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皇帝拓跋燾讓崔浩監管秘書省事務，讓他和高允等人一起撰寫《國記》，還叮囑說：“一定要按照事實記錄。”著作令史閔湛和郗標，為人乖巧又會諂媚，很受崔浩寵信。崔浩曾經給《易經》《論語》《詩經》《尚書》做過注釋，閔湛和郗標就上奏章說：“馬融、鄭玄、王肅、賈逵這些人的注釋，都不如崔浩的精準微妙，懇請陛下收繳國內這些經典的其他版本，頒布崔浩注釋的書籍，讓天下人都學習。並且請求陛下下令讓崔浩注釋《禮傳》，好讓後世學子能看到正確的義理。”崔浩也向皇帝推薦閔湛和郗標，說他們有著書立說的才能。閔湛和郗標又勸崔浩把撰寫的《國史》刻在石碑上，來彰顯他寫史的公正。高允聽說後，對著作郎宗欽說：“閔湛和郗標搞的這事兒，看似小事，卻可能給崔家帶來滅頂之災，我們這些人恐怕也都得跟著遭殃！”崔浩最終采納了閔湛和郗標的建議，把石碑立在郊外祭祀的土壇東邊，石碑方圓百步，花費了三百萬人工。崔浩寫北魏祖先的事跡，都寫得特彆詳細真實，石碑就立在大路邊，來來往往看到的人都對此議論紛紛。北魏的鮮卑人沒有不憤怒的，他們一起到皇帝那說崔浩壞話，說他是故意宣揚國家的醜事。皇帝大怒，讓有關部門審查崔浩和秘書省的郎官、小吏等人的罪狀。
當初，遼東公翟黑子深受皇帝寵愛，他奉命出使並州，收了一千匹布的賄賂。事情敗露後，翟黑子找高允商量說：“皇上要是問我，我是該如實交代，還是隱瞞呢？”高允說：“您是皇上身邊的寵臣，有罪就坦白，說不定還能被原諒，可彆再欺騙皇上了。”中書侍郎崔覽和公孫質卻說：“要是坦白，那罪可就沒個準了，不如瞞著。”翟黑子埋怨高允說：“你怎麼能把人往死路上引呢！”翟黑子進宮見皇帝，沒有如實回答，皇帝生氣了，就把他殺了。後來皇帝讓高允給太子講學。等到崔浩被抓，太子把高允召到東宮，還留他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太子和高允一起去上朝，到了宮門口，太子對高允說：“進去見皇上，我給你帶路；要是皇上問你什麼，你就照我說的回答。”高允問：“這是因為什麼事兒啊？”太子說：“你心裡明白。”太子見到皇帝後說：“高允做事小心，為人真誠，而且地位低賤，一切都聽崔浩指揮，請皇上赦免他的死罪。”皇帝召見高允，問他：“《國書》都是崔浩寫的嗎？”高允回答說：“《太祖記》是之前的著作郎鄧淵寫的；《先帝記》和《今記》是我和崔浩一起寫的。不過崔浩負責的事情多，主要是總體把關；說到具體撰寫，我寫的比崔浩還多。”皇帝生氣地說：“高允的罪比崔浩還重，怎麼能留他性命！”太子害怕了，趕緊說：“皇上威嚴，高允是個小臣，嚇得語無倫次了。我之前問他，他都說《國書》是崔浩寫的。”皇帝又問高允：“真像太子說的那樣嗎？”高允回答說：“我罪該滅族，不敢說假話。太子是因為我給他講書講了很久，可憐我，想救我的命。其實他沒問過我，我也沒說過這話，不敢亂說。”皇帝轉頭對太子說：“這人太正直了！這是一般人很難做到的，高允卻能做到！臨死都不改口，這是誠信；做臣子不欺騙君主，這是忠貞。應該特彆赦免他的罪，來表彰他。”於是就赦免了高允。
接著皇帝把崔浩召到跟前，當麵質問他。崔浩嚇得慌了神，都答不上來。高允卻把每件事都講得明明白白，有條有理。皇帝讓高允寫詔書，處死崔浩以及他的下屬宗欽、段承根等人，下到小僮和吏員，總共一百二十八人，都要滅五族；高允猶豫著沒寫。皇帝多次派人催促，高允請求再去見皇帝一麵，然後再寫詔書。皇帝把他叫到跟前，高允說：“崔浩犯的罪，如果還有其他的，我不敢亂說；要是僅僅因為寫史冒犯了朝廷，罪不該死。”皇帝大怒，讓武士把高允抓起來。太子趕緊給皇帝下拜求情，皇帝氣消了些，說：“要不是有高允，又得有幾千人被處死了。”
六月己亥日，皇帝下詔，誅殺清河崔氏中和崔浩同宗的人，不論親疏遠近，以及崔浩的姻親範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這些家族都要滅族，其他人隻處死本人。把崔浩關在囚車裡，送到城南，幾十個衛士往他身上撒尿，崔浩嗷嗷亂叫，路上的人都能聽見。宗欽臨刑前感歎說：“高允大概是聖人吧！”
過了些日子，太子責怪高允說：“人也得懂得見機行事啊。我想救你一命，都已經給你提示了，你卻始終不聽，把皇上氣得夠嗆。每次想起這事兒，我都心裡直跳。”高允說：“史書，是用來記錄君主的善惡，給後人勸誡的，所以君主才會有所顧忌，做事謹慎。崔浩辜負了皇上的恩情，因為私欲喪失了廉潔，愛憎蒙蔽了他的公正，這是崔浩的過錯。至於記錄朝廷日常、談論國家得失，這是寫史書的基本要求，並沒有太多違背原則的地方。我和崔浩實際上是一起做這件事的，生死榮辱，從道義上講不該有差彆。我確實感激殿下再生的恩情，但違背良心苟且偷生，不是我想要的。”太子聽了很感動，對高允讚歎不已。高允退下後，對彆人說：“我不按太子說的做，是因為怕對不起翟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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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冀州刺史崔賾、武城男崔模和崔浩同宗但不同族，崔浩經常輕視侮辱他們，所以關係不好。等到崔浩被誅殺，隻有這兩家得以幸免。崔賾是崔逞的兒子。
辛醜日，北魏皇帝到陰山北邊巡視。北魏皇帝殺了崔浩之後就後悔了，正好北部尚書宣城公李孝伯病重，有人傳言他已經死了，北魏皇帝哀悼說：“李宣城太可惜了！”接著又說：“我說錯了，崔司徒崔浩）才可惜，李宣城令人哀傷！”李孝伯是李順的堂弟，自從崔浩被殺後，國家軍事和政務的謀劃商議都由李孝伯負責，皇帝對他的寵愛僅次於崔浩。
當初，車師國的大帥車伊洛世代臣服於北魏，北魏封車伊洛為平西將軍，前部王。車伊洛準備去北魏朝見皇帝，沮渠無諱阻斷了他的道路，車伊洛多次和沮渠無諱交戰，打敗了他。沮渠無諱死後，他弟弟沮渠安周奪走了沮渠無諱兒子沮渠乾壽的兵權，車伊洛派人去勸說沮渠乾壽，沮渠乾壽就率領他的五百多戶百姓投奔了北魏；車伊洛又勸降了李寶的弟弟李欽等五十多人，把他們都送到北魏。車伊洛向西攻打焉耆，留下他兒子車歇守城。沮渠安周帶領柔然的軍隊抄小路偷襲，攻下了城池。車歇跑去投奔車伊洛，他們一起收攏剩下的部眾，堅守焉耆鎮，還派使者給北魏皇帝上書說：“我們被沮渠氏攻打，前後長達八年，百姓又餓又窮，實在沒法活下去了。我現在拋棄國家出逃，能活下來的才三分之一，已經到了焉耆東部邊境，懇請皇上救濟！”北魏皇帝下詔打開焉耆的糧倉賑濟他們。
吐穀渾王慕利延被北魏逼迫，上表請求到越巂自保，皇帝答應了；但慕利延最終也沒去。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生動還原了北魏太武帝時期圍繞《國記》編纂引發的“崔浩國史之獄”事件，其中交織著權力博弈、人性抉擇與史學倫理的深刻衝突，為我們窺見北魏初期的政治生態與文化困境提供了鮮活樣本。
實錄之殤：史學理想與政治現實的碰撞
崔浩作為北魏太武帝倚重的重臣，受命監修國史時，魏主明確提出“務從實錄”的編纂原則，這本是史學求真精神的體現。然而，當史學理想照進複雜的政治現實，卻演變成一場慘烈的悲劇。崔浩團隊對北魏先世曆史的詳實記載，本是對“實錄”原則的踐行，但將國史刊刻於石、立於衢路的舉動，卻觸碰了敏感的政治神經。
北魏作為鮮卑拓跋部建立的政權，其早期曆史中存在諸多與中原禮教相悖的內容。崔浩的“直筆”在鮮卑貴族眼中成了“暴揚國惡”，這種文化認知的差異背後，是新興王朝在漢化進程中難以調和的矛盾。鮮卑貴族對自身曆史的諱莫如深，與崔浩堅持的史學求真原則形成激烈對抗，最終以政治暴力的方式吞噬了史學理想。
閔湛、郗標看似推崇崔浩學術的提議，實則將其推向了萬劫不複之地。高允早已洞察其中風險，警告此舉“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卻未能阻止悲劇發生。這一事件揭示了古代修史的艱難處境——史學既要對曆史負責，又要在權力麵前保持敬畏，稍有不慎便可能招致災禍。
人性試煉：生死關頭的抉擇與堅守
在這場政治風暴中，不同人物的選擇展現了人性的複雜麵相。高允的表現尤為亮眼，他在皇帝麵前拒絕推卸責任，坦然承認自己在國史編纂中“著述多於浩”，這種直麵生死的誠實令人震撼。當太子試圖為他開脫時，他堅持“不敢虛妄”，以生命扞衛了史官的操守。
相比之下，翟黑子的結局令人唏噓。麵對受賄敗露的困境，他不聽高允“有罪首實”的勸告，反而輕信崔覽、公孫質的欺瞞之策，最終斷送性命。這兩種選擇的對比，凸顯了誠實雖可能麵臨即時風險，卻往往是長遠的生存之道；而投機取巧雖能暫時規避危機，卻可能在更大的風險中傾覆。
崔浩自身也並非完美受害者，他寵信巧佞的閔湛、郗標，輕侮同宗崔賾、崔模，暴露了性格中的剛愎與傲慢。這種性格缺陷使其在政治鬥爭中樹敵眾多，也為最終的悲劇埋下伏筆。太武帝在誅殺崔浩後的悔悟——“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既包含對人才損失的惋惜，也暗含對自身衝動決策的反思。
權力邏輯：帝王心術與政治平衡的博弈
太武帝在事件中的表現充分展現了帝王權術的變幻莫測。他先命崔浩“務從實錄”，後又因“暴揚國惡”將其誅殺，這種前後矛盾的態度背後，是維護統治權威的核心邏輯。當國史的真實性與政權合法性產生衝突時，帝王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
誅殺崔浩時，太武帝不僅族滅其親屬，還牽連範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等漢族世家，實則暗藏打擊漢族士族勢力的政治意圖。崔浩作為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其主持的漢化改革與文化整理工作，必然觸動鮮卑貴族的利益，國史事件隻是矛盾爆發的導火索。而崔賾、崔模因與崔浩不睦而得免，更凸顯了政治鬥爭中“站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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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在事件中扮演了關鍵的緩衝角色，他試圖保護高允的舉動，既體現了對正直者的庇護，也反映了統治集團內部製衡的需要。高允最終得以幸免，既是其個人品格的勝利，也是權力博弈中各方力量平衡的結果。
曆史回響：文化融合中的陣痛與啟示
崔浩國史之獄本質上是北魏漢化進程中的一場文化衝突。鮮卑政權在吸收中原文化的同時，又對觸及自身根本利益的文化批判高度敏感。崔浩試圖以中原史學傳統規範北魏曆史書寫，卻忽視了文化融合需要循序漸進的客觀規律。
這一事件對北魏的文化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此後北魏修史更加謹慎，形成了既吸收中原史學傳統又兼顧鮮卑政治現實的修史模式。李孝伯在崔浩死後成為軍國謀議的核心，延續了漢族士人參與北魏政治的傳統，說明文化融合的趨勢並未因這場悲劇而中斷。
高允事後解釋自己堅守原則的原因——“恐負翟黑子故也”，展現了深刻的人生智慧。他從翟黑子的悲劇中領悟到：違背本心的苟且偷生終非長久之計，唯有堅守原則才能獲得真正的安寧。這種價值觀的堅守，使其在動蕩的政治環境中得以善終，也為後世樹立了史官操守的典範。
回望這段曆史，崔浩國史之獄不僅是一場個人命運的悲劇，更是文化碰撞、權力博弈與人性考驗的集中爆發。它警示我們：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既要保持原則的堅定，也要具備現實的智慧；而權力在麵對真相時的態度，終將成為衡量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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