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個宦官在馮太後麵前說高祖的壞話，太後就用杖打了高祖幾十下；高祖默默忍受，沒有為自己辯解；等到太後去世後，他也不再追問這件事。
十月二十一甲申日），北魏皇帝去拜謁永固陵。十月二十八辛卯日），下詔說：“大臣們因為國家政務繁多重要，多次請求我處理朝政。但我哀傷思慕的情感纏繞心頭，還沒辦法自己處理事務。之前在我身邊掌管機要的近臣，都是可以托付謀略的人，暫且可以把事務交給他們；如果有疑難的事情，隨時和他們討論決定。”
交州刺史清河人房法乘，特彆喜歡讀書，常常稱病不管事務，因此長史伏登之得以獨攬大權，隨意更換將領和官吏，都不讓房法乘知道。錄事房季文把這事告訴了房法乘，房法乘大怒，把伏登之關進監獄十多天。伏登之給房法乘的妹夫崔景叔送了很多賄賂，得以出獄，接著就帶領部下襲擊州府，抓住房法乘，對他說：“您既然生病了，就不應該太勞累。”然後把他囚禁在彆的房間。房法乘沒事做，又向伏登之要書看，伏登之說：“您安靜待著，還怕引發疾病，怎麼能看書呢！”於是不給他書。伏登之還上奏說房法乘心病發作，不能處理政務。十一月二十四乙卯日），朝廷任命伏登之為交州刺史。房法乘被送回去，走到大庾嶺就去世了。
十二月十九己卯日），南齊立皇子蕭子建為湘東王。
當初，南齊太祖因為南方銅錢少，就想重新鑄錢。建元末年，奉朝請孔覬上書說，他認為：“糧食和貨幣相互流通，這是自然的道理和趨勢。李悝說：‘糧食太貴會傷害百姓，太便宜會傷害農民。’太貴太便宜，傷害的結果是一樣的。三吳地區，是國家的關鍵腹地，近年來時常遭受水澇，但糧食價格卻不高，這說明天下的錢少，而不是糧食便宜，這一點不能不注意。鑄錢的弊端，在於錢的輕重多次變化。重錢難以使用，難以使用會導致它不受重視；輕錢容易被私自鑄造，而私自鑄造帶來的禍患很嚴重。百姓之所以會私自鑄錢，嚴厲的法律都禁止不了，是因為上麵鑄錢的時候吝惜銅料、節省工本。吝惜銅料、節省工本，是覺得錢是沒什麼實際用處的東西，隻是用來流通交易，一心想讓它質量輕、數量多，這樣能節省工本、容易製成，卻沒有仔細考慮這樣做帶來的禍患。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現在開啟獲利的源頭，又用重刑處罰，這是引導他們做壞事，還把他們推向死地，這怎麼能算是治理國家呢！漢朝建立後，鑄造輕錢，百姓中投機取巧、造假的人很多。到了元狩年間，才開始整治這個弊端，於是鑄造五銖錢，在錢的上下都鑄有輪廓，讓人們沒辦法磨取銅屑，這樣百姓計算成本後覺得得不償失，私自鑄錢的情況就越來越少了，這就是不惜銅料、不省工本的效果。君主不用擔憂沒有銅料、缺少工匠，隻要讓百姓覺得無利可圖，私自鑄錢的事就杜絕了。宋文帝鑄造四銖錢，到了景和年間，錢變得更輕了，雖然有輪廓，但冶煉不精細，於是私自鑄錢的現象紛紛出現，再也禁止不了。這就是吝惜銅料、節省工本的驗證。凡是鑄錢，與其不合適，寧可重也不要輕。從漢朝鑄造五銖錢到宋文帝，曆經五百多年，製度有時廢棄有時興起，但五銖錢一直不變，這是因為它的輕重合適、符合貨物交易的需求。現在的錢幣文字大多是五銖，隻是偶爾有不同的錢幣。自從宋文帝鑄造四銖錢，又不禁止百姓剪鑿錢幣，造成的禍患已經很廣泛，弊端一直延續到現在，難道不悲哀嗎！晉朝不鑄錢，後來經曆戰亂、火災、水災，錢幣損耗散失、被熔化，每年損失的數量很多，就好比磨刀石，雖然看不到它有損耗，但總有一天會用完，天下的錢怎麼能不枯竭呢！錢枯竭了，士、農、工、商就都失去了他們的產業，百姓靠什麼生存呢！我認為應該依照舊有的製度，大力開展鑄錢，錢重五銖，完全依照漢朝的方法。如果官府鑄造的錢已經流通到百姓手中，就嚴格禁止剪鑿，那些輕小、破損、沒有輪廓的錢，都不許流通。官府鑄造的小錢，稱一稱符合銖兩的標準後，就熔化改鑄成大錢，這樣對貧窮善良的百姓有利，也堵住了奸詐取巧的途徑。錢幣和貨物流通均衡了，遠近都一樣，百姓就能安居樂業，市場上也不會有紛爭，衣食就能逐漸增多了。”太祖覺得他說得對，就讓各州郡大量購買銅和木炭。但太祖駕崩，這件事就擱置了。
這一年，益州行事劉悛上書說：“蒙山下有嚴道銅山，是以前鑄錢的地方，可以進行開發。”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派使者到蜀地鑄錢。沒過多久，因為花費太多就停止了。
自從太祖整治黃籍，到皇上這裡，把在戶籍上造假的人發配到淮河邊境戍守十年，百姓對此很不滿。於是皇上下詔說：“宋升明年以前的戶籍，都允許重新登記；那些被發配到邊疆服役的人，都準許回到家鄉；從此以後再有人犯，就嚴加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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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威王蕭晃去世。
吏部尚書王晏稱病請求辭去官職，皇上想讓古昌侯蕭鸞代替王晏擔任這個職務，親自寫詔書詢問王晏的意見。王晏上奏說：“蕭鸞清廉乾練有餘；但是他不熟悉士族門第，恐怕不適合擔任這個職務。”皇上於是打消了這個念頭。
南齊封百濟王牟大為鎮東大將軍、百濟王。
高車的阿伏至羅和窮奇派使者到北魏，請求替天子討伐消滅柔然，北魏皇帝賜給他們繡褲褶和各種彩色絲綢一百匹。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勾勒出南北朝時期政治、經濟、社會的多重麵相，字裡行間藏著權力博弈的暗流與製度變革的陣痛，其現代視角下的解讀可從以下幾個維度展開：
權力場域的“無聲博弈”：帝王與太後的隱忍政治
北魏孝文帝被宦官譖言而遭太後杖責，卻“默然受之”，直至太後去世也不追問。這種“隱忍”並非懦弱，而是權力過渡期的生存策略——太後掌握實權時，帝王的沉默是避免衝突激化的政治智慧，也為後續親政積蓄空間。這揭示了古代皇權傳承中“代際權力真空期”的典型困境：晚輩統治者需在服從與自主間尋找平衡，隱忍往往是權力蓄力的前奏。
太後去世後，孝文帝以“哀慕纏綿”為由暫緩親政，將事務委托給“近侍先掌機衡者”，實則是通過緩衝期穩定朝局，避免權力真空引發動蕩。這種“以退為進”的統治術，體現了成熟政治家對權力節奏的精準把控。
地方治理的荒誕劇：文人官員的“錯位悲劇”
交州刺史房法乘“專好讀書，常屬疾不治事”，最終被長史伏登之奪權囚禁，甚至求書而不得。這一事件極具諷刺性：房法乘的“文人式不作為”，暴露了古代官僚體係中“清流官員”的致命缺陷——脫離實務、空談風雅，最終淪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
伏登之的奪權手段賄賂、兵變、以“養病”為名囚禁上司），則折射出地方權力結構的脆弱性：當中央對地方管控弱化時，行政體係易被私權侵蝕，“潛規則”往往取代製度成為權力運行的實際邏輯。而朝廷最終認可伏登之的刺史職位，更凸顯了古代政治“結果導向”的實用主義——隻要能維持地方穩定，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可被選擇性忽視。
貨幣改革的千年難題：經濟理性與現實困境的碰撞
孔覬的貨幣理論堪稱古代經濟思想的精華：他指出“錢少則百業蕭條”，主張恢複五銖錢製度，強調“寧重無輕”“不惜銅不愛工”，認為高質量貨幣才能遏製私鑄、穩定經濟。這一觀點直擊古代貨幣問題的核心——貨幣的價值穩定不僅依賴製度設計，更取決於政府對“貨幣信用”的維護即通過足量銅料保證貨幣實際價值）。
改革的夭折“會晏駕，事寢”）與益州鑄錢的半途而廢“功費多而止”），則揭示了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貨幣改革需巨大的財政投入銅料、人力），而南北朝時期戰亂頻繁、財政緊張，中央政府往往難以承擔長期成本。這也印證了一個規律：經濟改革的成功，不僅需要正確的理論，更需要穩定的社會環境與強大的執行能力。
製度修補的局限性：黃籍改革與統治合法性的博弈
齊武帝下詔赦免“謫巧者”因戶籍造假被貶者），允許其返鄉，是對太祖時期嚴苛政策的修正。這一舉措本質上是通過緩和社會矛盾鞏固統治——戶籍改革引發的“百姓怨望”已威脅到政權合法性，統治者不得不以妥協換取民心。
但“此後有犯，嚴加翦治”的補充條款，又暴露了改革的不徹底性：古代戶籍製度的核心矛盾政府對人口控製的需求與民間逃稅避役的本能）並未解決，單純依靠“赦免+嚴懲”的循環，無法從根本上破解製度性困境。這也說明：當製度設計與社會現實脫節時，局部修補隻能緩解矛盾，卻無法消除根源。
外交與民族關係：中原王朝的“象征性權威”
北魏對高車部落的“賜物”與百濟王的冊封，體現了南北朝時期的“朝貢體係”邏輯：中原王朝通過冊封、賞賜，將周邊政權納入自身主導的國際秩序，以象征性權威彌補軍事、經濟上的實際弱勢。這種“軟實力”外交，是戰亂時期維持區域穩定的低成本手段，也反映了古代“天下觀”對國際關係的深刻影響。
結語：曆史的鏡鑒意義
這段史料中的人物與事件，本質上是“權力如何運行”“製度如何失效”“改革如何夭折”的經典案例。無論是孝文帝的隱忍、房法乘的荒誕，還是孔覬的洞見，都在提醒我們：任何時代的政治與經濟問題，都離不開對“人性”趨利避害）、“製度”規則與漏洞）、“資源”成本與收益）的考量。而曆史的價值，正在於讓我們從這些“過去的故事”中，讀懂現實世界的運行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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