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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1章 世祖武皇帝下(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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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紀四,起止公元493年癸酉年),共一年。

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癸酉年)

春天,正月,南齊任命驃騎大將軍王敬則為司空,鎮軍大將軍陳顯達為江州刺史。陳顯達覺得自己出身寒門卻地位尊崇,每次升官,臉上常有愧疚和害怕的神情,他告誡兒子們不要因為富貴就欺壓彆人;可他的兒子們大多行事豪爽奢侈,陳顯達聽說後很不高興。他兒子陳休尚擔任郢府主簿,路過九江。陳顯達說:“拂塵、蠅拂這些是王、謝等高門大族用的東西,你不需要拿這個!”說完就拿過來當場燒掉了。

當初,皇上在石頭城造了三千輛沒有篷蓋的車子,打算走陸路攻打彭城。北魏得知了這個消息,劉昶多次哭著向北魏皇帝訴說,請求讓他去邊境戍守,召集遺民,以洗刷自己的恥辱。北魏皇帝在經武殿召集公卿大臣,商議南伐之事,還在淮水、泗水一帶大量儲備馬料。皇上聽說後,任命右衛將軍崔慧景為豫州刺史,做好防備。

北魏派員外散騎侍郎邢巒等人到南齊訪問。邢巒是邢穎的孫子。

正月二十八丙子日),文惠太子蕭長懋去世。太子風度和氣,皇上晚年喜歡遊玩宴樂,尚書台的事務都分送太子處理,因此太子的威望遍及內外。

太子生性奢侈,修建的堂殿、園林比皇上的宮殿還要豪華,花費以千萬計算。他怕皇上看到,就在宮殿旁種上修長的竹子;他的各種服飾器玩,大多奢華得超越了規定。他奏請在東田建造小園林,讓東宮的將領和官吏輪番去修築,營造的城牆和街巷,連綿華麗又深遠。皇上雖然性子嚴厲,耳目眾多,但太子做的這些事,沒人敢告訴他。皇上曾路過太子的東田,看到那裡的建築壯麗,十分生氣,要抓負責營造的主帥;太子把他們都藏了起來,因此被皇上嚴厲斥責。

太子還讓寵信的徐文景製造輦車以及皇帝用的器物;皇上有次到東宮,太子匆忙間來不及藏起輦車,徐文景就把佛像放到輦車裡,所以皇上沒有起疑。徐文景的父親徐陶仁對徐文景說:“我就等著給你掃墓辦喪事了!”於是舉家搬走躲避。後來徐文景最終被賜死,徐陶仁連哭都沒哭。

太子去世後,皇上到東宮查看,看到那些奢華的服飾器玩,大怒,下令有關部門將這些東西隨見隨毀。因為竟陵王蕭子良和太子關係好,卻沒把這些事告訴皇上,皇上一並責備了他。

太子一直厭惡西昌侯蕭鸞,曾對蕭子良說:“我心裡特彆不喜歡這個人,也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是他福薄吧。”蕭子良還為蕭鸞勸解。等到蕭鸞掌權後,太子的子孫一個都沒留下。

二月,北魏皇帝開始在平城南麵舉行親耕藉田的儀式。

雍州刺史王奐厭惡寧蠻長史劉興祖,將他逮捕入獄,誣陷他煽動山蠻,企圖作亂,下令把劉興祖押送到建康;王奐在獄中把他殺了,謊稱是上吊自殺。皇上大怒,派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率領五百名宮廷衛隊去逮捕王奐,命令鎮西司馬曹虎從江陵走陸路到襄陽會合。

王奐的兒子王彪,向來凶狠險惡,王奐管不住他。長史殷睿是王奐的女婿,他對王奐說:“曹道剛、呂文顯來了,如果沒有看到真正的敕令,恐怕會有奸詐變故,我們應該先把他們抓起來,再派人快馬上奏讓皇上知道。”王奐采納了他的建議。王彪立刻發動州兵一千多人,打開倉庫分發鎧甲兵器,來到南堂,擺開陣勢,關閉城門抵抗。王奐的門生鄭羽磕頭勸王奐,請求出城迎接朝廷使者,王奐說:“我又沒做賊,隻是想先上奏為自己申辯;隻是擔心曹道剛、呂文顯這些小人欺淩,所以暫且閉門自保罷了。”王彪於是出城,與曹虎的軍隊交戰,戰敗後跑了回來。三月二十八乙亥日),司馬黃瑤起、寧蠻長史河東人裴叔業在城內起兵,攻打王奐,將他斬殺,抓住王彪以及他的弟弟王爽、王弼和殷睿,全部處死。王彪的哥哥王融、王琛在建康被殺,王琛的弟弟秘書丞王肅獨自逃脫,投奔了北魏。

夏天,四月十七甲午日),南齊立南郡王蕭昭業為皇太孫,東宮的文武官員都改為太孫的屬官,封太子妃琅邪人王氏為皇太孫太妃,南郡王妃何氏為皇太孫妃。何妃是何戢的女兒。

北魏太尉拓跋丕等人請求冊立皇後,四月二十一戊戌日),北魏立馮氏為皇後。馮皇後是馮熙的女兒。北魏皇帝因為《白虎通》上說:“帝王不對妻子的父母稱臣”,下詔讓太師馮熙上書不用稱臣,入朝不用跪拜;馮熙堅決推辭。

光城蠻的首領征虜將軍田益宗率領部落四千多戶反叛,投降了北魏。

五月初九壬戌日),北魏皇帝在宣文堂宴請皇室四廟子孫,按照年齡排座次,用家族的禮節相待。

五月十一甲子日),北魏皇帝親臨朝堂,召集公卿以下官員決斷疑難政事,審查囚犯的罪狀。皇帝對司空穆亮說:“從今以後,朝廷政事,中午以前,你們先自行討論;中午以後,我和你們一起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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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三丙子日),南齊任命宜都王蕭鏗為南豫州刺史。在此之前,廬陵王蕭子卿任南豫州刺史,去赴任的路上,他把隨行隊伍當作水軍來戲耍;皇上聽說後,大怒,殺了他的典簽,讓蕭鏗取代他。蕭子卿回到家中,皇上終身都不再與他相見。襄陽蠻的首領雷婆思等人率領一千多戶請求遷徙到北魏境內,北魏把他們安置在沔水以北。

北魏皇帝覺得平城氣候寒冷,六月還會下雪,風沙常常刮起,就打算遷都洛陽;但又怕大臣們不同意,於是提議大舉討伐南齊,想用這個辦法脅迫眾人。他在明堂左個齋戒,讓太常卿王諶占卜,得到“革”卦,皇帝說:“‘商湯、周武王變革天命,上順天意,下應民心。’還有比這更吉利的嗎!”大臣們沒人敢說話。尚書任城王拓跋澄說:“陛下繼承祖業,光照天下,已經擁有中原;現在出兵征討尚未臣服的南齊,卻得到商湯、周武王變革天命的卦象,這不算完全吉利。”皇帝嚴厲地說:“繇辭說:‘大人物像老虎一樣變化’,怎麼能說不吉呢!”拓跋澄說:“陛下稱帝已久,怎麼現在才像老虎一樣變化!”皇帝變了臉色說:“國家是我的國家,任城王你是想動搖軍心嗎!”拓跋澄說:“國家雖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國家的臣子,怎麼能明知危險卻不說呢!”過了很久皇帝才消氣,說:“大家各抒己見,也沒什麼傷害!”

回到宮中後,皇帝召拓跋澄進宮,迎上去對他說:“之前的《革卦》,現在要再和你討論一下。在明堂時我發怒,是怕大家爭著發言,破壞我的大計,所以才用嚴厲的聲色嚇唬文武大臣。想必你能明白我的心意。”接著屏退旁人,對拓跋澄說:“今天要做的這件事,確實不容易。但我們國家興起於北方,遷都到平城;這裡是適合打仗的地方,不適合推行文治。現在要移風易俗,這條路確實艱難,我想借此機會遷都到中原,你覺得怎麼樣?”拓跋澄說:“陛下想在中原擇地建都,來經營天下,這正是周、漢能夠興盛的原因。”皇帝說:“北方人習慣舊俗,留戀故土,肯定會驚恐騷亂,怎麼辦?”拓跋澄說:“不平凡的事,本來就不是平常人能想到的。陛下聖心決斷,他們又能怎樣!”皇帝說:“任城王,你就是我的張良啊!”

【內核解讀】

這段記載的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是南朝齊與北魏政權角力、內部權力更迭的關鍵節點,字裡行間藏著三個維度的曆史密碼:權力的脆弱性、文明的碰撞感,以及人性在製度縫隙中的掙紮。

權力場:浮華與凶險的共生體

齊武帝蕭賾晚年的東宮風波,像一麵放大鏡照出皇權的荒誕。文惠太子蕭長懋的奢靡幾乎是“作死式”的——修宮殿比皇帝的還豪華,用僭越禮製的“麈尾蠅拂”士族專屬器物),甚至讓東宮將吏輪流築苑,把奢華藏在竹林後掩人耳目。這種“既要又要”的矛盾,本質是權力繼承焦慮的扭曲釋放:他既想通過排場彰顯儲君權威,又怕觸怒嚴父,最終在“藏與露”的拉扯中暴露了心虛。

而他對西昌侯蕭鸞的直覺厭惡“我意中殊不喜此人,當由其福薄故也”),更像一句預言。後來蕭鸞掌權後對其子孫趕儘殺絕,印證了權力場中“厭惡即原罪”的殘酷邏輯——權力的安全感,往往建立在對潛在威脅的徹底清除上。

相比之下,江州刺史陳顯達的“愧懼”更耐人尋味。出身寒門卻身居高位,他燒兒子手中的“王謝家物”,看似是對士族文化的抵製,實則是底層崛起者對權力合法性的自我懷疑。這種“戒子勿陵人”與“諸子多豪侈”的反差,恰是寒門與士族文化碰撞的縮影:舊秩序的符號如麈尾)仍被追捧,新貴卻在模仿中暴露了身份的焦慮。

文明博弈:遷都背後的“陽謀”與陣痛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伐齊”議題,實則是遷都洛陽的障眼法。他借《革卦》“湯武革命”自辯,對任城王拓跋澄的厲聲嗬斥,再到私下坦言“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整個過程像一場精心設計的心理戰。這背後是遊牧文明對農耕文明的主動擁抱——平城今大同)地處邊陲,適合鮮卑騎兵馳騁,卻難以承載“文治四海”的野心;洛陽作為中原古都,是漢化的終極象征。

孝文帝的糾結極具代表性:他既需要用“伐齊”的強硬姿態壓製保守派“以聲色怖文武”),又依賴拓跋澄這樣的開明派“吾之子房”)推動改革。而保守派的阻力“北人習常戀故”),本質是利益集團對生存方式的扞衛——遷都意味著鮮卑貴族的牧場、特權被打破,漢化則威脅著他們的文化認同。這種衝突,為後來的“六鎮之亂”埋下伏筆。

同期齊雍州刺史王奐的叛亂,則是南朝內部矛盾的爆發。他因私怨殺寧蠻長史,又在朝廷問責時閉門拒守,最終被部下斬殺,反映出南朝地方藩鎮與中央的權力失衡。王奐之子王彪的“凶險”與門生鄭羽的“叩頭迎使”,更顯亂世中人性的撕裂:有人鋌而走險,有人試圖在權力夾縫中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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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節裡的曆史溫度:小人物的清醒與無奈

徐文景之父陶仁的故事,堪稱全篇最刺骨的注腳。當兒子為太子造僭越的乘輿時,他直言“我正當掃墓待喪耳”,並舉家避禍。後來徐文景果然被賜死,陶仁“遂不哭”——不是無情,而是早已看透權力遊戲的必死邏輯。這種清醒,比王侯將相的權謀更顯沉重。

魏主與四廟子孫“用家人禮”宴飲,齊武帝因兒子“戲部伍為水軍”就終身不見,看似矛盾的細節,實則指向同一本質:權力者對“秩序”的偏執。孝文帝用“家人禮”拉攏宗室,是為遷都凝聚人心;齊武帝嚴懲兒子,是為維護皇權的威嚴。在他們眼中,親情、倫理都隻是權力的潤滑劑,一旦威脅秩序,便會被毫不猶豫地犧牲。

結語:曆史的“革卦”永在進行時

永明十一年的這些事件,本質是一場“革卦”的具象化:齊的東宮更迭是權力繼承的“革”,魏的遷都計劃是文明轉型的“革”,小人物的生死則是時代洪流中的“革”。孝文帝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卻沒說清“順天應人”的過程中,多少個體將成為祭品。

從陳顯達燒麈尾的掙紮,到陶仁“待喪”的清醒,再到孝文帝“虎變”的決絕,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段曆史,更是人性在權力與文明夾縫中的永恒困境——每個人都在時代的棋盤上落子,卻很少有人能看清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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