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拓跋目辰、長安鎮將陳提等人，都因為貪汙殘暴、違法亂紀被查處。尉洛侯和拓跋目辰被處死，陳提被流放到邊境。
北魏又下詔說：“現在負責偵察的候官有上千人，遇到重罪就接受賄賂不揭發，遇到輕罪卻吹毛求疵。這些候官都應該撤銷。”重新安排了幾百個謹慎正直的人，讓他們在街道巡邏，隻負責製止喧鬨鬥毆之類的事。從這以後，官員和百姓才開始能安心過日子。
從宋泰始年間以來，國家內外憂患很多，將帥們各自招募自己的私人部隊，聚集在建康。李安民上奏，認為：“除了在淮北地區需要常備的軍隊之外，其他軍隊都應該解散遣返；如果是親近的將領需要設立隨身護衛的，允許限定人數。”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五月辛亥日，下詔停止大規模招募私人部隊。
壬子日，皇帝獎賞那些輔佐他登基的功臣，褚淵、王儉等人按照不同情況，增加了爵位和封戶。隱士何點對彆人說：“我已經把《齊書》寫好了，其中有一段讚語：‘褚淵出身世家大族，王儉也是國家精英；他們不依靠舅舅這裡指皇帝）的勢力，哪還會顧念國家！’”何點是何尚之的孫子。褚淵的母親是劉宋的始安公主，繼母是吳郡公主，他自己又娶了巴西公主。王儉的母親是武康公主，他自己又娶了陽羨公主。所以何點才這麼說。
己未日，有人騎馬經過汝陰王的家門，衛士擔心有人趁機作亂，衝進去把汝陰王殺了，然後上報說汝陰王是病死的。皇帝沒有怪罪，反而賞賜了這些衛士。辛酉日，皇帝下令殺掉劉宋宗室的陰安公劉燮等人，不論年紀大小都沒放過。前豫州刺史劉澄之，是劉遵考的兒子，和褚淵關係很好。褚淵為他堅決求情說：“劉澄之兄弟沒什麼武力，而且和劉宋宗室的關係也疏遠。”所以劉遵考這一族唯獨得以幸免。
丙寅日，皇帝追尊自己去世的父親為宣皇帝，母親陳氏為孝皇後。
丁卯日，封皇子蕭鈞為衡陽王。
皇帝對兗州刺史垣崇祖說：“我剛得了天下，北魏肯定會以我們接納劉昶為借口，侵犯我們的邊境。壽陽是抵禦北魏的要衝，除了你沒人能抵禦他們。”於是調垣崇祖為豫州刺史。
六月丙子日，朝廷殺掉遊擊將軍姚道和，因為他在沈攸之造反時腳踏兩條船。
甲子日，立太子蕭賾為皇太子；封皇子蕭嶷為豫章王，蕭映為臨川王，蕭暠為安成王，蕭鏘為鄱陽王，蕭鑠為桂陽王，蕭鑒為廣陵王；皇孫蕭長懋為南郡王。
乙酉日，把宋順帝安葬在遂寧陵。
皇帝覺得建康居民成分複雜，有很多奸邪盜賊，就想設立類似保甲製度的辦法來清查。右仆射王儉勸阻說：“京城這個地方，四麵八方的人都彙聚過來，如果一定要查驗符信，事情就會很繁瑣，反而管理不好。這就是謝安說的‘不這樣怎麼能叫京城’的道理。”皇帝於是打消了這個念頭。
當初，交州刺史李長仁去世，他的堂弟李叔獻代替他管理州裡的事務。因為擔心自己的號令沒人聽從，就派使者向劉宋朝廷請求任命自己為刺史。劉宋朝廷任命南海太守沈煥為交州刺史，讓李叔獻擔任沈煥的寧遠司馬，兼任武平、新昌二郡太守。李叔獻得到朝廷任命後，眾人都服從他，於是他就派兵守住險要之地，不讓沈煥入境。沈煥停留在鬱林，後來生病去世。
秋季，七月丁未日，皇帝下詔說：“交趾、比景等地，一直不接受朝廷政令，那是因為之前國運衰落，他們迷失方向才這樣。現在應該特赦交州，就任命李叔獻為交州刺史，讓他安撫南方地區。”
北魏葭蘆鎮主楊廣香請求歸降，丙辰日，朝廷任命楊廣香為沙州刺史。
八月乙亥日，北魏皇帝前往方山；丁醜日，回到宮中。
皇帝聽說北魏準備入侵，九月乙巳日，再次任命豫章王蕭嶷為荊、湘二州刺史，都督職務不變；任命臨川王蕭映為揚州刺史。
丙午日，任命司空褚淵兼任尚書令。
壬子日，北魏任命侍中、司徒、東陽王拓跋丕為太尉，侍中、尚書右仆射陳建為司徒，侍中、尚書代人苟頹為司空。
己未日，北魏安樂厲王拓跋長樂謀反，被賜死。
庚申日，北魏隴西宣王源賀去世。
冬季，十月己巳初一，北魏大赦天下。
癸未日，汝陰太妃王氏去世，諡號為宋恭皇後。
當初，晉壽百姓李烏奴和白水氐人楊成等人侵犯梁州，梁州刺史範柏年勸說李烏奴投降，然後攻打楊成等人，把他們打敗了。沈攸之造反的時候，範柏年派兵到魏興，聲稱是去救援朝廷，實際上是在觀望局勢。事情平定後，朝廷派王玄邈代替他做梁州刺史，並下詔讓範柏年和李烏奴一起回京城。李烏奴勸範柏年不要接受替代。範柏年還沒拿定主意，王玄邈就已經到了。範柏年於是把李烏奴留在漢中，自己回到魏興，徘徊不前。左衛率豫章人胡諧之曾經向範柏年要馬，範柏年說：“馬又不是狗，怎麼能滿足你沒完沒了的要求！”對待使者也很冷淡。使者回去後，對胡諧之說：“範柏年說：‘胡諧之是什麼狗東西！要求沒完沒了！’”胡諧之因此懷恨在心，就在皇帝麵前說範柏年的壞話：“範柏年仗著地勢險要，聚集人馬，想獨占一個州。”皇帝讓雍州刺史南郡王蕭長懋引誘範柏年，說是要任命他為府長史。範柏年到了襄陽，皇帝本來不想追究，胡諧之說：“看見老虎抓住了，還能放它上山嗎？”甲午日，皇帝賜範柏年死。李烏奴反叛，逃到氐人那裡，投靠楊文弘，帶領一千多氐兵侵犯梁州，攻陷了白馬戍。王玄邈派人假裝投降引誘李烏奴，李烏奴率領輕裝部隊襲擊州城，王玄邈設下伏兵攔擊，把李烏奴打得大敗。李烏奴脫身再次逃到氐人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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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王玄邈擔任青州刺史，皇帝在淮陰的時候，被宋太宗懷疑，想向北投靠北魏，就寫信聯絡王玄邈。王玄邈的長史清河人房叔安說：“將軍身負一方重任，無緣無故拋棄忠孝，三齊之地的百姓，寧願跳到東海裡去死，也不敢跟隨將軍啊！”王玄邈於是沒有回複皇帝的信。等他卸任青州刺史回京城，路過淮陰時，他讓軍隊戒備森嚴地直接通過。到了建康，他向宋太宗報告，說皇帝有不軌之心。等皇帝做驃騎將軍的時候，征召王玄邈為司馬，王玄邈非常害怕，但皇帝還是像當初一樣對待他。等王玄邈打敗李烏奴後，皇帝說：“王玄邈果然沒有辜負我對他的信任。”房叔安擔任寧蜀太守，皇帝讚賞他忠誠正直，想任用他為梁州刺史，不巧他生病去世了。
十一月辛亥日，立皇太子蕭賾的妃子斐氏。
癸醜日，北魏派代理梁郡王拓跋嘉率領兩名將領出兵淮陰，隴西公拓跋琛率領三名將領出兵廣陵，河東公薛虎子率領三名將領出兵壽陽，護送丹陽王劉昶入侵南齊；答應劉昶，如果能恢複他的舊業，就可以世代在江南享受封邑，並且要向北魏稱臣。蠻人首領桓誕請求擔任先鋒，北魏任命桓誕為南征西道大都督。義陽百姓謝天蓋自稱司州刺史，想帶領全州歸附北魏，北魏樂陵鎮將韋珍帶兵渡過淮河接應。豫章王蕭嶷派中兵參軍蕭惠朗帶領兩千人，協助司州刺史蕭景先討伐謝天蓋，韋珍擄掠了七千多戶百姓後離去。蕭景先是皇帝的侄子。南兗州刺史王敬則聽說北魏軍隊要渡過淮河，就丟下鎮守的地方回到建康，當地的士人百姓驚慌逃散，結果後來北魏軍隊竟然沒來。皇帝因為王敬則是功臣，沒有追究他。
皇帝輔佐劉宋的時候，派驍騎將軍王洪範出使柔然，約定一起攻打北魏。王洪範從蜀地出發，經過吐穀渾，又曆經西域，才到達柔然。到了這時，柔然出動十多萬騎兵侵犯北魏，到了邊境後又返回了。
這一年，北魏下詔讓中書監高允討論製定法律條令。高允雖然年紀很大了，但神誌和見識都沒有衰退。皇帝下詔，因為高允家境貧寒，生活清苦，讓樂部的十名樂師每五天去高允那裡一次，讓他娛樂開心；早晚供應膳食，每月初一和十五送牛和酒，每月送衣服、絲綿和絹；高允進宮朝見的時候，為他準備坐幾和手杖，還向他詢問政治方麵的事。
契丹莫賀弗勿乾率領部落一萬多人歸附北魏，居住在白狼水以東。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勾勒出南齊初年政治格局的複雜圖景，其中權力更迭的血腥、製度調整的試探與邊疆博弈的緊張相互交織，折射出中古王朝初創期的典型治理困境。
權力鞏固：從清算到建製的雙重邏輯
蕭道成代宋建齊後的一係列操作，儘顯新政權的生存智慧。誅殺貪腐的北魏地方官與整肅候官製度，看似是吏治革新，實則暗含對官僚係統的權威重塑——通過剔除“貪殘不法”者與冗餘監察力量，既消解舊有權力網絡的阻力，又以“謹直者防邏街衢”的輕簡模式贏得民心。這種“減法改革”在南齊表現得更為直接：限製將帥部曲、斷絕私人募兵，本質是將軍事力量收歸中央；而對宋室宗親的選擇性屠殺“無少長皆死”與“遵考之族獨得免”），則暴露了權力清洗中“斬草除根”與“分化拉攏”的辯證術。
何點對褚淵、王儉“不賴舅氏，遑恤國家”的嘲諷，道破了南朝門閥政治的底色。這些兼具皇親與士族雙重身份的輔政者，既是新政權合法性的背書者，又是潛在的權力製衡者，這種矛盾性在王儉勸阻“立符伍”的諫言中尤為明顯——他以“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為京師’”為由否定基層管控，實則維護了士族階層在京城的隱性特權。
邊疆博弈：南北對峙下的策略彈性
北魏與南齊的邊境較量呈現出“文攻武備”的特點。蕭道成預判北魏會以“納劉昶為辭”南侵，特意調任垣崇祖鎮守壽陽，體現對戰略要地的精準把控；而北魏以劉昶為“複國旗幟”，聯合蠻酋桓誕、策反謝天蓋，試圖從軍事與政治層麵瓦解南齊邊防，反映出其“以漢製漢”的統戰思維。
交州與沙州的處置則展現了柔性治理的另一麵。李叔獻以武力拒納宋廷刺史，南齊卻“曲赦交州”並承認其刺史地位；北魏接納楊廣香投降並任命為沙州刺史，均說明在中央控製力薄弱的邊疆地帶，“承認既成事實”比強行征討更具實效。這種“羈縻策略”與內地的嚴苛統治形成鮮明對比，構成中古邊疆治理的二元模式。
製度轉型：傳統與現實的拉鋸
從北魏罷黜候官到南齊放棄“符伍製度”，可見官僚體係改革中的路徑依賴。北魏候官“重罪受賕不列，輕罪吹毛發舉”的弊端，與南齊“建康居民舛雜”的治理難題，本質都是中央集權與基層複雜性的衝突。王儉引用謝安名言反對戶籍管控，看似保守，實則點出大城市治理的特殊性——京師作為“四方輻湊”之地，其活力恰恰源於一定程度的“失序”，這種對治理彈性的認知，超越了簡單的“嚴控”思維。
北魏高允議定律令與柔然、契丹的動向，則暗示著更深遠的曆史線索。高允作為漢族士大夫代表參與北魏立法，體現鮮卑政權的漢化傾向；而柔然十萬騎寇邊與契丹部落歸附，既反映北方民族政權的勢力消長，也為後來隋唐的民族融合埋下伏筆。
結語
這段曆史的價值，在於展現了政權更迭期的“過渡性特征”：既有暴力清算的殘酷，也有製度調試的理性；既需應對外部威脅，又要平衡內部利益。蕭道成、北魏孝文帝雖未直接出場但政策延續）等統治者的選擇，看似偶然，實則是中古中國從門閥政治向中央集權過渡的必然探索，其經驗與教訓，深刻影響著後世的治理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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