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酉日，司馬休之、司馬文思、司馬國璠、司馬道賜、魯軌、韓延之、刁雍、王慧龍以及桓溫的孫子桓道度、桓道子，桓家的族人桓謐、桓璲，陳郡的袁式等人，都到北魏長孫嵩那裡投降。後秦匈奴鎮將姚成都和他弟弟姚和都獻出鎮守的地方，投降北魏。北魏皇帝拓跋嗣下詔，民間要是有人把姚氏子弟送到平城，就給予賞賜。冬天，十月己酉日，拓跋嗣召回長孫嵩等人。沒過多久，司馬休之在北魏去世。北魏賜給司馬國璠淮南公爵位，賜給司馬道賜池陽子爵位，賜給魯軌襄陽公爵位。刁雍上奏請求到南方邊境效力，拓跋嗣任命刁雍為建義將軍。刁雍在黃河、濟水之間聚集人馬，攪得徐州、兗州不得安寧。太尉劉裕派兵去討伐，沒能取勝，刁雍進而屯兵固山，手下人馬多達兩萬。
朝廷下詔，將宋公劉裕的爵位進封為王，增加十個郡的封地，劉裕推辭不接受。
西秦王乞伏熾磐派左丞相曇達等人攻打後秦舊將姚艾，姚艾派使者表示願意稱臣，乞伏熾磐任命姚艾為征東大將軍、秦州牧。征召王鬆壽為尚書左仆射。
十一月，北魏叔孫建等人討伐西山丁零翟蜀洛支等人，將其平定。
辛未日，劉穆之去世。太尉劉裕聽到這個消息，震驚悲痛，哀傷惋惜了好幾天。一開始，劉裕本想留在長安，繼續謀劃奪取西北，但手下的將領和僚屬們長期在外征戰，都想回家，大多不想留下。正好劉穆之去世，劉裕覺得後方沒了可靠的人，於是決定東歸。
劉穆之去世後，朝廷上下驚慌害怕，打算發布詔書，讓太尉左司馬徐羨之代替劉穆之的職位。中軍谘議參軍張邵說：“現在情況確實緊急，但最終合適的人選還是徐羨之。不過世子沒有獨自下命令的權力，應該先問問他的意見。”劉裕本想用王弘代替劉穆之，從事中郎謝晦說：“王弘這個人做事輕率，不如徐羨之穩重。”於是朝廷任命徐羨之為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陽尹，代管留守事務。從此，以前由劉穆之決定的朝廷大事，現在都要向北谘詢劉裕。
劉裕任命次子桂陽公劉義真為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兼任雍州、東秦州二州刺史。劉義真當時年僅十二歲。任命太尉谘議參軍京兆人王修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兼任馮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都為中兵參軍，依舊讓沈田子兼任始平太守，毛德祖兼任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弘之為雍州治中從事史。
在此之前，那些流亡到關中的隴上百姓，都盼望著借著這次軍事行動的威勢回到家鄉。等到設置東秦州後，他們知道劉裕沒有繼續西進的打算，都唉聲歎氣，失望不已。
關中人一直很敬重王猛，劉裕能攻克長安，王鎮惡功勞很大，因此南方人都嫉妒他。沈田子認為自己在嶢柳立下戰功，和王鎮惡爭功，心裡很不平衡。劉裕即將返回南方，沈田子和傅弘之多次對劉裕說：“王鎮惡家在關中，不能信任他。”劉裕說：“現在我給你留下文臣武將和一萬精兵，他要是想乾什麼壞事，那隻能是自取滅亡。彆再說這些了。”劉裕還私下對沈田子說：“鐘會之所以沒能叛亂成功，是因為有衛瓘製衡他。俗話說：‘猛獸也怕群狐’，你們十幾個人，還怕王鎮惡不成！”
臣司馬光說：古人講：“懷疑就彆任用，任用就彆懷疑。”劉裕既然把關中事務托付給王鎮惡，卻又跟沈田子說這些話，這是挑起他們內亂啊。可惜啊！百年的敵寇，千裡的土地，得來那麼艱難，失去卻如此草率，讓長安這樣的都城又落入敵人手中。荀子說：“兼並容易，鞏固就難了。”真是這樣啊！
三秦的父老鄉親聽說劉裕要走，到他門前哭訴：“我們這些受苦的百姓，很久沒受到朝廷的教化了，到現在都有百年了，才看到漢族的衣冠，大家都互相慶賀。長安的十座先帝陵墓是你們劉家的祖墳，鹹陽的宮殿是你們的家宅，丟下這些要去哪裡呢！”劉裕聽了很憐憫，安慰他們說：“我是接受朝廷的命令，不能擅自留下。我很理解各位思念故土的心情，現在我留下我的次子和文武賢才一起鎮守這個地方，大家就和他們好好相處吧。”十二月庚子日，劉裕從長安出發，經洛陽進入黃河，開通汴渠後返回。
氐族首領徐駭奴、齊元子等人率領三萬部落民眾在雍州，派使者向北魏請求投降。北魏皇帝拓跋嗣派將軍王洛生、河內太守楊聲等人西行接應。
閏月壬申日，北魏皇帝拓跋嗣前往大寧長川。
秦州、雍州的一千多家百姓推舉襄邑令上穀人寇讚為首領，投降北魏。拓跋嗣任命寇讚為魏郡太守。時間一長，秦州、雍州流入北魏河南、滎陽、河內的百姓，數以萬計。拓跋嗣於是設置南雍州，任命寇讚為刺史，封河南公，州治設在洛陽，並設立雍州的郡縣來安撫這些流民。寇讚很善於招撫懷柔，歸附他的流民比最初多了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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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王赫連勃勃聽說太尉劉裕東歸，特彆高興，問王買德：“我打算奪取關中，你說說有什麼好辦法。”王買德說：“關中地勢險要，是個好地方，而劉裕卻讓他年幼的兒子鎮守。他匆匆忙忙回去，就是想趕緊完成篡奪皇位的事，沒心思再管中原這邊了。這是上天把關中賜給我們，不能錯過啊。青泥、上洛是南北的險要之地，應該先派流動部隊切斷那裡；東邊堵住潼關，斷絕他們水陸的退路；然後向三輔地區發布檄文，施加我們的威嚴和恩德，這樣劉義真就像在網裡一樣，拿下他輕而易舉。”赫連勃勃於是讓他的兒子撫軍大將軍赫連璝都督前鋒諸軍事，率領兩萬騎兵向長安進發。前將軍赫連昌屯兵潼關，任命王買德為撫軍右長史，屯兵青泥，赫連勃勃率領大軍作為後援。
這一年，北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去世。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生動勾勒出東晉末年至南北朝初期的複雜政治軍事圖景，其中蘊含的權力邏輯、人性博弈與戰略抉擇，至今仍具深刻的曆史啟示意義。
政權更迭中的降者群像與北魏的擴張智慧
癸酉日那場規模龐大的投降事件，本質上是東晉內部權力洗牌的外溢效應。司馬休之、魯軌、刁雍等東晉舊臣與桓氏殘餘勢力集體降魏，折射出劉裕在東晉朝堂的強勢崛起已讓反對派無立足之地。這些降將中，既有皇族成員，又有世家代表，還有軍事將領，他們的歸附不僅壯大了北魏的實力，更帶來了中原地區的治理經驗與人才資源。
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展現出成熟的政治手腕：一方麵以爵位籠絡降將核心成員，如封司馬國璠為淮南公、魯軌為襄陽公，通過利益綁定實現政治整合；另一方麵發布懸賞令鼓勵民間捕捉姚氏子弟，從根基上瓦解後秦殘餘勢力。這種“高層拉攏+基層動員”的雙軌策略，體現了北魏在擴張過程中的靈活務實。
刁雍在河濟之間的軍事行動尤為值得關注。他聚眾兩萬擾動徐兗，連劉裕的討伐軍都未能將其製服，這既反映出刁雍的軍事才能，更暗示了劉裕集團在平定關中後的兵力分散與統治脆弱性。北魏對刁雍的任用，顯示出其利用東晉內部矛盾、向南滲透的戰略意圖。
劉裕集團的戰略搖擺與權力傳承危機
劉裕辭讓宋公晉爵為王的封賞，表麵是謙遜，實則是政治試探與權力布局的需要。此時他的重心已轉向關中治理與皇權過渡，但內部矛盾卻逐漸顯現。劉穆之之死成為關鍵轉折點——這位被劉裕視為“根本”的重臣離世，直接導致劉裕放棄經營西北的長遠規劃。
史料中“諸將佐皆久役思歸”的記載，揭示出東晉軍隊的結構性問題：這支由流民與世家子弟組成的軍隊缺乏長遠戰略眼光，更多關注眼前利益與故土歸屬。劉裕在“經略西北”與“東還奪權”之間的抉擇，本質上是現實主義政治邏輯的必然——相比遙遠的關中，穩固東晉中樞、完成篡權大業才是核心利益。
劉穆之死後的權力交接過程，暴露出劉裕集團的製度缺陷。徐羨之最終接任並非源於製度性安排，而是各方博弈與臨時決策的結果。這種“大事北谘”的模式，導致長安與建康之間的權力真空，為後續關中失控埋下隱患。十二歲的劉義真被委以關中重任，看似是劉裕培養子嗣的安排，實則反映出其對關中重要性的誤判與權力傳承的焦慮。
關中治理困境與民族矛盾的爆發
關中地區的治理危機具有深刻的曆史背景。隴上流民“望因兵威得複本土”的期望，與劉裕設置東秦州所傳遞的“無複西略之意”形成強烈反差，這種政策搖擺直接摧毀了民心基礎。三秦父老“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的泣訴，既是對晉室複興的期盼，更是對穩定治理的渴望，而劉裕“不得擅留”的回應，則徹底暴露了其政權的本質——並非為中原複興，而是為家族篡權。
王鎮惡與沈田子的矛盾，是南北方將領衝突的縮影。王鎮惡作為北方將門之後王猛之孫）在關中戰功卓著，卻因“家在關中”遭到南方將領的猜忌；沈田子以嶢柳之捷自居，形成南北軍事集團的對立。劉裕非但未能化解矛盾，反而以“鐘會、衛瓘”的典故暗示沈田子製約王鎮惡，這種“以疑製將”的權術，直接引發了後續的軍事內訌。司馬光“疑則勿任，任則勿疑”的評論，精準點出劉裕在用人上的致命缺陷。
荀子“兼並易能也，堅凝之難”的論斷，在這段曆史中得到完美印證。劉裕雖能憑借軍事力量奪取關中，卻無法建立有效的統治秩序——既未能安撫北方流民，又未能調和內部矛盾，更未能製定長遠戰略，最終導致“百年之寇，千裡之士，得之艱難，失之造次”的悲劇。
赫連勃勃的戰略機遇與北魏的南向滲透
赫連勃勃對關中的覬覦與行動，展現出敏銳的戰略眼光。王買德提出的“斷青泥、塞潼關、傳檄三輔”策略，精準抓住了劉裕東還後的權力真空期。夏軍兵分三路的部署，完全切斷了關中與外界的聯係，使劉義真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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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在這一時期的行動則更為隱蔽而有效。接納氐族豪帥徐駭奴、齊元子的投降，設置南雍州安撫秦雍流民，任命寇讚為刺史進行治理，這些措施既擴大了統治範圍，又積累了治理漢地的經驗。尤其“流民歸之者三倍其初”的成效，顯示出北魏在籠絡人心方麵已超越東晉政權。這種“軟擴張”策略與赫連勃勃的軍事征服形成呼應，共同加速了關中地區的權力更迭。
曆史啟示：權力本質與治理邏輯的永恒命題
這段曆史揭示出一個核心規律：軍事征服易，政治整合難。劉裕能憑借軍事優勢平定關中，卻因政治短視與權力私心失去統治基礎；北魏與赫連勃勃雖手段不同，卻都抓住了劉裕集團的結構性缺陷。
司馬光“任則勿疑”的評論，不僅是對劉裕用人失誤的批判，更道出了治理的根本原則——信任是權力運行的基礎。劉裕既想利用王鎮惡的軍事才能，又想用沈田子製約其權力，這種矛盾的統治術最終導致自我毀滅。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這段曆史是魏晉南北朝時期“胡漢融合”與“政權更迭”的縮影。關中地區作為多民族交彙地帶，成為各方勢力角逐的舞台，而最終的勝利者，必然是那些能平衡民族利益、建立穩定秩序的政權。北魏後來之所以能統一北方，正是因其在這一時期積累的治理經驗與戰略眼光，而劉裕集團的失敗，則為南朝政權的偏安格局埋下伏筆。
這段史料以簡練的筆觸，記錄了一個時代的轉折關頭，其中蘊含的權力博弈、戰略抉擇與人性弱點，至今仍能給我們帶來深刻的曆史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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