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的般悅國離平城一萬多裡，派使者來北魏，請求和北魏東西夾擊柔然。拓跋燾同意了，全國進入戰備狀態。
九月辛未，任命尚書右仆射何尚之為左仆射，領軍將軍沈演之為吏部尚書。
丙戌日，拓跋燾去了陰山。
北魏成周公萬度歸攻打焉耆，把對方錘爆了，焉耆王鳩屍卑那逃到龜茲。拓跋燾下詔讓唐和與前部王車伊洛帶部下跟萬度歸會合，一起打西域。唐和勸降了柳驢等六座城，又一起攻下了波居羅城。
這章沒有結束，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
冬十月辛醜，北魏弘農昭王奚斤去世，兒子奚它觀繼承爵位。拓跋燾說：“奚斤在關西打了敗仗，本來該死；但我看他是先朝老臣，恢複了他的爵位封地，讓他善終，君臣情分也算夠了。”於是把奚它觀的爵位降為公。
癸亥日，北魏大赦。
十二月，北魏萬度歸從焉耆往西攻打龜茲，留唐和鎮守焉耆。柳驢守將乙直伽想反叛，被唐和斬殺，從此各部落都歸附，西域又平定了。
北魏太子到行宮朝見，接著跟著討伐柔然。到了受降城，沒見到柔然人，就在城裡存了糧食，留兵駐守後返回。
【內核解讀】
元嘉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公元447年至公元448年），是南北朝對峙格局中矛盾集中爆發的兩年。劉宋與北魏兩大政權在內部治理、邊疆控製、權力鬥爭等層麵均呈現出複雜的曆史圖景，既折射出中古時期政權運行的共性困境，也暗藏著影響未來走向的關鍵伏筆。
北魏：高壓統治下的擴張與隱患
北魏在太武帝拓跋燾統治下，正處於對外擴張與內部整肅的雙重進程中，這兩年的事件集中體現了其“鐵腕治國”的鮮明特點。
政治清算的冷酷邏輯在沮渠牧犍事件中展現得淋漓儘致。作為北涼降主，沮渠牧犍曾以公主聯姻的方式維持與北魏的關係，但隨著“匿藏寶物”“蓄毒殺人”“姊妹左道”等罪名被揭發，拓跋燾毫不猶豫地展開血腥清算——賜死沮渠昭儀、誅殺宗族、最終賜死牧犍。這一事件表麵是對“叛逆”的懲罰，實則是北魏對亡國貴族的係統性壓製，通過摧毀舊政權核心勢力鞏固統治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與故臣民交通謀反”的指控，暴露了北魏對邊疆民族地區控製的深層焦慮，而僅赦免“先降者”沮渠祖，則凸顯了“順我者昌”的統治策略。
軍事擴張與紀律整頓並行構成北魏邊疆政策的一體兩麵。西征諸將因“盜沒軍資及虜掠贓各千萬計”被集體處斬，八人同日伏法的嚴厲處置，既反映了拓跋燾對軍隊腐敗的零容忍，也暗含通過整肅軍紀強化戰鬥力的考量。與此同時，北魏的西域經略取得突破性進展：以韓拔為鄯善王“賦役其民，比之郡縣”，標誌著對西域核心區域實現行政化管理；萬度歸擊焉耆、討龜茲的軍事行動，配合唐和的招降策略，逐步將西域納入勢力範圍。這種“軍事打擊+行政建製”的模式，為後世隋唐西域治理提供了曆史借鑒。
民族遷徙與宗教壓製是北魏鞏固統治的重要手段。將定州丁零三千家遷至平城、河西離石民五千餘家徙邊，通過人口遷移打破原有民族聚居格局，削弱地方反抗基礎。而對沮渠家族“左道”罪名的指控，實則是對非正統宗教信仰的壓製，為後來的滅佛運動埋下伏筆。
劉宋：內部矛盾與政策搖擺
與北魏的強勢擴張不同，劉宋文帝劉義隆統治下的元嘉後期，更多麵臨內部治理的困境與政策試錯的陣痛。
貨幣政策的反複暴露經濟治理短板。針對“貨重物輕”問題，劉宋先是改鑄四銖錢，卻引發民間剪鑿古錢、盜鑄泛濫的亂象；江夏王義恭提出“大錢一當兩”的建議，遭到何尚之的激烈反對——其“數少則幣重，數多則物重”的貨幣理論，揭示了中古時期“錢荒”與通脹的周期性矛盾。然而文帝最終采納義恭之議，導致“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的貧富差距加劇，僅一年後便不得不廢除“當兩大錢”。這一政策搖擺反映了封建政權在商品經濟規律麵前的認知局限，也暴露了統治集團內部利益博弈的現實——宗室權貴與寒門官僚的經濟主張衝突，實質是不同階層利益的碰撞。
宗室問題成為政治隱憂。彭城王義康被貶後，其影響仍未消除：衡陽王劉義季因“縱酒不事事”病逝，折射出宗室成員在權力鬥爭中的消極避世心態；胡誕世據豫章謀反“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為主”，則直接證明義康仍是潛在的政治符號。文帝對宗室的複雜態度——既依賴血緣紐帶鞏固統治，又忌憚其勢力膨脹——導致政策陷入“放任追責失控”的惡性循環。這種宗室矛盾的積累，為後來的“元凶之亂”埋下隱患。
官僚體係的腐敗與整頓在庾炳之事件中集中體現。作為吏部尚書，庾炳之以“乞匄燭盤佳驢”“選用不平”“交結朋黨”等行為引發朝野不滿，何尚之的彈劾直指核心：“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的腐敗現象，已嚴重侵蝕官僚體係公信力。文帝最終罷免庾炳之，卻未深究製度性根源，反映出士族政治下“人治”難以根治腐敗的局限性。
南北對比：不同路徑下的曆史啟示
將兩年間南北政權的動態對比，可發現中古時期國家治理的若乾共性規律：
權力集中與製度建設的博弈。北魏通過高壓手段實現權力集中，雖能高效推動擴張與改革，但也埋下統治合法性危機；劉宋試圖維持士族與皇權的平衡，卻因缺乏強力約束導致政策低效。兩種模式共同表明：缺乏製度支撐的權力集中難以持久，而缺乏權威保障的分權體製則易陷入混亂。
邊疆治理的兩種範式。北魏以“軍事征服+直接統治”將西域納入版圖，代價是持續的軍事投入與民族矛盾；劉宋對楊文德叛而複降的處置相對溫和，卻難以有效控製氐羌聚居區。這揭示出邊疆治理需在武力威懾與文化融合間尋找平衡，單純依賴軍事或懷柔均非長久之計。
統治集團內部凝聚力的重要性。北魏雖有內部清洗，但核心統治集團目標一致擴張與漢化）；劉宋則因宗室猜忌、士族內鬥導致決策低效。曆史證明，政權穩定的關鍵不僅在於外部實力，更在於內部利益協調與價值共識的構建。
元嘉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的曆史，如同南北朝時期的一個縮影：北魏在鐵血擴張中積累實力，也埋下民族與宗教衝突的隱患；劉宋在文治表象下潛藏危機，最終走向元嘉盛世的終結。這兩年的事件提醒我們：國家治理既要應對現實問題的挑戰，更要警惕政策短視帶來的長期風險，而權力運行的合法性與製度設計的合理性，始終是政權存續的核心命題。
喜歡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請大家收藏：()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書更新速度全網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