的政治偏見，通過曆史類比漢高祖封韓彭、吳主封公孫淵）與現實威脅石虎拉攏慕容氏）的雙重施壓，最終突破東晉的政治壁壘。這場持續一年多的外交拉鋸戰，揭示出分裂時代“正統性”話語權的脆弱性：東晉雖自居華夏正統，卻不得不依賴“夷狄”勢力維係生存；慕容氏雖為鮮卑部族，卻通過尊崇東晉獲得政治合法性，這種矛盾的共生關係，正是十六國時期民族融合的特殊路徑。
尚書諸葛恢“慕容滅石虎如得一石虎”的質疑，看似有理卻暴露了東晉士大夫的短視。在石虎百萬大軍壓境的現實威脅下，拒絕團結潛在盟友的“正統潔癖”，實則是將自身推向更危險的境地。劉翔以“嫠婦恤宗周”反詰，直指東晉士大夫階層“宴安江沱”的精神危機——當政權的守護者喪失憂患意識，將“器名”虛禮置於國家安全之上時，所謂的“正統”不過是自欺欺人的空殼。這種政治短視，為東晉後續的衰敗埋下伏筆。
東晉朝廷：內憂外患中的決策困境
東晉朝廷在慕容氏封爵問題上的遷延不決，折射出東晉門閥政治的結構性弊端。以庾冰、諸葛恢為代表的門閥士族，既擔憂慕容氏崛起威脅自身利益，又缺乏對抗石虎的戰略勇氣，最終在“夷狄相攻”的僥幸心理中錯失整合力量的機會。劉翔怒斥“四海所以未壹，良由君輩耳”，尖銳揭示了士族政治的腐朽本質：當權力被少數家族壟斷，國家利益便淪為派係博弈的犧牲品。
東晉推行“正土斷、白籍”的政策，試圖通過整頓戶籍增加財政收入，卻難以觸及門閥士族占有大量隱匿人口的核心問題。這種“選擇性改革”注定收效甚微，反而加劇了普通民眾的負擔，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陸玩等重臣的離世，更凸顯出東晉政權人才凋零的困境，門閥士族的“近親繁殖”已使統治階層喪失了吸納新鮮血液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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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國動向：專製統治下的民生悲歌
後趙石虎與成漢李壽的統治，成為專製暴政的典型注腳。石虎以“刑殺禦下”控製八州之地，卻無法掩蓋其統治的殘暴本質；李壽羨慕鄴城的繁華，不惜以“徙民實成都”“大修宮室”勞民傷財，將成漢從李雄時期“儉約寬惠”的治世拖入“民疲於賦役，籲嗟滿道”的絕境。蔡興、李嶷因直諫被殺的事件，標誌著專製皇權對理性聲音的徹底壓製——當統治者將暴力威懾等同於治理能力，政權的崩潰便隻是時間問題。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慕容恪鎮守平郭的治績。他“撫舊懷新”的治理策略，不僅軍事上屢敗高句麗，更在政治上贏得民心，證明了“威德並施”遠比單純的暴力統治更具生命力。這種統治方式的差異，揭示出十六國時期政權存續的關鍵：能否平衡軍事擴張與民生治理，能否在民族隔閡中構建共同利益，直接決定了政權的生命力。
曆史啟示：分裂時代的文明韌性
鹹康七年的曆史事件，深刻展現了分裂時代的文明韌性。儘管戰亂頻仍、暴政橫行，但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始終未斷：慕容氏通過學習中原製度尋求認同，東晉雖腐朽仍被視為正統象征，士大夫中仍有劉翔這樣以“憂國”為己任的精英。這種文明認同感，成為後世重新統一的精神基礎。
從更宏觀的曆史視角看，慕容氏的崛起、東晉的困境與成漢的衰敗，共同演繹著“得民心者興，失民心者亡”的政治鐵律。在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無論是邊疆部族的漢化轉型，還是中原王朝的苟延殘喘，最終都必須麵對民生這個根本問題。鹹康七年的曆史，既是一部權力鬥爭的教科書，更是一麵映照人性與製度的鏡子，為後世提供了無儘的曆史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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