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豫元年公元472年，壬子年）
春天，正月甲寅初一，皇帝因為疾病長期沒有痊愈，所以更改年號。戊午日，皇太子在東宮會見來自四方前來朝賀的人，同時接受各地的進貢和計簿。
大陽蠻的首領桓誕，帶領沔水以北、滍水與葉縣以南的八萬多部落向北魏投降。他自稱是桓玄的兒子，之前逃亡隱匿在蠻人之中，憑借智謀和策略被眾蠻人尊奉。北魏任命桓誕為征南將軍、東荊州刺史、襄陽王，允許他自己挑選郡縣的官吏。還派起部郎京兆人韋珍和桓誕一起去安撫接納這些新歸附的百姓，安排各項事務，都處理得很妥當。
二月，柔然侵犯北魏，太上皇帝派將領迎擊，柔然軍隊逃走。東部敕勒人反叛，投奔柔然，太上皇帝親自帶兵追擊，追到石磧，沒追上就回來了。
皇帝病情嚴重，擔心自己駕崩之後，皇後臨朝聽政，江安懿侯王景文憑借皇帝大舅子的勢力，肯定會成為宰相，他家族勢力強盛，可能會有不軌企圖。己未日，皇帝派人送毒藥賜王景文死，親手寫的詔書說：“我一直與你交往，是想保全你的家族，所以才做出這樣的處置。”詔書送到時，王景文正和客人下棋，他打開匣子看完詔書，又把它放在棋盤下麵，神色不變，繼續和客人思考棋局，爭奪劫爭。一局結束，他把棋子收好放進盒子，才緩緩說：“接到詔書，皇上賜我死。”這才把詔書拿給客人看。中直兵焦度、趙智略十分憤怒，說：“大丈夫怎麼能坐著等死！州裡的文武官員有好幾百人，足夠我們奮起反抗。”王景文說：“我知道你們是真心為我好，如果真的為我著想，就為我的家人考慮考慮。”於是寫了一封回信向皇帝致謝，然後喝藥自儘。朝廷追贈他為開府儀同三司。
皇帝夢到有人告訴他：“豫章太守劉愔造反。”醒來後，就派人到豫章郡把劉愔殺了。
北魏顯祖回到平城。
庚午日，北魏國主舉行親耕籍田的儀式。
夏天，四月，朝廷讓垣崇祖代理徐州事務，調他去龍沮駐守。
己亥日，皇帝病情危急，任命江州刺史桂陽王劉休範為司空，又任命尚書右仆射褚淵為護軍將軍，加授中領軍劉勔為右仆射，下詔讓褚淵、劉勔與尚書令袁粲、荊州刺史蔡興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一起接受遺命。褚淵向來和蕭道成關係很好，就向皇帝推薦蕭道成，皇帝下詔又任命蕭道成為右衛將軍，兼領衛尉，與袁粲等人共同掌管機要事務。當天晚上，皇帝去世。庚子日，太子登上皇帝位，大赦天下。當時蒼梧王剛十歲，袁粲、褚淵執掌朝政，鑒於太宗時期奢侈的風氣，他們致力於弘揚節儉，想要糾正這種弊端。但阮佃夫、王道隆等人掌權，公開收受賄賂，根本無法禁止。
乙巳日，朝廷任命安成王劉準為揚州刺史。
五月戊寅日，將明皇帝安葬在高寧陵，廟號為太宗。六月乙巳日，尊奉皇後為皇太後，冊立妃子江氏為皇後。
秋天，七月，柔然部落首領無盧真率領三萬騎兵侵犯北魏敦煌，鎮將尉多侯把他們擊退。尉多侯是尉眷的兒子。柔然又侵犯晉昌，守將薛奴把他們擊退。
戊午日，北魏國主前往陰山。戊辰日，尊奉皇帝的母親陳貴妃為皇太妃，把其他各王的太妃改稱太姬。
右軍將軍王道隆覺得蔡興宗性格剛直強硬，不想讓他鎮守上遊地區，閏月甲辰日，任命蔡興宗為中書監，改任沈攸之為都督荊、襄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蔡興宗推辭，不接受中書監的職位。王道隆每次去拜訪蔡興宗，都輕手輕腳走到跟前，不敢就座，過了很久才離開，蔡興宗竟然都不叫他坐下。
沈攸之自認為才能謀略過人，從到夏口以來，就暗中懷有異心。等到調任荊州，他挑選郢州精銳的兵馬、精良的武器裝備，大多都帶在身邊。到任後，他以討伐蠻人為名，大規模征發兵力，招攬有才能、勇敢的人，部隊訓練得嚴整有序，時刻都像敵人要來進攻一樣。他加重賦稅來修繕武器鎧甲，原本應該供給朝廷的物資都截留自用。他養馬達到兩千多匹，打造戰艦將近一千艘，倉庫裡的糧食、財物都堆積如山。士子、商旅路過荊州的，很多都被他扣留。四方逃亡的人來歸附他，他都庇護藏匿。他的部下如果有人逃跑，無論多遠他都要追，一定要抓到才罷休。他行事專斷放肆，不再遵守朝廷的命令，朝廷對他既懷疑又忌憚。他治理政事嚴苛殘暴，有時會鞭打士大夫，對上佐以下的官員，也會當麵辱罵。不過他處理政務精明，彆人不敢欺騙他，境內盜賊絕跡，晚上都不用關門。
沈攸之對各蠻部的勒索處罰太過分，又禁止五溪地區的魚鹽交易，蠻人因此心懷怨恨而反叛。酉溪蠻王田頭擬去世，他的弟弟婁侯篡位，田頭擬的兒子田都逃到獠人那裡。於是各蠻部大亂，搶掠騷擾一直到武陵城下。武陵內史蕭嶷派隊主張英兒打敗蠻人，殺了婁侯，擁立田都，各蠻部才安定下來。蕭嶷是蕭賾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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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戊午日，樂安宣穆公蔡興宗去世。
九月辛巳日，北魏國主回到平城。
冬天，十月，柔然侵犯北魏，打到五原。十一月，太上皇帝親自帶兵討伐。準備渡過沙漠時，柔然向北逃走幾千裡，太上皇帝這才返回。
丁亥日，北魏封太上皇帝的弟弟拓跋略為文川王。
己亥日，朝廷任命郢州刺史劉秉為尚書左仆射。劉秉是劉道憐的孫子，他性格溫和懦弱，沒有什麼辦事能力，因為他是宗室中清正的人，所以袁粲、褚淵舉薦了他。
中書通事舍人阮佃夫加官為給事中、輔國將軍，權力越來越大。他想用自己的親信吳郡人張澹為武陵郡太守，袁粲等人都不同意，阮佃夫卻聲稱是皇帝的詔令，然後強行施行，袁粲等人也不敢堅持反對。
北魏有關部門上奏說，各種祭祀的場所一共有一千零七十五處，每年要用掉牲畜七萬五千五百頭。太上皇帝厭惡這樣大量殺生，下詔說：“從今往後，除了祭祀天地、宗廟、社稷，其他祭祀都不要再用牲畜，用酒和乾肉祭祀就可以了。”
【內核解讀】
這段記載的是南朝宋泰豫元年公元472年）的曆史事件，涉及宋明帝臨終布局、權力更迭，以及北魏與周邊部族的互動，從中可窺見當時南北政權的政治生態與社會矛盾，以下從幾個維度進行現代視角的解讀：
皇權更迭中的“權力焦慮”：明帝的臨終清洗與顧命布局
宋明帝劉彧晚年病重，其核心焦慮在於“權力繼承的穩定性”。他的一係列操作，本質是對“可能威脅幼主十歲的蒼梧王）”的勢力進行預防性清除：
誅殺王景文：以“全卿門戶”為名賜死外戚王景文，表麵是忌憚其“元舅之勢”與家族強盛，實則是擔心自己死後外戚乾政——這是皇權專製下的典型邏輯：“潛在威脅”比“實際叛亂”更可怕。王景文臨終時的從容對弈、謝恩、飲藥），既是士族對皇權的無奈順從，也反襯出專製皇權的冷酷。
濫殺無辜：僅憑一夢就誅殺豫章太守劉愔，暴露了明帝晚年的多疑與殘暴。這種“寧錯殺不放過”的統治術，雖短期震懾了朝堂，卻也加劇了統治集團的內部割裂。
顧命大臣的矛盾性：明帝安排袁粲、褚淵、劉勔等輔政，又引入蕭道成後來的齊高帝），看似“分權製衡”，實則埋下隱患。褚淵與蕭道成的私交，為日後蕭道成篡權埋下伏筆；而阮佃夫、王道隆等宦官近臣的專權貨賂公行、越權任命），則直接削弱了顧命體係的效力，顯示出南朝“主少國疑”時的權力真空必然被近幸填補的規律。
地方強藩的“離心力”：沈攸之的割據傾向與製度困境
沈攸之從郢州徙任荊州後的一係列動作，是南朝地方藩鎮與中央矛盾的縮影：
“陰蓄異誌”的操作手冊：他精選士兵、武器，以“討蠻”為名擴軍，截留中央賦稅，養馬造船，甚至羈留商旅、藏匿亡命之徒——這些行為完全是“獨立王國”的預備動作。其“為政刻暴”卻“境內安定”盜賊屏息、夜戶不閉）的矛盾，揭示出專製治理的悖論：嚴苛統治可短期維持秩序，但無法消解離心力。
中央與地方的博弈困局：南朝宋齊梁陳始終麵臨“藩鎮尾大不掉”的問題。荊州作為上遊重鎮，控製長江中遊，對下遊建康首都）具有天然威脅。沈攸之的專恣不複承用符敕），本質是地方軍事集團對中央權威的挑戰，而中央“疑而憚之”卻無力製衡，反映出南朝中央集權的脆弱性——這也是後來蕭道成不得不以武力平定沈攸之叛亂的伏筆。
民族關係與北朝改革：北魏的“漢化”與邊疆治理
北魏在這一年的動向，體現了其作為遊牧政權向中原王朝轉型的特征：
對蠻族的懷柔與控製：接納桓誕自稱桓玄之子）率領的八萬餘落蠻人歸附，封官放權自選郡縣吏），並派韋珍“安集新民”，這是北魏“以夷製夷”策略的體現——通過吸納邊疆部族首領，將其納入官僚體係，以低成本鞏固邊疆統治。桓誕以“桓玄之子”身份依附北魏，也反映出南北朝對峙時期，政治流亡者常借助敵國勢力尋求生存空間。
獻文帝的“減牲”改革：北魏有司統計每年祭祀用牲達七萬五千五百頭，獻文帝下令除天地、宗廟、社稷外“勿用牲”，改用酒脯。這一改革看似是“減少殺生”的宗教道德選擇，實則是漢化的重要一步：中原農耕文明更重“禮”的象征意義酒脯祭祀），而減少大規模用牲，既符合儒家“節用”理念，也降低了對畜牧業的依賴，適應了北魏從遊牧向農耕社會轉型的需求。
士族與皇權的張力：蔡興宗的“強直”與王道隆的“畏縮”
蔡興宗作為士族代表，其與近臣王道隆的互動頗具象征意義：
王道隆因蔡興宗“強直”剛直不阿），不敢使其居上遊荊州），改任中書監；拜訪時“躡履到前，不敢就席”，卻始終不呼其坐——這種表麵敬畏、實則排擠的態度，反映出南朝士族與皇權近臣寒人、宦官）的權力消長：士族雖有文化權威，卻逐漸失去對實權的掌控，而寒人近臣憑借皇帝信任掌握機要，形成“外尊士族、內掌實權”的畸形格局。
蔡興宗拒絕中書監之職，既是對權力分配的不滿，也是士族對“寒人乾政”的無聲反抗，但最終無力改變趨勢——這預示著南朝士族政治的衰落不可逆轉。
總結：一個時代的“崩塌前夜”
泰豫元年的曆史細節，本質是南朝宋王朝崩潰的預演：皇權的殘酷與多疑、近臣的專權與腐敗、藩鎮的離心與割據、士族的無力與退讓，共同構成了王朝末年的典型圖景。而北魏通過邊疆治理與漢化改革積蓄力量，形成南北發展的鮮明對比。這段曆史也印證了一個規律：當統治集團將精力用於內鬥而非治理時，其衰落往往從內部開始，而權力結構的失衡如主少國疑、藩鎮失控）則會加速這一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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