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九癸醜日），北魏太皇太後馮氏去世；高祖悲痛得五天沒喝一口水，哀傷過度，超出了常禮。中部曹華陰人楊椿勸諫說：“陛下肩負著祖宗傳下的大業，君臨天下，怎麼能像普通百姓一樣隻守小節，把自己弄垮呢！大臣們都惶恐不安，不知道該說什麼好。而且按照聖人製定的禮儀，哀傷不能傷害到身體的根本；就算陛下想在萬代之後被稱讚為賢德，那祖宗的宗廟祭祀該怎麼辦呢！”高祖被他的話打動，為此才吃了一點粥。
於是各位王公等人都到宮門前上表，“請求及時確定墓地的位置，並依照漢、魏時期的舊例，遵循太皇太後臨終前定下的製度，下葬之後，就除去喪服。”高祖下詔說：“自從遭遇這災禍，我恍惚覺得就像昨天發生的一樣，侍奉太皇太後的棺木，還仿佛能看到她的身影。說到把她安葬到陵墓，這實在是我不忍心聽到的事。”冬天，十月，王公們又上表堅決請求，高祖下詔說：“陵墓之事可以依照典冊的規定；但要我脫下喪服，從感情上我實在不忍心。”高祖想要親自到陵墓所在地，十月初五戊辰日），下詔：“平常跟隨出行的各種器具，都可以停止準備；那些負責保衛的武官，按照規定做好防護侍奉就行。”十月初十癸酉日），把文明太皇太後安葬在永固陵。十月十一甲戌日），高祖去拜謁陵墓，王公們又堅決請求他除去喪服。高祖下詔說：“這事以後我會再表明我的心意。”十月十六己卯日），高祖又去拜謁陵墓。
十月十七庚辰日），高祖出宮到思賢門右側，和群臣相互慰問。太尉拓跋丕等人進言說：“我們這些人年老體衰，曆經幾代聖上；國家過去的事情，也還算了解。我們想到遠祖去世的時候，隻有護送棺木的人穿喪服，身邊其他人都穿吉服；後來的四祖三宗，也都沿襲這個做法沒有改變。陛下懷著至孝的本性，哀傷過度，超出了常禮。我們聽說陛下一天吃的三頓飯都不到半升，白天黑夜都不脫下喪服上的麻帶。我們痛心到快要斷氣，坐都坐不安穩。希望陛下能稍微抑製一下極度思慕的感情，遵循先朝的舊有典章。”高祖說：“哀傷過度是人之常情，這有什麼可說的呢！我早晚喝點粥，勉強還能支撐，各位又何必擔憂害怕呢！祖宗們一心專注於軍事謀略，沒有注重文化教育；我現在遵照聖人的教導，希望學習古代的道理，論時代、比事情，現在和過去都不一樣。太尉等諸位是國家的元老，國家政務都依靠你們，對於典章舊製可能有些不太熟悉，那也應該能明白我的大致想法。其他關於古今的喪禮，我會把我的想法另外詢問尚書遊明根、高閭等人，你們也可以聽聽。”
高祖接著對遊明根等人說：“聖人製定卒哭的禮儀，以及喪服變化的規定，都是逐漸改變人的感情。現在才過了十天，就說要馬上換上吉服，實在是有傷情理。”遊明根等人回答說：“我們查考金冊上太皇太後留下的旨意，是過一個月就下葬，下葬之後就換上吉服；所以在剛下葬的時候，就奏請您在服喪十三個月後除去喪服的事情。”高祖說：“我想到中期朝代之所以不實行三年的喪禮，大概是因為君主去世，繼位的君主剛剛登基，君主的德行還沒有傳布開來，臣子的忠義也還沒有融洽，所以新君就穿上袞冕，舉行即位的禮儀。我雖然德行不足，但在位已經超過十二年了，足以讓天下百姓知道有我這個君主。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不實現我哀傷思慕的心意，讓感情和禮儀都喪失，實在是令人痛心疾首！”高閭說：“杜預是晉朝學識淵博的人，他說自古以來天子沒有實行三年喪禮的，認為漢文帝定下的製度，暗合古代的做法，雖然是末世所實行的，這些事情還是可以繼承的。所以我們才誠懇地向您請求。”高祖說：“我仔細探究金冊的旨意，之所以要改變臣子的心意，讓大家早點換上吉服，是擔心荒廢了國家政務。諸位所請求的，想法也是一樣。我現在對上奉守金冊的命令，對下順應眾人的心意，不敢沉默不言而荒廢了各種政務；隻是想穿著喪服而不舉行吉禮，初一和十五竭儘哀思的誠意，從感情上來說是可以的，所以一心想要這樣做。像杜預的那種說法，對於那些懷著孺慕之情的君主，守喪期間的君主，大概也是一種汙蔑。”秘書丞李彪說：“漢朝明德馬後撫養章帝，母子之間的感情，沒有什麼可挑剔的，等到馬後去世，下葬不到十天，不久就換上了吉服。然而漢章帝沒有被人指責，明德馬後也沒有損害名聲。希望陛下遵守金冊留下的命令，割舍哀傷，聽從大家的建議。”高祖說：“我之所以眷戀喪服，不接受大家的建議，實在是感情上忍不住，哪裡隻是為了避免被人嘲笑嫌棄呢！現在辦理喪事崇尚節儉樸素，這一點我已經完全遵照遺冊的要求；但悲痛思慕的心情，是我自己的事，希望太皇太後的神靈不要剝奪我這個最大的心願。”高閭說：“陛下在上麵不除去喪服，我們在下麵獨自除去喪服，那作為臣子的道義就有缺失。而且陛下親自穿著喪服，又處理朝政，吉凶之事混雜，我私下裡很是疑惑。”高祖說：“太皇太後生前關懷照顧各位，你們哀傷思慕，都不忍心除去喪服，為什麼卻要讓我獨自忍心對最親近的人這樣做呢！我現在被遺冊逼迫，隻希望能服喪到規定的日期；雖然不能完全儘到禮儀，但心中的鬱結能稍微得到抒發。群臣各自按照親疏、貴賤、遠近的不同，來決定除去喪服的時間差異，這樣或許能稍微接近古代的做法，在現在也更容易實行。”高閭說：“從前楊王孫裸葬，皇甫謐去世不用棺木，他們的兒子都聽從照辦沒有違背。現在陛下親自接到遺令卻有些不遵從，這就是我們頻繁上奏請求的原因。”李彪說：“三年不改變父親的做法，這可以說是大孝。現在不遵守遺冊的命令，恐怕會有改變父親做法的嫌疑。”高祖說：“楊王孫、皇甫謐都是教導兒子要節儉，他們的兒子遵照執行，和我現在的情況難道不一樣嗎！改變父親的做法，大概和這個情況不同。就算真的可能涉及改變父親做法的嫌疑，我也甘願承受後代人的譏諷，不忍心接受你們現在的請求。”群臣又說：“春秋兩季的祭祀，這件事很難廢止。”高祖說：“從先朝以來，祭祀的事一直都是有關部門負責；我承蒙太皇太後的慈愛教導，常常親自去致敬。現在上天降下懲罰，人和神都失去了依靠，依靠祖宗宗廟的神靈，我也停止祭祀。如果現在去舉行祭祀，恐怕違背了太皇太後的心意。”群臣又說：“古代人下葬之後就換上吉服，不一定要守滿喪禮，這就是兩漢能夠籌劃治理國家，魏、晉能夠整頓處理各種政務的原因。”高祖說：“下葬之後就換上吉服，大概是末世多戰亂，是權宜之計用來拯救時世罷了。兩漢的興盛，魏、晉的興起，難道是因為簡化喪禮、遺忘仁愛孝道嗎！平常的時候，公卿們常常說現在天下太平，禮樂日益更新，可以和唐、虞相媲美，和夏、商相比較。可到了現在，卻要強行改變我的心意，讓我不能超越魏、晉的做法。這樣的想法，我不明白是為什麼。”李彪說：“現在雖然治理清明太平，但江南有還未臣服的南齊，漠北有不肯稱臣的敵虜，所以我們還是懷著對意外情況的擔憂。”高祖說：“魯公穿著喪服帶子去打仗，晉侯穿著黑色喪服打敗敵人，這本來就是聖賢所認可的。如果有意外情況，就算穿著喪服去處理也沒有嫌疑，更何況隻是穿著喪服呢！怎麼能在太平的時候就預先考慮軍旅之事，從而廢棄喪禮呢！古人也有說帝王除去喪服但在守喪期間保持沉默不處理政事的，如果不允許我穿著喪服，那我就除去喪服，拱手沉默，把政事交給宰相。這兩件事，由公卿們來選擇。”遊明根說：“陛下沉默不言，那政務就會荒廢；我們還是順應陛下的心意，請求陛下穿著喪服吧。”太尉拓跋丕說：“我和尉元曆經五帝，魏家的舊例，在君主去世三個月後，一定會在西邊迎接神靈，在北邊消除災禍，舉行吉禮，從皇始年間以來，沒有改變過。”高祖說：“如果能以道義侍奉神靈，不用迎接神靈自己就會到來；如果失去了仁義，就算迎接神靈也不會來。這本來就是平常都不應該做的事，何況我還在服喪呢！我本應該處於沉默不言的狀態，不應該這樣說個不停；但公卿們執意改變我的心意，於是就有了這樣的反複，想著這些我悲痛欲絕。”於是高祖放聲痛哭，群臣也哭著告辭出去。當初，馮太後忌憚高祖英明敏捷，擔心對自己不利，想要廢掉他，在嚴寒的時候，把他關在空屋子裡，三天沒給他飯吃；還召來鹹陽王拓跋禧，打算立他為帝。太尉東陽王拓跋丕、尚書右仆射穆泰、尚書李衝堅決勸諫，才沒有這樣做。高祖當初並沒有怨恨的意思，隻是深深地感激拓跋丕等人。穆泰是穆崇的玄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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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生動展現了北魏孝文帝在文明太皇太後馮氏去世後的喪禮爭議，折射出南北朝時期政治倫理與文化轉型的深層矛盾，可從以下幾個維度展開評論：
孝道與皇權的張力：個人情感與政治理性的博弈
孝文帝的“哀毀過禮”並非單純的情感宣泄，而是蘊含著複雜的政治意涵。他堅持行三年之喪，強調“庶習古道”“論時比事與先世不同”，實則是以儒家“孝道”為紐帶，推動鮮卑政權的“文治轉型”。北魏前期“專武略，未修文教”，孝文帝借喪禮之爭，將“漢化”理念融入禮製實踐，試圖以“德治”取代“武治”，重塑皇權合法性。
而群臣的反對如太尉丕、高閭等）則代表了鮮卑舊勢力的立場。他們援引“遠祖舊典”“金冊遺旨”，主張“葬而即吉”，本質是擔心喪禮過度影響軍政運作，維護鮮卑傳統的務實風格。雙方的分歧，本質是“漢化改革派”與“鮮卑保守派”在政治路徑上的衝突。
禮製之爭：文化認同的重構
爭議的核心是“喪禮製度”的選擇：孝文帝推崇儒家“三年之喪”，群臣則主張遵循鮮卑舊製與漢代“即吉”傳統。這背後是文化認同的博弈——孝文帝試圖以中原禮教為標杆，打破鮮卑“貴武輕文”的傳統，而群臣則擔憂背離本民族文化根基。
值得注意的是，孝文帝對“金冊遺旨”的態度具有策略性：他承認遺旨“奪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慮廢絕政事故也”，卻堅持“衰麻廢吉禮，朔望儘哀誠”，既不公然違背馮太後遺令，又以“情禮兼顧”的方式推進禮製改革。這種妥協中暗藏的堅定，體現了他作為改革者的政治智慧。
曆史語境下的“古今之辯”
高閭援引杜預“天子無行三年之喪”的論點，孝文帝則反駁“中代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德未流，臣義不洽”，實則是借“古今對比”論證自身改革的合理性。他強調“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暗示北魏已進入“文治成熟期”，無需再依賴“權宜之製”，這一論述將喪禮改革與政權發展階段綁定，極具說服力。
此外，孝文帝以“魯公帶絰從戎”“晉侯墨衰敗敵”為例，說明“衰服與政務可並行”，既回應了群臣對“荒廢庶政”的擔憂，又強化了儒家“禮治”與“治政”的統一性，為漢化改革掃清理論障礙。
人物關係的深層隱喻
馮太後曾因“忌帝英敏”欲廢孝文帝，而孝文帝卻以“至孝”姿態對待其喪禮，這種矛盾背後是複雜的權力邏輯：孝文帝通過“尊禮”彰顯自身合法性，既消解了馮太後時期的政治緊張，又以“孝道”為旗幟凝聚朝臣共識，為後續改革如遷都洛陽、推行漢製）鋪墊基礎。
而東陽王丕、穆泰等曾反對廢帝的舊臣，此時卻成為“舊典”的維護者，更凸顯了改革的阻力並非個人恩怨，而是文化傳統與政治利益的深層衝突。
結語
這場喪禮之爭，本質是北魏政權“漢化”與“鮮卑化”的角力。孝文帝以“禮”為武器，既踐行了儒家倫理，又推動了政治轉型，展現了“情感表達”與“政治理性”的精妙結合。曆史證明，這場爭議背後的漢化改革，深刻影響了中國北方的民族融合與文化重構，而孝文帝在爭議中展現的戰略眼光與治理智慧，也使其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最具標誌性的改革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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