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柔然派使者來友好訪問。六月庚子這天，朝廷讓平南將軍蕭道成當了中領軍和南兗州刺史，留在建康保衛京城，還和袁粲、褚淵、劉秉輪流值班處理事務，這四人被稱為“四貴”。
桂陽王休範造反的時候，讓道士陳公昭寫了個《天公書》，上麵寫著“沈丞相”，送到荊州刺史沈攸之的門房。沈攸之看都沒看，查出陳公昭後就送到朝廷了。休範造反後，沈攸之對下屬說：“休範肯定會說我和他是一夥兒的。我要是不趕緊去救朝廷，大家肯定更疑惑了。”於是就和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張興世一起起兵討伐休範。休範留中兵參軍長惠連等人守尋陽，晉熙王燮派中兵參軍馮景祖去攻打。癸卯那天，長惠連等人開門投降，還殺了休範的兩個兒子，各地軍隊就都收兵了。建平王景素是劉宏的兒子。
乙卯日，北魏下詔說：“老百姓要是太凶，不顧親戚，一人作惡，全家遭殃，我作為百姓的父母，可太心疼了。從今往後，隻要不是謀反、大逆、叛國這些罪，就隻懲罰他自己。”從這開始就不再搞全家、全族連坐的刑罰啦。
北魏顯祖治理國家那叫一個勤快，賞罰清楚，選地方官也很謹慎，提拔廉潔的，趕走貪心的。以前各部門有拿不準的事兒，大多上奏等皇帝決定，而且很多靠口傳詔令，容易被人篡改。顯祖就下令，不管事兒大事小，都得按法律來，彆動不動就上奏問。符合法律的就批準，不符合的就彈劾，全用書麵詔令，這樣事兒辦得可精細了。顯祖還特彆重視刑罰，大案子經常反複審查，有的犯人能關上好幾年。大臣們都提意見，顯祖說：“案子拖著確實不好，但總比著急忙慌判錯強吧！人在監獄裡吃苦就會想變好，聰明人都把監獄當成改好的地方，我就是想讓他們悔悟，然後再寬恕他們。”所以雖然關的時間長，但判罰大多還是合適的。而且顯祖覺得老赦免罪犯會助長他們的壞毛病，從延興年以後就不再赦免了。
秋天七月庚辰，立了皇弟劉友為邵陵王。
乙酉日，給荊州刺史沈攸之加了開府儀同三司的官職，沈攸之堅決推辭。朝廷掌權的人想把沈攸之調回京城，又不敢直接下令，就用太後的名義派使者去說：“您在外邊辛苦很久啦，應該回京城。京城責任重大，也不想輕易換人；是走是留，您自己決定。”沈攸之說：“我沒那個在朝廷當大官的本事，留在京城真不合適。但要是讓我去攻打蠻、蜑這些少數民族，清理江、漢地區，我絕不含糊。雖然太後這麼說，但我到底是走是留，還是聽朝廷的安排。”最後就沒調他。
癸巳日，柔然攻打北魏敦煌，被尉多侯打敗了。尚書上奏說：“敦煌太偏遠，夾在西邊和北邊的強敵之間，恐怕守不住，要不把它遷到涼州附近。”大臣們一起討論，都覺得行。隻有給事中昌黎韓秀不同意，他說：“敦煌設郡都好長時間了。雖然挨著強敵，但當地人習慣打仗，就算有點小毛賊，也成不了大事兒。按平常那樣派兵駐守，就能自保，還能把西邊和北邊的敵人隔開，不讓他們聯係。要是遷到涼州，不光顯得咱國家領土變小了，而且姑臧離敦煌一千多裡地，防守巡邏太難了，兩個敵人肯定想聯合起來搞事兒。要是涼州亂了，那關中也彆想安穩。再說了，當地百姓可能習慣了不想搬家，要是他們引來外敵，那可就麻煩大了，不能不考慮啊。”最後就沒遷。
九月丁酉，讓尚書令袁粲當中書監，還兼任司徒；給褚淵加了尚書令的官職；劉秉當了丹陽尹。袁粲堅決推辭，想回祖墳那待著，朝廷沒答應。
褚淵讓褚澄當了吳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惠明在朝廷上說：“褚澄之前開門放敵人進來，現在還讓他當這麼重要地方的太守，王蘊拚命打仗差點死了，卻被拋棄不管。就這賞罰，還怕國家不亂嗎！”褚淵聽了老慚愧了。冬天十月庚申，讓侍中王蘊當了湘州刺史。
十一月丙戌，皇帝舉行加冠禮，然後大赦天下。
十二月癸亥，立皇弟劉躋為江夏王，劉讚為武陵王。
這一年，北魏建安貞王陸馛去世了。
到了元徽三年公元475年），春天正月辛巳，皇帝去南郊和明堂祭祀。
蕭道成覺得襄陽是重要地方，張敬兒這人地位和能力都不咋夠，不想讓他去守襄陽。但張敬兒一直求著要去，還對蕭道成說：“沈攸之在荊州，您知道他想乾啥。要是不派我去，裡應外合製約他，對您可沒好處。”蕭道成聽了就笑笑沒說話。三月己巳，讓驍騎將軍張敬兒當了都督雍、梁二州軍事，還兼任雍州刺史。
沈攸之聽說張敬兒要來，怕被偷襲，就偷偷做準備。張敬兒到了之後，對沈攸之那叫一個恭敬，啥事兒都請示，送禮也沒斷過。沈攸之就信了他，對他也挺好。沈攸之還多次寫信想一起在邊境打獵，張敬兒回信說：“咱心裡都有數，表麵上彆太親密。”沈攸之就更信他了。張敬兒知道沈攸之的事兒，都偷偷告訴蕭道成。蕭道成給沈攸之寫信問：“張敬兒調走的時候，你覺得誰能接替他？”沈攸之馬上把信給張敬兒看，想離間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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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五月丙午，北魏派員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來訪問。
丁未日，北魏皇帝去了武州山；辛酉日，又去了車輪山。
六月庚午，北魏開始禁止殺牛馬。
袁粲和褚淵都堅決推辭新官職。秋天七月庚戌，又讓袁粲當尚書令，八月庚子，給護軍將軍褚淵加了中書監的官職。
冬天十二月丙寅，北魏把建昌王長樂改封為安樂王。
己醜日，北魏城陽王長壽去世。
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這人孝順友愛，品行高潔，生活節儉，還喜歡文學，對士大夫很有禮貌，所以名聲特彆好。太宗特彆喜歡他，給他的待遇也不一樣。當時太祖的兒子們都沒了，孫子裡景素最大。皇帝又凶又狂，品德不行，朝廷內外都覺得景素當皇帝合適。皇帝外戚陳氏特彆討厭景素，楊運長、阮佃夫這些人想獨攬大權，也不想立年紀大的皇帝，就想除掉景素。景素的心腹大多勸他起兵，隻有鎮軍參軍濟陽江淹勸他彆這麼乾，景素就不高興了。這一年，防閣將軍王季符得罪了景素，一個人騎馬跑到建康，說景素要謀反。楊運長他們馬上就想發兵討伐，袁粲、蕭道成覺得不行；景素也派世子延齡去京城解釋。最後就把王季符調到梁州，還剝奪了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的官職。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生動勾勒出南朝宋末與北魏中期的政治圖景，其中權力博弈的複雜邏輯、製度變革的深層用意與人物抉擇的曆史影響，都值得細細剖析：
南朝宋：權力崩塌前的困獸之鬥
宋末的政治舞台完全被生存焦慮主導。蕭道成、袁粲等的形成，本質是皇室衰微後權臣的臨時權力平衡，這種輪值決策看似穩定，實則暴露了中央權威的真空——連荊州刺史沈攸之的去留都要靠太後柔性試探，可見朝廷對地方藩鎮已失去強製力。
沈攸之與張敬兒的雙雄對峙極具戲劇性。張敬兒以麻痹對手，沈攸之則在警惕與自負間搖擺，這種表麵親善、暗地互探的博弈，恰是南朝藩鎮關係的縮影：誰都知道戰爭不可避免，卻又需要時間積蓄力量。而建平王景素的悲劇更具象征意義——他以孝友清令的賢名獲得朝野支持，卻因威脅到外戚與近臣的利益，最終被誣陷排擠。這說明宋末的權力遊戲已不講合法性，隻論威脅度，道德與聲譽在刀光劍影前不堪一擊。
更值得注意的是統治階層的失能感。桂陽王休範叛亂時，連道士偽造書信都能引發朝野猜忌；王蘊力戰卻遭冷遇，褚澄開門納賊反得重用，這種賞罰顛倒的背後，是掌權者的短視：他們隻在乎眼前的權力鞏固，早已無視製度與人心的崩塌。
北魏：漢化改革中的理性掙紮
北魏顯祖獻文帝）的施政展現了鮮卑政權漢化的深層思考。廢除門房之誅連坐），看似是人道主義進步，實則是為了瓦解鮮卑舊俗中部族連帶的血緣政治，強化皇權對個體的直接控製——通過罪止其身，將民眾從部族依附轉為國家編戶，這是製度層麵的重要突破。
而對的堅持更顯深意。顯祖認為囹圄為福堂，寧願讓囚犯長期關押以求，也不願倉促判決導致濫殺。這種看似矛盾的邏輯，本質是對法治權威的塑造：北魏從草原部落轉型為中原王朝，亟需用審慎用刑血親複仇的舊俗，哪怕犧牲效率也要建立規則意識。至於不複有赦，則是對法律嚴肅性的強調——頻繁大赦會縱容犯罪，而北魏正需要通過刑賞必信構建統治合法性。
敦煌是否內遷的爭論，則體現了北魏的戰略遠見。韓秀反對內遷的理由堪稱經典：守住敦煌不僅是，更是阻斷柔然與西域聯係），這種將地緣價值置於暫時安全之上的思路，展現了北魏作為北方霸主的戰略定力，也為後來孝文帝遷都洛陽、經營西域埋下伏筆。
跨時代的曆史啟示
兩段曆史對照，能清晰看到製度韌性的差異：北魏通過不斷調整法律、整合戰略，在漢化中強化了國家能力；而南朝宋則在權臣內鬥、賞罰失序中加速崩塌。蕭道成此時雖已嶄露頭角，但他與沈攸之的博弈仍處於階段，尚未展現出終結亂世的魄力。
值得玩味的是道德與權力的關係：北魏用替代，用約束，本質是用構建統治基礎；而南朝宋的權臣們，無論賢愚如袁粲的守正、褚淵的妥協、蕭道成的隱忍），都逃不出權力零和博弈的邏輯，最終隻能在互相傾軋中等待新的秩序重構。
這段曆史最深刻的教訓或許是：當一個時代的掌權者隻關注誰來掌權，而不思考如何掌權時，崩塌就隻是時間問題；反之，能在製度建設、戰略布局上展現長遠眼光的政權，即便暫時弱小，也終將獲得曆史的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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