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紀十三，起止公元466年丙午年），共一年。
泰始二年公元466年，丙午年）
春天，正月己醜初一，北魏宣布大赦天下，改年號為天安。
癸巳日，朝廷征召會稽太守尋陽王劉子房，任命他為撫軍將軍，讓巴陵王劉休若接替他擔任會稽太守。
甲午日，朝廷內外宣布戒嚴。任命司徒建安王劉休仁為都督征討諸軍事，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玄謨做他的副手。劉休仁率軍駐紮在南州，任命沈攸之做尋陽太守，讓他帶兵屯駐在虎檻。當時王玄謨還沒出發，前鋒一共有十支軍隊，陸續趕到。每天晚上，各軍都用不同的旗號和口令，相互之間也不統一指揮。沈攸之就對各位將領說：“現在大家旗號口令都不一樣，要是晚上有個種地的或者打魚的吆喝一聲，就可能引起恐慌混亂，這可是要吃敗仗的。咱們不如就用其中一支軍隊的旗號口令。”大家都覺得有道理，就同意了。
鄧琬到處宣揚各種祥瑞的征兆，還謊稱接到路太後的璽書，帶著手下的將領們一起擁立晉安王劉子勳當皇帝。乙未日，劉子勳在尋陽正式登基，改年號為義嘉。任命安陸王劉子綏為司徒、揚州刺史；尋陽王劉子房、臨海王劉子頊都加封為開府儀同三司；任命鄧琬為尚書右仆射，張悅為吏部尚書，袁顗加封為尚書左仆射；其他的將領和各州郡官員，也都按照等級封官進爵。
丙申日，任命征虜司馬申令孫為徐州刺史。這申令孫是申坦的兒子。又在義陽設置司州，任命義陽內史龐孟虯為司州刺史。
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清河人崔道固都起兵響應尋陽的劉子勳。皇帝向青州刺史沈文秀征兵，沈文秀就派他的將領平原人劉彌之等人帶兵前往建康。可巧這時候薛安都派人來拉攏沈文秀，沈文秀就又讓劉彌之等人去響應薛安都。濟陰太守申闡占據睢陵響應建康朝廷，薛安都就派他的侄子直閣將軍薛索兒、太原太守清河人傅靈越等人去攻打申闡。這申闡是申令孫的弟弟。薛安都的女婿裴祖隆鎮守下邳，劉彌之到了下邳，卻帶著自己的人轉而響應建康朝廷，還去襲擊裴祖隆。裴祖隆打了敗仗，和征北參軍垣崇祖逃到了彭城。垣崇祖是垣護之的侄子。劉彌之的族人北海太守劉懷恭、侄子劉善明也都起兵響應劉彌之。薛索兒聽說後，就放棄攻打睢陵，帶兵去打劉彌之。劉彌之打不過，就逃到北海堅守。申令孫則進兵占據淮陽，向薛索兒投降。龐孟虯也不聽朝廷命令，起兵響應尋陽。
皇帝征召尋陽王長史、代理會稽郡事務的孔覬為太子詹事，讓平西司馬庾業接替他的職務；又派都水使者孔璪到東邊去安撫慰問。孔璪就勸孔覬說：“建康現在兵力空虛，咱們不如帶著會稽、吳郡、吳興、義興、晉陵這五個郡的力量，去響應袁顗和鄧琬。”孔覬一聽，就起兵了，還趕緊發檄文擁護尋陽。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都占據自己的郡響應孔覬。皇帝又讓庾業去接替劉延熙當義興太守，庾業走到長塘湖的時候，就和劉延熙會合了。
益州刺史蕭惠開聽說晉安王劉子勳起兵，就召集手下的將領們說：“湘東王是太祖一係的後人，晉安王是世祖一係的後人，從繼承皇位的角度來說，他倆誰當皇帝都沒啥不行的。但景和帝雖然昏庸，可他本來就是世祖的繼承人；就算他沒能力治理國家，還有其他合適的人選。我受過世祖的恩寵，所以我要支持九江的晉安王劉子勳。”於是就派巴郡太守費欣壽帶著五千人順江東下。這麼一來，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都歸附了劉子勳。柳元怙是柳元景的堂兄。
這一年，各地給朝廷進貢的財物和報告，都送到尋陽去了，朝廷實際能控製的，隻有丹陽、淮南等幾個郡，而且這幾個郡裡有些縣還響應劉子勳。東邊叛軍的軍隊已經打到永世，皇宮和朝廷裡的人都又害怕又著急。皇帝召集大臣們，商量這局勢到底能不能扭轉。蔡興宗說：“現在全國到處都反叛了，人心惶惶。咱們應該保持鎮定，用最大的誠意對待大家。那些反叛的人的親戚，有不少在皇宮和朝廷裡做事，如果咱們依法處置他們，那人心馬上就散了，應該向大家表明，不會牽連他們的親屬。人心穩定了，大家就有戰鬥的決心。咱們朝廷的六軍又精銳又勇猛，武器鎧甲也都很鋒利，對付那些沒經過正規訓練的叛軍，那優勢可大了去了。陛下您不用擔心。”皇帝覺得他說得挺對。
建武司馬劉順勸豫州刺史殷琰響應尋陽，殷琰因為家人都在建康，一開始沒答應。右衛將軍柳光世從皇宮逃出來，投奔彭城，路過壽陽的時候，對殷琰說建康肯定守不住了。殷琰就信了他的話，而且殷琰平時自己沒什麼直屬部隊，又被當地豪強、前右軍參軍杜叔寶等人控製，沒辦法，隻好答應響應尋陽。殷琰任命杜叔寶為長史，內外大小軍事，都由杜叔寶說了算。皇帝就問蔡興宗：“好多地方都還沒平定，殷琰又跟著造反了；最近人心怎麼樣啊？這事兒能成功解決不？”蔡興宗說：“這造反的和擁護朝廷的，我也分不清誰對誰錯。現在商業往來都斷了，可糧食卻又多又便宜，各地叛軍雖然像烏雲一樣聚集，但人心反而更安定了。從這一點來看，平定叛亂是肯定的。但我擔心的是，叛亂平定之後的事兒，就像羊祜說的：‘叛亂平定之後，才更要讓皇上操心呢。’”皇帝說：“確實像你說的這樣。”皇帝知道殷琰歸附尋陽不是他本意，就對他的家人更好，想以此來招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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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在懸瓠起兵響應建康朝廷。袁顗就引誘周矜的司馬汝南人常珍奇，讓他抓住周矜，然後把周矜殺了，常珍奇就代替周矜當了太守。
皇帝派冗從仆射垣榮祖回徐州去勸說薛安都歸降，薛安都說：“現在朝廷實際控製的地盤連一百裡都沒有，彆說攻城能不能取勝了，就光看著都能讓人笑掉大牙；而且我也不想背叛孝武帝。”垣榮祖說：“孝武帝那些行為，已經給國家留下不少禍根了，現在雖然天下人都跟著造反，但這隻是加速自己的滅亡，成不了事兒的。”薛安都不聽他的，還把垣榮祖留下來當將領。垣榮祖是垣崇祖的堂兄。
兗州刺史殷孝祖的外甥、司法參軍潁川人葛僧韶，請求讓殷孝祖入朝，皇帝就派他去了。當時薛索兒占據著交通要道，葛僧韶從小路好不容易才到了殷孝祖那裡，勸他說：“景和帝又凶又狂，開天辟地以來都沒見過這樣的；朝廷和民間都危險到了極點，大家都是在苟延殘喘。現在皇上平定了混亂，鏟除了暴君，就像重新創造了一個天地。國家混亂，朝廷危急，就應該立一個年長的君主。可現在一群糊塗蛋互相煽動，無端生事，就想著貪圖擁立幼主的好處，都心懷不軌。要是老天爺真幫這些叛逆的人，讓他們得逞了，那皇上年紀小，局勢艱難，權力分散，各種戰亂就會不斷發生，到時候咱們哪還有容身之地啊！舅舅您從小就有立功的誌向，如果能帶著濟水一帶的勇士，回來擁護朝廷，不光能輔佐皇上平定叛亂，還能在曆史上留下好名聲呢。”殷孝祖詳細地問了朝廷的各種情況，葛僧韶都一一回答解釋，還說朝廷兵強馬壯，皇上想讓他擔任前鋒。殷孝祖當天就把老婆孩子留在瑕丘，帶著兩千多名文武官員，跟著葛僧韶回建康了。當時各地都歸附了尋陽，朝廷能控製的隻有丹陽一個郡；而且永世縣令孔景宣又造反了，義興的叛軍眼看就要打到延陵，朝廷內外都又擔憂又害怕，大家都想逃跑。這時候殷孝祖突然到了，帶來不少兵力，而且都是北方和南方的壯士，人心一下子就安定了。甲辰日，朝廷給殷孝祖加封為撫軍將軍，授予假節，讓他都督前鋒諸軍事，派他前往虎檻，對他的賞賜特彆豐厚。
【內核解讀】
這段關於泰始二年公元466年）的曆史記載，生動展現了南朝宋時期圍繞皇權爭奪爆發的“義嘉之變”初期態勢，其中蘊含的政治邏輯與人性博弈至今仍具啟示意義：
權力真空下的“站隊困境”：一場失控的多米諾骨牌
宋明帝與晉安王子勳的對峙，本質是皇權繼承合法性的撕裂。前廢帝劉子業景和帝）的殘暴統治打破了權力平衡，而繼位者的“正統性”爭議明帝是文帝一脈，子勳是孝武帝一脈），讓地方勢力陷入艱難抉擇：
投機者的狂歡：鄧琬、袁顗等以“符瑞”“璽書”為幌子，擁立子勳稱帝，本質是借“擁立之功”攫取更高權力；薛安都、崔道固等地方刺史舉兵響應，更多是基於對明帝政權穩定性的懷疑，試圖在亂局中保全自身。
搖擺者的掙紮：豫州刺史殷琰因“家在建康”起初拒絕附逆，卻因流言和地方豪強裹挾被迫站隊；益州刺史蕭惠開的表態更具代表性——承認雙方“當璧並無不可”，卻因“荷世祖孝武帝）之眷”選擇支持子勳，可見“恩義”與“利益”的交織。
少數派的堅守：青州刺史沈文秀最初派兵支持建康，後因薛安都拉攏而變卦，其反複恰恰反映了地方勢力“隨風倒”的生存邏輯；而殷孝祖在葛僧韶勸說下率部歸朝，成為危難中朝廷的“強心針”，凸顯了亂世中“忠義”與“機遇”的雙重驅動。
軍事混亂與政治智慧：細節決定戰局走向
初期戰局的混亂，暴露了古代戰爭中“組織力”的決定性作用：
各自為戰的致命傷：朝廷前鋒十軍“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沈攸之提出“就一軍取號”的建議，看似小事，實則是凝聚指揮體係的關鍵——這也暗示了子勳陣營後期的潰敗伏筆：鬆散的聯盟缺乏統一調度，終將被集中力量的對手逐個擊破。
心理戰的勝負手：蔡興宗對明帝的勸諫“鎮之以靜，至信待人”，點出了亂世中“人心”的重要性。他主張“罪不相及”，避免因株連逼反更多人，同時以“六軍精勇”穩定士氣，展現了政治家的冷靜。相比之下，子勳陣營雖占據“四方貢計”的表麵優勢，卻未形成核心凝聚力，最終難逃“樹倒猢猻散”的結局。
正統性的構建與崩塌：權力遊戲的底層邏輯
雙方的爭奪始終圍繞“合法性”展開：
子勳陣營以“世祖之穆”孝武帝後裔）為旗幟，試圖借孝武帝一脈的影響力拉攏舊部如蕭惠開所言“荷世祖之眷”）；
明帝陣營則強調“夷山翦暴，更造天地”的撥亂反正之功，將子勳勢力定義為“群凶構逆”。
值得玩味的是，地方勢力的“站隊”並非單純看血緣正統，更看現實實力：當朝廷僅保丹陽一郡、“內外憂危”時，多數人選擇附逆；而殷孝祖率軍入朝後，“人情大安”，可見“槍杆子”才是亂世中最硬的“道理”。
曆史的鏡鑒：亂局中的人性與選擇
這段曆史揭示了權力鬥爭的殘酷法則：
沒有永恒的盟友，隻有永恒的利益：薛安都拒絕垣榮祖勸說時，稱“不欲負孝武”，看似忠義，實則是對明帝政權的實力判斷；後期他向魏求援，暴露了“利益優先”的本質。
細節決定成敗：沈攸之統一軍隊番號、蔡興宗穩定人心、葛僧韶遊說殷孝祖，這些看似局部的行動，最終影響了全局走向。
正統性需實力背書：子勳雖有“四方貢計”的虛名，卻因內部鬆散、缺乏核心戰力而敗；明帝雖一度岌岌可危，卻憑借對軍隊的掌控和政治智慧翻盤，印證了“勝者為王”的鐵律。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義嘉之變”是南朝宋皇室自相殘殺的縮影。這場內鬥極大消耗了劉宋國力，為後來蕭道成篡宋建齊埋下伏筆，也讓南朝陷入“亂—統—再亂”的循環，成為中國曆史上“皇權內卷化”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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