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八年公元464年，甲辰年）
春天正月丁亥，北魏皇帝封他弟弟拓跋雲為任城王。
戊子，讓徐州刺史新安王劉子鸞兼任司徒。
夏天閏五月壬寅，太宰義恭兼任太尉。
皇上到了晚年特彆貪財，刺史、郡守這些官員任期滿回朝，皇上一定會規定他們進獻財物，還通過玩樗蒲這種賭博遊戲把他們的錢財贏過來，非要讓他們輸得精光才罷休。皇上整天喝酒，很少有清醒的時候，常常趴在幾案上昏睡。但要是外麵有奏事的，他馬上就神情嚴肅，整理儀容，一點酒態都沒有了。因此朝廷內外的人都怕他，沒人敢懈怠偷懶。庚申，皇上在玉燭殿去世。留下遺詔說：“太宰義恭解除尚書令的職務，加授中書監；讓驃騎將軍、南兗州刺史柳元景兼任尚書令，進入城內居住。事情不管大小，都要告知這兩位，大事要和始興公沈慶之一起商量決定；要是有軍事行動，就全都交給沈慶之；尚書省的事務，委托給仆射顏師伯；對外統領的事務，交給領軍將軍王玄謨。”當天，太子繼承皇位，年僅十六歲。宣布大赦天下。吏部尚書蔡興宗親自捧著玉璽綬帶，太子接受時，態度傲慢，臉上一點悲傷的神情都沒有。蔡興宗出來後，告訴彆人說：“以前魯昭公在喪事上不悲傷，叔孫就知道他不會有好結果。國家的災禍，恐怕就在這兒了！”
甲子，下詔又讓太宰義恭總領尚書省事務，柳元景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兼任丹陽尹，解除南兗州刺史的職務。
六月丁亥，北魏皇帝前往陰山。
秋天七月己亥，任命晉安王劉子勳為江州刺史。
柔然的處羅可汗去世，他的兒子予成繼位，號稱受羅部真可汗，改年號為永康。予成率領部眾侵犯北魏；辛醜，北魏北方邊境巡邏的軍隊把他們打敗了。
壬寅，北魏皇帝前往河西。高車五個部落聚集在一起祭天，人數多達幾萬。北魏皇帝親自去觀看，高車人特彆高興。
丙午，把孝武皇帝安葬在景寧陵，廟號為世祖。
庚戌，尊稱皇太後為太皇太後，皇後為皇太後。
乙卯，廢除南北兩條馳道，以及孝建年間以來更改的各種製度，恢複到元嘉年間的樣子。尚書蔡興宗在朝堂上感慨地對顏師伯說：“先帝雖然不是品德特彆高尚的君主，但好歹能善始善終。三年不改變父親的製度，這是古人所看重的。現在先帝的靈柩剛剛撤走，陵墓還在不遠處，可各種製度和建造的東西，不管對錯，全都改掉，就算是改朝換代，也不至於這樣啊。天下有見識的人，會從這些事來觀察咱們朝廷。”
太宰義恭向來害怕戴法興、巢尚之等人，雖然接受遺詔輔佐朝政，但自己卻躲避事務，顏師伯又不聽從他。這樣一來，政權就落到了皇上身邊的親信手裡。戴法興等人獨攬朝廷大權，威望和權力影響遠近，詔書敕令都出自他們之手；尚書省的事務，無論大小，都由他們決定，義恭和顏師伯就隻是空有虛名罷了。
蔡興宗覺得自己掌管官員選拔，每次上朝，就會給義恭講選拔賢能之士的重要性，還會規諫朝政的得失，廣泛地談論朝廷事務。義恭性格懦弱，一味迎合戴法興，總是擔心違背他的意思，聽到蔡興宗說話，就嚇得不敢回應。蔡興宗每次上奏官員選拔的事情，戴法興、巢尚之等人就隨意改動，很少有按原來上奏的決定。蔡興宗在朝堂上對義恭、顏師伯說：“皇上居喪，不親自處理政務；但官員選拔這麼機密的事，卻大多被刪改，又不是你們二位改的，也不知道這到底是皇上什麼意思！”他多次和義恭等人就選拔之事爭論，反複辯論堅持自己的觀點。義恭和戴法興都很討厭他。於是把蔡興宗降職為新昌太守；但不久後因為他有聲望，又把他留在了建康。
丙辰，追立何妃為獻皇後。
乙醜，新安王劉子鸞解除司徒兼職。戴法興等人討厭王玄謨的剛正嚴厲，八月丁卯，讓王玄謨擔任南徐州刺史。
王太後病重，派人去叫廢帝。廢帝說：“病人那裡鬼多，怎麼能去！”太後聽了大怒，對侍從說：“拿刀來，把我肚子剖開，怎麼生出這麼個東西！”己醜，太後去世。
九月辛醜，北魏皇帝回到平城。癸卯，任命尚書左仆射劉遵考為特進、右光祿大夫。
乙卯，把文穆皇後安葬在景寧陵。
冬天十二月壬辰，把京城周圍各郡設為揚州，把原來的揚州改為東揚州。癸巳，任命豫章王劉子尚為司徒、揚州刺史。
這一年，青州把治所遷到東陽。
劉宋境內，一共有二十二個州，二百七十四個郡，一千二百九十九個縣，九十四萬多戶。
東部各郡連年乾旱鬨饑荒，一升米要幾百錢，連建康的米價也漲到一百多錢，餓死的人有十分之六七。
【內核解讀】
這段關於南朝宋大明八年公元464年）的史事記載，如同一麵多棱鏡，折射出政權更迭期的政治亂象、人性百態與社會危機，其中幾個維度尤其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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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交接的“斷崖式崩塌”：從“威權”到“虛政”的速朽
孝武帝晚年雖嗜酒貪財，卻展現出極強的權力控製力——即便終日酣飲，遇奏事仍能“肅然整容”，令內外不敢懈怠。這種“醉而不亂”的威懾力，本質是個人權威對製度的暫時替代。但他的猝死，讓權力真空瞬間暴露：
十六歲的太子後為前廢帝）繼位時“傲惰無戚容”，連基本的禮儀偽裝都不屑為之，預示著新君對統治責任的徹底漠視；
輔政體係淪為擺設：太宰義恭“避事畏權”，柳元景、顏師伯空有頭銜，實權被戴法興等“近習”親信宦官或侍從）掌控，詔敕皆出其手，形成“影子政府”。
這種權力交接的無序，本質是南朝皇權“人治化”的必然——依賴個人權威而非製度框架，一旦核心崩塌，整個體係便迅速失序。
製度反複背後的派係博弈：以“複古”為名的權力清算
新政權剛立，便“罷南北二馳道，及孝建以來所改製度，還依元嘉”，看似是“複古”，實則是對孝武帝時期政策的全盤否定。蔡興宗尖銳批評：“殯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製度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禪代亦不至爾”，點破了這場“製度清算”的本質：
孝武帝曾通過改革削弱士族、強化皇權如“孝建以來所改製度”多為限製士族特權），而新掌權的戴法興、義恭等人，實則代表了被壓製的舊勢力尤其是士族），借“複元嘉舊製”奪回權力；
製度的反複並非基於治理邏輯，而是派係鬥爭的工具——“不論是非，一皆刊削”，暴露了南朝政治中“人大於法”的痼疾：政策合法性不取決於合理性，而取決於掌權者的利益。
士人困境與人性異化：在權力漩渦中的掙紮與悲涼
蔡興宗的遭遇是當時士人命運的縮影：
他身為吏部尚書，試圖堅守“登賢進士”的銓選原則，卻因頂撞權貴被降職；
麵對“選舉密事多被刪改”，他質問“不知是何天子意”，直指權力被私相授受的荒誕；
即便有“人望”被留，也隻能淪為權力遊戲的旁觀者。
而王太後的結局更顯悲涼：病重時呼喚兒子廢帝），竟被以“病人間多鬼”拒絕，最終怒呼“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哪來的這種好孩子），道儘了皇室親情在權力異化下的泯滅。廢帝的極端不孝，既是個人品性問題，更是皇權失控後“絕對權力導致絕對放縱”的體現。
民生與統治的割裂：盛世幻象下的餓殍遍野
記載末尾冷筆提及：“東方諸郡連歲旱，饑，米一升錢數百，建康亦至百餘錢，餓死者什六七”，與前文的宮廷鬥爭形成刺眼對比：
當權貴們忙於爭權奪利、修改製度時，百姓正死於饑荒，米價暴漲數十倍；
宋境內“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縣千二百九十九，戶九十四萬有奇”，看似疆域遼闊，卻無法應對區域性旱災，暴露了南朝統治的“內卷化”——官僚體係忙於內鬥，對民生治理嚴重失能。
這種“上層狂歡、底層哀嚎”的割裂，正是南朝政權短命的根源：失去民心的統治，再精密的權力遊戲也無法維係。
結語：一段濃縮的南朝衰亡密碼
大明八年的史事，是南朝宋由盛轉衰的關鍵節點。它揭示了：皇權過度集中卻缺乏製衡，必然導致“人亡政息”；士族與皇權的持續博弈，讓製度淪為工具；而民生的被漠視，則為政權崩潰埋下伏筆。從孝武帝的“威權醉治”到廢帝的“荒誕統治”，從士人抗爭到百姓餓死，這段記載如同一麵鏡子，照見了南朝“短命王朝”的宿命邏輯——權力失去約束，治理脫離民生，再輝煌的疆域與製度，終將在人性的貪婪與混亂中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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