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四年公元427年,丁卯年)
開春正月,辛巳這天,宋文帝去南郊搞了場祭祀大典,場麵整得挺隆重。
沒過幾天到乙酉,北魏老板拓跋燾回了平城。之前從統萬城遷過來的老百姓,一路上沒少遭罪,死的死、病的病,能撐到平城的也就六七成,屬實慘兮兮。
己亥那會兒,拓跋燾又溜達去了幽州。大夏的赫連昌派平原公赫連定帶著兩萬人馬往長安衝,拓跋燾一聽這消息,立馬讓人在陰山砍樹,加班加點造攻城裝備,看來是鐵了心要再跟大夏乾一架。
山羌部落這時候也不安分,跟西秦鬨掰了。二月,西秦王乞伏熾磐派左丞相曇達去安撫武始的羌人,征南將軍吉毘去搞定洮陽的羌人。結果人羌人根本不買賬,把曇達綁了送給大夏,吉毘更慘,被羌人胖揍一頓,灰溜溜跑回來,手下人馬死了快九成,血虧!
拓跋燾這時候也回了平城。
乙卯這天,宋文帝去了丹徒,己巳的時候又去拜謁京陵。想當年,宋武帝劉裕發跡後,特意把自己早年種地的家夥什兒藏起來,就是想讓子孫後代看看。宋文帝到了老宅子瞧見這些農具,當場就臉紅了,估計是覺得自家祖上太不容易。旁邊侍從趕緊打圓場:“舜帝還在曆山親自種地呢,大禹也天天跟水土打交道,陛下您不看這些老物件,咋能明白先帝的高尚品德和種地有多難呢!”
三月丙子,拓跋燾派高涼王拓跋禮去鎮守長安,這哥們兒是拓跋斤的孫子。還下詔讓執金吾桓貸在君子津修座橋,看來是要搞基建備戰了。
丁醜那天,北魏的廣平王拓跋連沒了。
丁亥,宋文帝回了建康。
戊子,尚書右仆射鄭鮮之也走了。西秦王乞伏熾磐安排輔國將軍段暉當涼州刺史,駐守樂都;平西將軍麹景去沙州當刺史,守四平;寧朔將軍出連輔政任梁州刺史,鎮赤水,算是把地盤防務重新捋了一遍。
到了夏天四月,丁未這天,北魏的員外散騎常侍步堆等人組團來劉宋串門,搞外交活動。
庚戌,劉宋派廷尉王徽之當交州刺史,要把前任刺史杜弘文召回來。杜弘文那時候正生病,自己撐著架子車上路,有人勸他等病好了再走,他說:“我們家三代都拿著朝廷的符節,早就想為朝廷效命了,何況現在是被征召呢!”結果走到廣州就不行了,他可是杜慧度的兒子。
北魏的奚斤跟大夏的平原公赫連定在長安那邊僵持著。拓跋燾想趁機去打統萬城,於是挑了些精兵強將,安排司徒長孫翰等人帶三萬騎兵當先鋒,常山王拓跋素等人領三萬步兵殿後,南陽王拓跋伏真等人帶三萬步兵負責運送攻城裝備,將軍賀多羅率三千精銳騎兵當偵察兵。拓跋素還是拓跋遵的兒子。五月,拓跋燾從平城出發,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率各路軍隊鎮守大磧,防備柔然偷襲。辛巳這天,大軍從君子津過了河。
壬午,劉宋的中護軍王華去世了。
拓跋燾到了拔鄰山,築了座城,把輜重都留在這兒,自己帶著三萬輕騎兵加速前進。大臣們都勸他:“統萬城老結實了,哪能一下子就打下來?現在輕裝去攻,打不下來不說,想退都沒物資撐著,不如讓步兵帶著攻城裝備一起上。”拓跋燾卻說:“打仗這事兒,攻城是最次的招,不到萬不得已不能用。要是步兵和攻城裝備一起上,他們肯定害怕,就死守著不出來了。到時候攻不下來,糧食吃光了,士兵也累垮了,外麵又搶不到東西,那咱就進退兩難了。不如用輕騎兵直撲城下,他們見步兵沒來,肯定放鬆警惕。咱再裝出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引誘他們,他們要是敢出戰,咱就能把他們拿下。為啥這麼說呢?咱的士兵離家兩千多裡,又隔著大河,這就是所謂的‘置之死地而後生’,所以用來攻城可能差點意思,但決戰絕對夠用!”說完就接著往前衝。
六月初一癸卯,發生了日食。
拓跋燾到了統萬城,把軍隊埋伏在深穀裡,隻帶少量人到城下晃悠。大夏有個叫狄子玉的將領投降了北魏,說:“夏主聽說魏軍來了,派人去叫平原公赫連定,赫連定說:‘統萬城老堅固了,不好打。等我把奚斤活捉了,再慢慢過去,到時候內外夾擊,肯定能贏。’所以夏主就死守著等他。”拓跋燾一聽這情況,有點頭疼,於是就退兵示弱,還派娥清和永昌王拓跋健帶五千騎兵去西邊搶老百姓的東西。
這時候有個北魏士兵犯了罪,跑到大夏那邊,跟夏主說魏軍沒糧食了,士兵們都在吃野菜,輜重還在後麵,步兵也沒到,趕緊打他們準贏。夏主一聽,覺得靠譜。甲辰這天,帶著三萬步騎兵出城了。長孫翰等人都說:“夏兵的步兵陣不好突破,咱還是避避他們的鋒芒吧。”拓跋燾卻說:“咱大老遠跑來就是為了找他們乾架,就怕他們縮著不出來,現在既然出來了,咱還躲著不打,那不是長他人誌氣滅自己威風嗎?這可不行。”於是就收兵假裝逃跑,想把夏兵拖疲。夏兵分成兩翼,嗷嗷叫著追上來,跑了五六裡地,這時候突然刮起東南風,沙子滿天飛,天都快黑了。有個叫趙倪的宦官,懂點方術,跟拓跋燾說:“現在風雨都是從敵人那邊過來的,咱對著風,他們背著風,老天爺不幫咱啊!而且將士們又餓又渴,陛下還是先帶騎兵躲躲,等以後再說吧。”崔浩立馬懟他:“你這說的啥話!咱千裡迢迢來打勝仗,一天之內能變卦嗎?敵人貪功冒進,後軍都跟不上了,咱該埋伏起來分兵突襲,打他們個措手不及。風向這事兒是人能掌控的,哪有什麼固定說法!”拓跋燾說:“對!”於是把騎兵分成左右兩隊,夾擊夏兵。打起來的時候,拓跋燾的馬突然絆倒了,他差點被夏兵活捉,還好拓跋齊用身體擋著他,拚死戰鬥,夏兵才退了點。拓跋燾趕緊跳上馬,一矛刺死了夏國的尚書斛黎文,又殺了十幾個騎兵,自己也中了流矢,卻還接著猛打,最後夏兵徹底崩潰了。拓跋齊還是拓跋翳槐的玄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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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軍乘勝追到城北,殺了夏主的弟弟河南公赫連滿和他的侄子赫連蒙遜,夏兵死了一萬多人。夏主赫連昌沒來得及進城,隻好往上去跑。拓跋燾換了身便服跟著逃兵想混進城,拓跋齊一個勁兒勸他彆去,他不聽。結果夏人發現了,把城門都關了,拓跋燾隻好和拓跋齊等人鑽進夏宮,找了條婦人的裙子,係在槊上,踩著往上爬,才勉強逃出來。這天傍晚,夏國的尚書仆射問至護送夏主的母親跑了,長孫翰帶八千騎兵追到高平,沒追上,就回來了。
乙巳這天,拓跋燾進了統萬城,俘虜了夏國的王、公、卿、將、校以及各種家眷、宮女啥的,加起來有好幾萬,還有三十多萬匹馬,幾千萬頭牛羊,府庫裡的珍寶、車旗、器物更是數都數不過來,拓跋燾把這些東西按功勞大小分給了將士們。
【內核解讀】
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是南北朝初期南北政權激烈碰撞的關鍵一年。這一年,南朝宋文帝劉義隆初掌朝政,北朝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則雄心勃勃地展開對夏國的滅國之戰。史冊中簡練的記載,不僅勾勒出刀光劍影的戰爭圖景,更暗藏著政權治理、軍事謀略與人性博弈的深層邏輯。
南北政權的治國理政縮影
南朝宋文帝的政治行動展現出典型的皇權鞏固路徑。正月祀南郊的禮儀,是君主強化天命所歸合法性的傳統手段;二月親赴丹徒謁陵,在先祖耕具前流露的“慚色”,則暗含著對家族創業艱難的反思與治國壓力。近侍以“舜耕曆山、禹親事水土”的典故勸諫,既維護了帝王尊嚴,更強調了“稼穡艱難”的治國理念——這恰是宋初試圖扭轉東晉奢靡政風、推行休養生息政策的縮影。從丹徒返京後,尚書右仆射鄭鮮之離世,折射出東晉舊臣逐漸淡出權力核心的曆史進程,為宋文帝構建親信政治班底留出空間。
北魏的行政舉措則凸顯出擴張期的務實特質。太武帝在從統萬遷徙民眾途中雖出現“死者什才六七”的人道代價,卻仍堅持移民實邊政策,強化對新征服地區的控製;三月命高涼王鎮守長安、在君子津造橋,既為防禦夏國反撲,更鋪墊著新一輪軍事行動的交通基礎。這種“以戰促治”的模式,將軍事布局與行政建設緊密結合,體現出遊牧政權向中原統治轉型期的鮮明特征。
軍事博弈中的戰略智慧與曆史偶然
北魏滅夏的統萬城之戰,堪稱古代軍事謀略的經典案例。拓跋燾的決策過程展現出卓越的戰略眼光:當夏國平原公定率兩萬大軍馳援長安時,他沒有陷入正麵馳援的慣性思維,反而“伐木陰山,大造攻具”,選擇直搗夏國都城統萬——這一“圍魏救趙”式的決策,精準擊中夏國兵力分散的軟肋。
五月出兵時,拓跋燾“舍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的冒險之舉,更顯其軍事魄力。麵對群臣“攻城最下”的諫言,他清晰闡釋了心理戰邏輯:“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這種“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戰術,將客場作戰的後勤劣勢轉化為破釜沉舟的戰鬥意誌,體現出對《孫子兵法》“兵者詭道”思想的靈活運用。
決戰當日的風雨突變,成為影響戰局的關鍵變量。當“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北魏軍隊陷入逆風作戰的困境時,宦者趙倪主張避戰,而崔浩則以“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駁斥,堅定了拓跋燾的決戰決心。這場充滿偶然性的天氣博弈,最終以魏軍“隱軍分出,奄擊不意”的戰術逆轉戰局。拓跋燾墜馬後仍“奮擊不輟”的悍勇,拓跋齊“以身扞蔽”的忠誠,更讓這場戰役充滿傳奇色彩。
夏國的失敗則源於戰略誤判與指揮失當。夏主赫連昌在收到魏軍“糧儘食菜”的假情報後,貿然出城決戰;平原公定執著於“擒奚斤後徐往”的迂腐計劃,錯失內外夾擊的戰機。當夏軍被魏軍誘敵深入、分割包圍時,所謂“統萬堅峻”的城防優勢已蕩然無存,最終導致“死者萬餘人”、君主奔逃的慘敗結局。
民族關係與政權興衰的深層邏輯
這一年的曆史事件中,民族互動的線索尤為清晰。山羌對西秦的反叛,反映出少數民族政權統治下的族群矛盾——秦王熾磐派遣曇達、吉毘招慰羌人卻遭遇慘敗,既說明羌人勢力的強盛,也暴露了西秦治理邊疆的乏力。這種內部族群衝突,成為後秦政權衰落的重要伏筆。
北魏與夏國的戰爭,則是北方遊牧民族政權間的霸權爭奪。拓跋燾對統萬城的強攻,不僅是軍事征服,更是對匈奴赫連氏核心統治區的瓦解。戰後“獲夏王、公、卿、將、校及諸母、後妃、姊妹、宮人以萬數”的記載,顯示出古代戰爭中對敵方統治階層的徹底清算,這種斬草除根的策略,為北魏後來統一北方掃清了障礙。
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政權此時已出現微妙的外交互動。北魏派遣“員外散騎常侍步堆等來聘”,暗示著拓跋燾在集中精力對付夏國時,試圖穩定與南朝宋的關係;而宋文帝雖未直接介入北方戰事,但對丹徒先祖遺物的“慚色”,或許暗含著對收複中原的隱秘期許。這種“南穩北戰”的格局,為南北朝長期對峙埋下伏筆。
曆史細節中的人性與製度
史冊中幾處看似瑣碎的記載,實則蘊含豐富的曆史信息。杜弘文“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的臨終遺言,展現出東晉南朝士族對皇權的忠誠傳統,即便身患重病仍“自輿就路”,最終卒於赴任途中,其風骨令人動容。這種“士為知己者死”的精神,構成了南朝政治文化的重要底色。
北魏太武帝在統萬城之戰中“微服逐奔者,入其城”的冒險行為,以及被夏人發現後“係婦人裙於槊上”突圍的狼狽,打破了帝王的神聖光環,顯露出其作為軍事領袖的衝動與強悍。這種個人性格特質,既成就了北魏的擴張偉業,也為後來的統治埋下隱患。
而夏主赫連昌堅守待援的決策與最終奔逃的結局對比,宋文帝見耕具而“慚色”的情緒流露,崔浩與趙倪在風雨中的理念之爭,都讓冰冷的曆史記載變得鮮活生動,展現出權力博弈背後複雜的人性維度。
元嘉四年的曆史,如同一麵多棱鏡,折射出南北朝初期政權更迭的殘酷、軍事謀略的精妙、民族融合的陣痛與人性光輝的閃現。拓跋燾的雄才大略、劉義隆的治國試探、赫連昌的決策失誤,共同書寫了這段分裂時代的壯闊篇章,也為後世留下了關於戰爭、治理與人性的永恒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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