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北魏崔浩被殺以後，史官這個職位就取消了，到這時候又重新設置。
河西造反的胡人到長安認罪，北魏派使者去安撫他們。
秋天七月，劉宋派使者去北魏。
甲戌，開府儀同三司何尚之去世。
壬午，北魏老大去河西。
北魏軍隊到了西平，吐穀渾國王拾寅跑到南山躲起來。九月，北魏軍隊過河去追，結果趕上瘟疫，就撤回來了，不過繳獲了二十多萬頭各種牲畜。
庚午，北魏老大回到平城。
丁亥，把襄陽王劉子鸞改封為新安王。
十月庚寅，皇上下詔讓沈慶之去討伐長江沿岸的蠻人。
前廬陵內史周郎，說話特彆直，老說皇上不愛聽的，皇上心裡記恨他。就指使有關部門彈劾周郎，說他給老媽守喪的時候不守禮，把他押送到寧州，半路上就給殺了。周郎走的時候，侍中蔡興宗正好當班，就請假去跟周郎告彆，結果因為這事被降職，以平民身份領職。
十一月，北魏的散騎侍郎盧度世等人來訪問。
這一年，皇上把青、冀二州刺史顏師伯召回當侍中。顏師伯這人特彆會巴結人，皇上特彆信任他，其他大臣都比不上。他收了好多賄賂，家裡積攢了千金。皇上有一次和他玩樗蒲，皇上擲骰子得了雉，覺得自己肯定贏了，結果顏師伯接著擲，得了盧，皇上臉都變了。顏師伯趕緊把骰子收起來說：“差點就成盧了！”就這天，顏師伯一下子輸了一百萬。
柔然攻打高昌，把沮渠安周殺了，滅了沮渠氏，立闞伯周當高昌王。高昌開始有稱王的了。
【內核解讀】
這段史書記載聚焦於南朝宋與北魏的一段動蕩曆史，字裡行間充滿權力博弈的殘酷、人性的複雜與時代的荒誕，可從多個維度解析其曆史鏡像意義：
權力絞殺中的人性撕裂
宋孝武帝平定劉誕叛亂的過程，堪稱皇權碾壓人性的標本。從劉誕身上，可見藩王叛亂的矛盾性：他既想挑戰中央權威，又試圖以“厚恩”維係屬下忠誠，卻在敗局中用何康之母泄憤，暴露割據者的殘暴底色。而賀弼“以死明心”、範義“子不棄母，吏不叛君”的抉擇，則在亂世中豎起道義標杆——他們拒絕依附任何暴力，以死亡完成對“忠義”的終極詮釋。
孝武帝的表現更具警示性：攻克廣陵後令左右呼萬歲，暴露勝利者的虛妄；下旨屠城時對“五尺以下全之”的“仁慈”，實則是屠殺合理化的偽裝；將首級築為“京觀”的炫耀，徹底褪去帝王的道德外衣。這種“勝者全對”的邏輯，恰是專製時代最危險的病毒。
製度陰影下的個體掙紮
蔡興宗的三次抗爭尤為刺眼：拒呼萬歲時直指“涕泣行誅”的道義本質，收斂範義屍體時堅守“葬故交”的私人倫理，送彆周郎時甘冒“白衣領職”的風險。他的存在證明：即便在皇權至上的體係中，仍有人試圖用個體良知對抗製度性暴力。
反觀宗越，其治軍嚴明的才能與虐殺時“欣欣若有所得”的病態形成荒誕對照。這種“專業能力”與“道德淪喪”的共生，揭示出專製機器對人性的異化——隻要服務於權力，暴行也能被包裝成“功績”。而顏師伯賭局中“斂子避盧”的諂媚，則展現了權力場中生存者的扭曲智慧：用自汙式的順從，換取帝王的絕對信任。
南北對峙中的文明褶皺
北魏與宋的互動暗藏深層隱喻：北魏複置史官，試圖以曆史書寫構建正統性；吐穀渾“兩受爵命”的騎牆策略，折射出邊疆政權在大國夾縫中的生存智慧；柔然滅沮渠氏立闞伯周，標誌著西域格局的重新洗牌。這些事件共同構成南北朝時期的“文明博弈”——不僅是軍事對抗，更是製度、倫理與文化的角力。
值得玩味的是北魏崔浩之誅的餘波：因修史獲罪導致史官廢置，複置後又需服務於皇權敘事，可見“曆史真相”在權力麵前的脆弱。而宋孝武帝對“五路”“玉路”的禮製改造，則暴露了南朝政權通過形式主義強化統治合法性的努力。
曆史書寫的隱秘邏輯
這段記載的價值，更在於其“不虛美，不隱惡”的敘事態度：既寫沈慶之“身先士卒”的軍事才能，也記其參與屠城的汙點；既讚宗越“營陳未嘗參差”的治軍術，也錄其虐殺時的病態快感。這種“雙刃劍式”的記錄，恰是傳統史學的珍貴之處——它不提供標準答案，隻呈現人性在極端情境下的全部可能。
從廣陵屠城到高昌稱王，從宮廷博弈到邊疆拉鋸，這段曆史最終指向一個核心命題：任何時代的文明程度，都不取決於勝利者的歡呼有多響亮，而取決於對失敗者的態度、對異見者的容忍，以及普通人在絕境中堅守道義的可能性。千年後的今天，這些故事仍在叩問：當權力碾壓良知時，我們能否成為另一個蔡興宗？當暴力裹挾時代時，我們是否敢做賀弼與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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