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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民許穆之，改姓名叫司馬飛龍，自稱是晉朝皇室的近親，前去投靠氐王楊難當。楊難當趁著百姓的怨恨情緒，給司馬飛龍派兵，讓他去侵擾益州。司馬飛龍招集蜀地百姓，得到一千多人，攻打並殺死了巴興縣令，趕走了陰平太守。劉道濟派兵進擊，斬殺了司馬飛龍。劉道濟想任命五城人帛氐奴、梁顯為參軍督護，費謙堅決反對，不答應。帛氐奴等人與同鄉趙廣煽動縣民，謊稱司馬殿下還在陽泉山中，聚集了幾千人，向廣漢進發。劉道濟的參軍程展、治中李抗之，率領五百人迎擊他們，結果全都戰敗而死。巴西人唐頻聚集民眾響應他們，趙廣等人進攻涪城，攻陷了該城。於是涪陵、江陽、遂寧等郡的太守都棄城逃跑，蜀地的僑民和本地人一同反叛。
燕國石城太守李崇等十個郡投降了北魏。北魏主征發這些郡的百姓三萬人挖掘壕溝來包圍和龍。李崇，是李績的兒子。
八月，燕王派幾萬人出城交戰，北魏昌黎公拓跋丘等人擊敗了他們，死亡的有一萬多人。燕國尚書高紹率領一萬多家據守羌胡固。辛巳日，北魏主攻打高紹，斬殺了他。平東將軍賀多羅攻打帶方，撫軍大將軍永昌王拓跋健攻打建德，驃騎大將軍樂平王拓跋丕攻打冀陽，都攻下來了。九月乙卯日，北魏主率領軍隊向西返回，遷徙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個郡的百姓三萬家到幽州。
燕國尚書郭淵勸燕王向北魏表示歸順，進獻女子，請求做北魏的附庸。燕王說：“以前我們有過錯，與北魏結下的怨恨已經很深了，投降歸附隻會自取滅亡，不如堅守誌向再作打算。”
北魏主包圍和龍的時候，宮中侍衛大多在戰場上，行宮裡的人很少。雲中鎮將朱受之謀劃與南方人襲擊並殺死北魏主，趁機進入和龍，從海路向南返回。他把這個計劃告訴了冠軍將軍毛修之，毛修之沒有聽從，於是作罷。不久事情泄露，朱修之逃奔到燕國。北魏多次討伐燕國，燕王派朱修之回到南方請求救援。朱修之從海路到達東萊，於是返回建康，被任命為黃門侍郎。
趙廣等人進攻成都，劉道濟環城固守。賊眾聚集了很長時間，沒見到司馬飛龍，想散去。趙廣害怕了，率領三千人以及儀仗隊到陽泉寺，謊稱迎接飛龍。到了那裡，對僧人枹罕人程道養說：“你隻要自稱是飛龍，就可以坐享富貴，否則就殺頭！”程道養惶恐害怕，答應了。趙廣於是推舉程道養為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改年號為泰始，設置文武百官。任命程道養的弟弟程道助為驃騎將軍、長沙王，鎮守涪城。趙廣、帛氐奴、梁顯以及他們的同黨張尋、嚴遐都擔任將軍，侍奉程道養返回成都，部眾達到十多萬人，從四麵圍攻成都，派人對劉道濟說：“隻要把費謙、張熙送來，我們自然就會解圍離去。”劉道濟派中兵參軍裴方明、任浪之各自率領一千多人出城交戰，都戰敗而回。
冬，十一月乙巳日，北魏主返回平城。
壬子日，任命少府中山人甄法崇為益州刺史。
【內核解讀】
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南北朝格局下的多方勢力在政治、軍事與社會的交織中上演了一幕幕權力博弈的大戲。這一年的史事不僅勾勒出北魏、劉宋、北燕、吐穀渾等政權的生存策略，更暗藏著製度變革、民族矛盾與社會危機的深層線索，為理解魏晉南北朝的動蕩與融合提供了鮮活注腳。
皇權鞏固：製度儀式背後的權力邏輯
北魏與劉宋在這一年的政治動作，集中體現了皇權強化的共性追求。北魏拓跋燾正月尊竇氏為皇太後、立赫連氏為後、冊立太子晃並改元“延和”，通過一係列禮製儀式完成權力傳承的合法性建構。值得注意的是，五歲太子晃被賦予“錄尚書事”之權，看似不合常理，實則是拓跋燾通過“子貴母死”製度外的親情綁定，強化儲君權威以穩定統治核心。而崔浩反對方士祁纖“改代為萬年”的提議，堅持“代、魏並稱”的舊製，則反映了北魏早期在“漢化”與“部族傳統”之間的審慎平衡——既需借中原禮製鞏固統治，又不願徹底割裂與鮮卑舊部的曆史聯結。
劉宋方麵，王弘進位太保與檀道濟升司空的人事調整，看似是功勳封賞，實則暗藏宋文帝對權臣的製衡之術。王弘作為“華容文昭公”，雖“不營財利”卻“輕率少威儀”，其病逝後的“家無餘業”與朝廷“特賜錢百萬”的反差，既彰顯了士族官僚的清談底色，也暴露了劉宋皇權對功臣集團“恩威並施”的管控邏輯。而彭城王義康改領揚州刺史，更是文帝通過宗室掌控京畿要地的關鍵布局，為後續“元嘉之治”的權力集中埋下伏筆。
軍事擴張與邊疆博弈：北魏的戰略推進與北燕的掙紮
北魏這一年的核心軍事行動直指北燕。拓跋燾親率大軍圍攻和龍今遼寧朝陽），通過“發民三萬穿圍塹”的持久戰策略，配合分兵攻略帶方、建德、冀陽等城的戰術，逐步壓縮北燕生存空間。儘管燕軍“數萬人出戰”，卻遭“死者萬餘人”的慘敗，十郡太守李崇等降魏，最終北魏以“徙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的方式完成對遼東地區的實質性控製。這種“軍事打擊+人口遷徙”的組合拳，既是北魏削弱對手的慣用手段，也為其後續經營東北邊疆提供了人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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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燕的應對則凸顯了小國在強權夾縫中的困境。燕王拒絕尚書郭淵“送款獻女為附庸”的建議，堅持“守誌更圖”，看似氣節可嘉，實則反映了其對北魏“降附取死”的現實認知——此前赫連定被吐穀渾獻魏後遭誅殺的前車之鑒，讓北燕明白“僭逆”政權在北魏鐵腕下難有生機。但僅憑“和龍死守”終究難抵北魏國力碾壓，這場抗爭更像是北燕滅亡前的最後掙紮四年後北燕終為北魏所滅）。
邊疆治理危機：劉宋益州之亂與民族矛盾爆發
劉宋益州的動蕩成為這一年南方最嚴峻的社會危機。刺史劉道濟信任奸吏費謙、張熙，推行“禁民鼓鑄而貴賣鐵器”的壟斷政策，直接導致“商賈失業，籲嗟滿路”，激化了官民矛盾。流民司馬飛龍實為許穆之）借氐王楊難當之力起事，雖初戰即敗，卻點燃了蜀地積怨的導火索。趙廣等人利用“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的謠言聚眾，甚至脅迫僧人程道養冒充司馬飛龍建立政權，短時間內聚眾十餘萬圍攻成都，形成“涪陵、江陽、遂寧諸郡守棄城走”的全麵失控局麵。
這場叛亂的本質是邊疆治理失當引發的“僑舊矛盾”總爆發。劉宋在益州的“聚斂興利”不僅損害了土著民眾利益，也觸動了僑居士族的生存根基，導致“蜀土僑、舊俱反”。而費謙拒絕起用本地豪強氐奴、梁顯的決策，更暴露了外來政權對地方勢力的排斥心態。叛亂中“詐稱晉室近親”“改元泰始”等行為，則折射出東晉滅亡後蜀地民眾對舊政權的懷舊情緒，成為南朝邊疆治理中“合法性焦慮”的典型案例。
部族外交：吐穀渾的“獻捷邀賞”與北魏的務實應對
吐穀渾王慕璝“送赫連定於魏”的舉動，是這一年部族外交的關鍵事件。慕璝獻俘後隨即“上表求賞”，抱怨“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既飾而財不周賞”，其訴求直白暴露了遊牧政權“以戰功換實惠”的生存邏輯。北魏公卿“貪求無厭”的評價雖顯傲慢，卻點出吐穀渾試圖借獻捷擴張領土的真實意圖。拓跋燾的回應頗具政治智慧——以“金城、枹罕、隴西之地即與之”的承諾確認其既得利益，又以“綿絹隨使疏數臨時增益”的彈性政策避免固定賞賜的負擔，最終導致吐穀渾“貢使稍簡”，雙方關係進入微妙平衡期。
這種“冊封+有限賞賜”的外交模式，成為北魏處理與周邊部族關係的範本：既承認對方對特定區域的控製權以換取名義臣服，又通過物質激勵的鬆緊調節避免其勢力過度膨脹。而劉宋對慕璝“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的冊封，則是南朝試圖拉攏西部部族製衡北魏的對應策略，反映了南北朝在邊疆地帶的隱性競爭。
結語：動蕩中的時代底色
元嘉九年的曆史圖景，是魏晉南北朝“大分裂、大融合”的微觀縮影。北魏通過禮製建設與軍事擴張加速漢化與集權，劉宋在權力調整中埋下邊疆隱患，北燕在絕境中堅守最後尊嚴，吐穀渾在大國間遊走求存。這些事件背後，既有政權更迭的鐵血邏輯，也有製度變革的艱難探索，更有民眾在動蕩中的生存掙紮。從北魏朝堂的禮製爭議到益州街頭的“籲嗟滿路”，從和龍城下的廝殺到吐穀渾的上表求賞，各方勢力的每一次選擇都在重塑著南北朝的力量格局，為後續曆史走向埋下伏筆。這一年的喧囂與動蕩，恰是那個時代“分裂中孕育統一，動蕩中暗藏秩序”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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