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七年公元463年，癸卯年）
春天正月丁亥，皇上讓尚書右仆射王僧朗去當太常，衛將軍顏師伯成了尚書仆射。
皇上每次搞宴會，就喜歡讓大臣們互相挖苦、揭短來取樂。吏部郎江智淵向來恬靜文雅，漸漸就不太能順著皇上的心意。有一次皇上讓江智淵拿王僧朗來開他兒子王彧的玩笑。江智淵一臉嚴肅地說：“恐怕不該開這樣的玩笑！”皇上生氣地說：“江僧安就是個呆子，呆子自然會互相憐惜。”江僧安是江智淵的父親。江智淵聽了趴在席子上流淚，從此皇上對他的恩寵就大大減少了。後來討論給殷貴妃定諡號為“懷”，皇上覺得這個諡號不夠好，心裡對江智淵很不滿。有一天，皇上和大臣們騎馬到貴妃墓，皇上舉著馬鞭指著墓前的石柱，對江智淵說：“這上麵可容不得‘懷’字！”江智淵聽了更害怕，最後憂慮過度去世了。
己醜，封尚書令柳元景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二月甲寅，皇上到南方巡視豫州和南兗州；丁卯，在烏江打獵；壬戌，大赦天下；甲子，前往瓜步山；壬申，回到建康。
夏天四月甲子，皇上下詔：“除非是將軍在戰場上，其他人都不能擅自殺人；要是有人犯了該判死刑的罪，都要先上報，等批示；違反的人就按殺人罪論處。”
五月丙子，皇上下詔說：“從今往後，刺史、地方官要是想調動百姓、發動軍隊，都必須有皇上的親筆詔書才能施行；隻有邊境有外敵入侵，或者內部有奸人叛亂，事情突然發生的情況，才不按這個規定。”
戊辰，任命左民尚書蔡興宗、左衛將軍袁粲為吏部尚書。袁粲是袁淑哥哥的兒子。
皇上喜歡戲弄、侮辱大臣，從太宰義恭往下，大臣們都沒能逃過這種羞辱。皇上老是喊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老粗”，喊仆射劉秀之“老摳門”，喊顏師伯“大板牙”；其他大臣不管高矮胖瘦，都被他起了外號。黃門侍郎宗靈秀身材肥胖，跪拜起身很不方便，每次集會，皇上都給他很多賞賜，就想看他在磕頭謝恩的時候摔倒出醜，來博眾人一笑。皇上還寵信一個黑人奴仆，讓他拿著棍子打大臣，尚書令柳元景以下的大臣都沒能幸免。隻有蔡興宗為人正直嚴肅，皇上有點怕他，不敢對他輕薄無禮。顏師伯對儀曹郎王耽之說：“蔡尚書總能避免那些親昵的戲弄，和我們真是不一樣。”王耽之說：“蔡豫章以前在相府的時候，也是因為正直嚴肅，不隨便與人親近。武帝在閒暇宴樂的時候，都從不召他。蔡尚書現在也算是能保持這種作風了。”
壬寅，北魏皇帝去陰山。
六月戊辰，任命秦郡太守劉德願為豫州刺史。劉德願是劉懷慎的兒子。皇上安葬了殷貴妃後，經常和大臣們去她的墓前，對劉德願說：“你要是能哭得讓我覺得悲傷，我就給你厚賞。”劉德願立馬大哭起來，捶胸頓足，眼淚鼻涕一把流。皇上特彆高興，所以就賞他豫州刺史這個官職。皇上又讓醫生羊誌哭貴妃，羊誌也哭得悲痛萬分。後來有人問羊誌：“你怎麼能一下子就有這麼多眼淚呢？”羊誌說：“我那天其實是在哭我死去的小妾。”
皇上這人機智敏銳，勇敢果斷，學問淵博，文章寫得又華麗又快，看文書奏疏的時候，能一眼看七行，還擅長騎馬射箭，就是奢侈的欲望沒個限度。自從晉朝皇室南渡以來，皇宮都是簡單修建，舉行朝會和宴會的地方，也就東、西兩座殿堂而已。晉孝武帝末年，才開始修建清暑殿。宋朝建立後，也沒怎麼增加和改建。皇上開始大規模修建宮殿，用的木材和泥土都裝飾著錦繡，對寵愛的姬妾和親信大臣，賞賜起來毫不吝嗇，把國庫都快掏空了。他還拆了高祖住過的舊房子，在那裡蓋起了玉燭殿。皇上和大臣們去參觀，看到高祖床頭有個土屏風，牆上掛著葛布做的燈籠、麻線編的蒼蠅拍。侍中袁顗趁機大力稱讚高祖節儉樸素的品德。皇上沒回應，隻說了句：“一個鄉下老頭能有這些，已經很不錯了。”袁顗是袁淑哥哥的兒子。
秋天八月乙醜，封皇子劉子孟為淮南王，劉子產為臨賀王。
丙寅，北魏皇帝在河西打獵；九月辛巳，回到平城。
庚寅，讓新安王劉子鸞兼任司徒。
丙申，封皇子子嗣為東平王。
冬天十月癸亥，任命東海王劉禕為司空。
己巳，皇上在姑孰打獵。
北魏員外散騎常侍遊明根等人來訪問。遊明根多次奉命出使劉宋，皇上覺得他是個德高望重的長者，對他格外禮遇。
十一月癸巳，皇上在梁山操練水軍。
十二月丙午，皇上到曆陽。
甲寅，大赦天下。
己未，太宰義恭兼任尚書令。
癸亥，皇上回到建康。
【內核解讀】
這段記載生動勾勒出南朝宋孝武帝劉駿統治時期的政治風貌與帝王品性，其中折射出的權力生態、人性弱點與製度隱患，至今仍具反思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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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品性：才華與缺陷的極端交織
孝武帝的個人特質呈現鮮明矛盾：他“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華敏，七行俱下，善騎射”，展現出卓越的天賦與能力；但同時“奢欲無度，狎侮群臣”，將才能異化為滿足私欲、掌控臣下的工具。這種分裂性在帝王身上尤為危險——才華成為放縱的資本，智識淪為壓製的武器，最終導致個人品性缺陷對政治生態的全麵侵蝕。
其“壞高祖所居陰室”的舉動極具象征意義：麵對宋武帝劉裕留下的土障、葛燈籠等儉素遺物，他直言“田舍公得此已為過”，不僅否定開國君主的美德，更暴露了對權力本質的扭曲認知——將皇權等同於無節製的享樂特權，而非責任擔當。
君臣關係：權力異化下的荒誕圖景
孝武帝對群臣的“狎侮”絕非簡單的性格問題，而是通過羞辱構建絕對服從的權力秩序：
給大臣起侮辱性綽號王玄謨“老傖”、劉秀之“老慳”），消解其尊嚴；
利用宗靈秀的肥胖製造笑料，以生理缺陷強化臣下的卑微感；
縱容昆侖奴杖擊群臣，甚至尚書令柳元景亦不能免，徹底打破君臣禮儀的底線。
這種統治術的短期效果是強化了帝王權威，但長期來看，卻摧毀了官僚體係的向心力。江智淵因反對羞辱同僚而失寵憂死，蔡興宗因“方嚴”被刻意疏遠，反而凸顯出正直者在這種環境下的生存困境——要麼同流合汙如王德願假哭邀寵），要麼被邊緣化如蔡興宗），要麼付出生命代價如江智淵）。
製度困境：集權與失序的惡性循環
孝武帝雖頒布“非將軍戰陳不得專殺”“刺史興軍須手詔”等詔令，試圖強化中央集權與司法程序，但這些製度設計與其個人行為形成尖銳矛盾：
他可以因對殷貴妃諡號的不滿而遷怒江智淵，以個人喜怒淩駕於製度之上；
為賞賜王德願的假哭，隨意任命豫州刺史，將地方軍政大權當作私人獎賞；
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賞賜嬖妾“傾府藏”，完全背離製度約束。
這種“製度空轉”的本質，是皇權缺乏製衡導致的自我反噬：表麵上的製度強化，實則成為帝王掌控權力的工具，而當帝王自身突破製度時，整個體係便失去了糾錯能力。
曆史鏡鑒：權力倫理的永恒命題
這段曆史最深刻的啟示在於：權力的正當性不僅來自製度設計，更來自掌權者的自我約束。孝武帝的才華與手段或許能維持一時的統治，但其對人性尊嚴的踐踏、對製度原則的漠視，最終動搖了劉宋王朝的根基。王德願的“慟哭”與羊誌的“自哭亡妾”，看似荒誕的細節，實則暴露了這種統治下的集體虛偽——當真誠被懲罰、虛偽被獎賞時，整個社會的價值體係便已崩塌。
從晉代的“東、西二堂”到孝武的“玉燭殿”，宮室的奢華變遷不僅是物質的升級，更是權力倫理的退化。這也印證了一個曆史規律：王朝的興衰，往往不取決於統治者的能力高低，而在於能否在權力麵前保持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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