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始五年公元469年，己酉年）
春天，正月癸亥日，皇帝舉行親耕籍田的儀式，然後大赦天下。
沈文秀堅守東陽，北魏軍隊把他圍困了三年，外麵沒有援兵，士兵們日夜抵抗作戰，鎧甲和頭盔裡都生了虱子，但沒有一個人有背叛逃跑的想法。乙醜日，北魏軍隊終於攻下東陽，沈文秀脫下軍裝，整理好衣冠，拿著自己的符節坐在屋內。北魏士兵紛紛湧進來，問：“沈文秀在哪裡？”沈文秀大聲說：“我就是！”北魏士兵抓住他，扒掉他的衣服，把他綁起來送給慕容白曜，還讓他下拜，沈文秀說：“我們各自都是兩國的大臣，有什麼可拜的！”慕容白曜把衣服還給他，為他安排飲食，然後用枷鎖鎖著把他送到平城。北魏國主列舉他的罪狀，但還是赦免了他，把他當作下等賓客對待，給他很差的衣服和粗糙的食物。後來，北魏國主敬重他不屈服的氣節，對他的禮遇逐漸有所改善，任命他為外都下大夫。從這之後，青州、冀州的土地就全部歸入北魏版圖了。二月己卯日，北魏任命慕容白曜為都督青、齊、東徐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晉封濟南王。慕容白曜治理有方，東部地區的百姓都安居樂業。
北魏從天安年間以來，連年乾旱饑荒，再加上在青州、徐州打仗，崤山以東的百姓被賦稅和徭役折騰得疲憊不堪。北魏顯祖根據百姓貧富程度，製定了分三等繳納租稅的辦法，把百姓分成三品：上三品的百姓把租稅送到平城，中三品的送到其他州，下三品的送到本州。另外，北魏舊製規定：除了正常賦稅，還有十五種雜稅；到這時全部廢除，從此百姓的生活逐漸寬裕起來。
河東人柳欣慰等人謀劃造反，想擁立太尉廬江王劉禕當皇帝。劉禕覺得自己是皇帝的哥哥，可皇帝和其他兄弟都輕視他，於是就和柳欣慰等人勾結，相互呼應。征北谘議參軍杜幼文告發了他們。丙申日，皇帝下詔把劉禕降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讓他離開京城去鎮守宣城，還派親信楊運長帶兵去監視他。柳欣慰等人都被處死。
三月，北魏軍隊侵犯汝陰，太守楊文萇擊退了他們。
夏天，四月丙申日，北魏大赦天下。
五月，北魏把青州、齊州的百姓遷到平城，把升城、曆城有威望的人安置在桑乾，設立平齊郡讓他們居住；其餘的人全部淪為奴婢，賞賜給文武百官。
北魏的沙門統曇曜上奏說：“平齊郡的百姓以及其他民眾，凡是能每年交六十斛穀子給僧曹的，就成為僧隻戶，這些穀子就是僧隻粟，遇到災年，就用來賑濟饑餓的百姓。”他又請求：“百姓犯了重罪以及官家的奴婢，可以成為佛圖戶，讓他們為各個寺廟打掃灑水。”北魏國主都答應了。從此，僧隻戶、僧隻粟以及寺戶在各州鎮都有了。
六月，北魏立皇子拓跋宏為太子。
癸酉日，朝廷任命左衛將軍沈攸之為郢州刺史。
皇帝又讓有關部門上奏，說廬江王劉禕心懷不滿，口出怨言，請求徹底追查；皇帝沒答應。丁醜日，皇帝免去劉禕的官職爵位，派大鴻臚拿著符節，帶著詔書去斥責劉禕，還逼他自殺，他的兒子輔國將軍劉充明被罷官，流放到新安。
冬天，十月丁卯初一，發生日食。
北魏頓丘王李峻去世。
十一月丁未日，北魏又派使者來與劉宋修複關係，尋求和好，從這以後，兩國每年都有使者往來。
閏月戊子日，朝廷任命輔師將軍猛陽為兗州刺史，兗州的治所開始設在淮陰。
十二月戊戌日，司徒建安王劉休仁被解除揚州刺史的職務。劉休仁與皇帝年齡相近，兩人一向關係友愛，景和年間，皇帝靠劉休仁的幫助才脫離災禍。到泰始初年，各地起兵反叛，劉休仁親自冒著箭石作戰，立下大功，總管各項政務，皇帝對他極為親近信任。因此，朝廷內外的人都歸附他，皇帝漸漸不高興了。劉休仁察覺到皇帝的心思，所以上表請求解除揚州刺史的職務。己未日，朝廷任命桂陽王劉休範為揚州刺史。
朝廷把荊州的巴東、建平，益州的巴西、梓潼郡劃分出來，設置三巴校尉，治所設在白帝。在此之前，三峽地區的蠻、獠等少數民族每年都來搶劫騷擾，所以設立官府來鎮守。皇帝任命司徒參軍東莞人孫謙為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孫謙準備去上任，皇帝下令讓他招募一千人跟隨自己，孫謙說：“少數民族之所以不服從管理，大概是因為我們對待他們的方式不當罷了，哪用得著征調軍隊，浪費國家的經費呢！”他堅決推辭，沒有接受。到了郡裡，他廣施恩德，講求信用，蠻、獠等少數民族都心悅誠服，爭著送給他金銀財寶；孫謙都好言安撫，沒有接受。
臨海的海盜頭目田流自稱東海王，在海鹽一帶搶劫掠奪，還殺了鄞縣縣令，東部地區受到極大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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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核解讀】
泰始五年公元469年）是南北朝時期極具轉折性的一年，這一年的曆史事件不僅勾勒出宋魏爭霸的激烈態勢，更折射出製度變革、人性抉擇與社會矛盾的複雜交織，在現代視角下仍能引發諸多思考。
從軍事格局來看，沈文秀堅守東陽三年的事跡堪稱悲壯。在“外無救援”的絕境中，士卒“甲胄生蟣虱”卻“無離叛之誌”，展現出驚人的凝聚力。而沈文秀被俘後的表現更具象征意義——麵對北魏兵的威逼，他以“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的鏗鏘之語，堅守著政治人格的尊嚴。這種在絕境中保持氣節的精神，超越了時代局限，成為中華民族精神譜係中“忠貞”品格的生動注腳。北魏最終占據青、冀之地，不僅是軍事勝利，更標誌著其勢力範圍向南拓展的關鍵一步，慕容白曜“撫禦有方”的治理策略，則為北方政權如何鞏固新征服地區提供了早期範例。
政治層麵的博弈充滿戲劇性。南朝宋內部的權力鬥爭持續發酵，廬江王禕的謀反與被賜死，反映出皇族內部“權力異化親情”的殘酷邏輯。宋明帝對功臣建安王休仁的猜忌，更是皇權專製下“功高震主”定律的重演——從“素相友愛”到“漸不悅”的轉變，揭示了封建皇權體製對人性的扭曲。相比之下，北魏立皇子宏為太子、與宋“信使歲通”的舉措，則體現出其在擴張同時注重內部穩定與外交平衡的政治智慧，這種雙向策略為後來北魏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經濟與社會改革的嘗試尤為值得關注。北魏針對“旱饑”與“賦役繁重”的困境，推行“三等輸租之法”和罷除“雜調十五”，這種根據貧富分級納稅、減輕額外負擔的舉措，蘊含著“稅收公平”的樸素理念，客觀上緩解了社會矛盾。曇曜奏請設立“僧隻戶”“佛圖戶”的製度，則展現了宗教與政權的特殊互動——通過宗教機構參與社會救濟“遇凶歲，賑給饑民”）和吸納罪犯、奴隸，既強化了佛教的社會功能，又為政權分擔了治理壓力，不過這也為後來佛教勢力過度膨脹埋下伏筆。
基層治理中，孫謙出任巴東、建平太守的案例極具啟示性。他拒絕“募千人自隨”，主張以“恩信”化解蠻、獠的叛亂，最終實現“蠻、獠翕然懷之”，證明了柔性治理在民族地區的有效性。這種“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治理智慧，與當代“民族區域自治”“多元文化包容”理念有著跨越時空的呼應。而臨海賊帥田流的崛起，則暴露出南朝在地方控製上的薄弱環節，社會底層的不滿與反抗始終是古代政權難以根治的頑疾。
總體而言，泰始五年的曆史圖景是一幅充滿張力的畫卷：既有戰爭的殘酷、權力的傾軋，也有製度創新的探索、人性光輝的閃現。這些事件共同構成了南北朝時期“分裂中孕育統一”的曆史脈絡，其蘊含的治理經驗、人性考驗與文明碰撞，至今仍能為我們提供深刻的曆史鏡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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