溧陽令錢唐人杜文謙，曾經擔任南郡王的侍讀，在此之前他勸綦毋珍之說：“天下的形勢已經很明顯了，咱們就像灰粉一樣，很快就要滅了；要是不早點想辦法，我們這些人都得完蛋。”綦毋珍之問：“那該怎麼辦呢？”杜文謙說：“先帝的舊臣，大多都被排擠了，現在要是把他們召回來任用，誰會不奮勇效力！最近我聽說王洪範和宿衛將領萬靈會等人一起聊天，都氣得挽起袖子捶打床鋪；你趕緊偷偷告訴周奉叔，讓萬靈會等人去殺了蕭諶，這樣宮裡的軍隊就都能為我們所用。接著就帶兵衝進尚書省，殺了蕭鸞，這事兒很容易做到。現在乾大事也是死，不乾大事也是死；反正都是死，為國家而死不好嗎！要是猶豫不決，再過幾天，蕭鸞假傳聖旨賜你死，連累父母也得跟著遭殃，這可馬上就要發生了。”綦毋珍之沒聽他的。等到蕭鸞殺了周奉叔，一並抓了綦毋珍之、杜文謙，把他們都殺了。
正月二十九乙亥日，北魏皇帝到洛陽西宮。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陳述了四件事：第一，他認為：“我聽說陛下今年夏天不去巡視三齊地區，而要去中山。去年冬天陛下停留在鄴城，那時候正是農閒，即便如此，家家戶戶供奉接待，百姓都不堪勞頓花費。何況現在正是養蠶割麥的緊要關頭，百姓怎麼能承受得住呢！而且大軍在暑天行軍，恐怕會發生瘟疫。我希望陛下早點回到平城，這樣既能減輕各州供奉的負擔，又能讓洛陽都城的營建工程順利完成。”第二，他認為：“洛陽宮殿的舊址，都是魏明帝建造的，前朝就已經批評他太奢侈了。現在營建宮殿，應該有所裁減。另外，近來平城的富戶，競相攀比宅第；應該借著遷都的機會，製定相關製度。還要拓寬街道，疏通溝渠。”第三，他認為：“陛下回洛陽，隻帶了很少的隨從騎兵。帝王在宮廷之內都要設置警戒，何況是跋山涉水，怎麼能不多加考慮呢！”第四，他認為：“陛下聽佛法，讀經典，與百官交談，操心國家大事，太陽偏西了才吃飯，半夜了才睡覺；再加上陛下至孝，思念之情隨著時間越來越深；文學創作方麵，每天都能寫成篇卷。雖然以陛下的睿智，這些還不至於太勞累，但這可不是養神修身、保持國運長久的辦法。希望陛下垂衣拱手，掌控關鍵，就能讓天下太平了。”皇帝覺得他說得挺有道理，采納了不少。韓顯宗是韓麒麟的兒子。
韓顯宗又上書說，他認為：“州郡舉薦考察人才，徒有秀才、孝廉的虛名，卻沒有真才實學。朝廷隻看重門第聲望，也不追究不實的情況。這樣的話，還不如直接按門第舉薦來安排士人，何必還要假冒秀才、孝廉的名號呢！門第聲望，不過是父祖輩留下的功績，對國家又有什麼實際好處呢！對當下有用的，隻有賢才罷了。如果有才能，就算是屠夫、漁夫、奴仆、俘虜，聖王也不會恥於讓他們做臣子；要是沒有才能，就算是三王的後代，也會淪為奴仆。有人說‘現在世上沒有奇才，不如按門第選士’，這就錯了。難道因為世上沒有周公、邵公，就不設宰相了嗎！隻要比較他們的微小長處和才能，按順序先任用，這樣就不會遺漏賢才了。
“還有，刑罰的關鍵在於公正恰當，而不是嚴苛。隻要不遺漏有罪的人，就算刑罰輕一點，人們也不敢犯法；要是讓人覺得有僥幸逃脫的可能，就算刑罰再嚴酷，也不足以起到懲戒禁止的作用。現在朝廷內外的官員，都想博個好名聲，爭著以嚴苛為公正無私，相互督促鼓勵，就形成了這種風氣。陛下身處深宮，把百姓當成自己的孩子；但百官負責各種事務，對待百姓卻像對待仇人一樣。這樣一來，像堯舜那樣的君主隻有一個，而像桀紂那樣的官員卻成百上千；社會風氣不和諧，大概就是這個原因。我覺得應該告誡百官，讓他們以愛護百姓為使命。
“另外，從前周朝定都洛邑，還保留著宗周；漢朝遷都到東都，在京兆設置京兆尹。按照《春秋》的大義，有宗廟的地方叫都，沒有的叫邑。何況平城，是宗廟和先帝陵墓所在之地，是王業的根基，作為神聖的福地，意義實在深遠，現在卻把它等同於普通郡國，我實在覺得不妥。應該設置京畿和京兆尹，和以前的製度一樣，這樣可以尊崇根本，重視舊地，光照萬代。
“再者，古代士、農、工、商四類人分開居住，是想讓他們專心於自己的事業，誌向堅定。太祖道武皇帝開創基業、撥亂反正，忙得不可開交，但仍然區分士人和庶民，不讓他們混雜居住，工匠、伎人、屠夫、商販，都各有住處；隻是沒有設立相關禁令，時間一長就混在一起了。現在聽說洛陽居民的安置，隻按照官位來，不區分家族類彆。官位又不是固定不變的，早上還榮華富貴，晚上可能就衰落了，這樣一來，貴族和奴仆很快就會住在一處。假如在一個裡坊內，有的在練習歌舞，有的在研習詩書，要是讓孩子們隨便去學，那肯定都不會放棄歌舞而去學詩書。工匠家庭想要學習士人的禮儀風範，一百年都難做到；但士人的孩子學工匠的樣子，一天就能學會。所以孔子稱讚鄰裡有仁德之風的美好，孟母多次搬家來教育孟子。這可是風俗的根本，不能不重視。朝廷每次選拔人才，仔細考察他們的婚姻和仕途來決定升降，多麼細致啊！但在劃分居住區域時，卻讓貴賤之人房屋相連，多麼疏忽啊！現在趁著遷都之初，土地都是公家的，區分工匠等人的居住區域，一句話的事兒，有什麼可猶豫的呢，可不能錯過這個完善製度的好機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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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南方人以前占有淮北地區的時候，就把自己當作中原人，在那裡僑置郡縣。自從歸附我朝，這些郡縣名稱依然沒改，導致名實錯亂，公文都難以分辨。應該依據地理舊名，全部加以改革，小的郡縣合並，大的郡縣可以分設，還有中州的郡縣，以前因為人口少而合並或撤銷，現在人口增多了，也可以恢複舊製。
“另外，君主以天下為家，不能有私心。倉庫裡的儲備，是供國家軍事使用的，除非是有功德的人，否則不應隨意賞賜。朝廷裡的各位權貴，俸祿已經不低了；近來的賞賜，動不動就數以千計。如果把這些賞賜分給鰥寡孤獨的百姓，能幫助很多人；現在卻隻給親近的大臣，這恐怕不符合‘救濟急需的人，而不是去接濟富人’的道理啊。”皇帝看了奏章，覺得寫得非常好。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生動展現了南北朝時期政治權力的博弈與製度變革的探索，其中的人物命運與改革主張至今仍具啟示意義：
權力漩渦中的個體悲劇：政治嗅覺與決斷力的生死考驗
杜文謙的謀劃堪稱精準的政治危局分析：他敏銳察覺到蕭鸞專權下的生存危機，提出利用“先帝舊人”的不滿情緒，聯合禁軍力量發動突襲，以“死社稷”的悲壯姿態破局。這一方案直指權力核心——蕭諶掌控的宮內兵與蕭令蕭鸞）的尚書省勢力，邏輯嚴密且極具操作性。
但綦毋珍之的“不能用”，暴露了政治投機者的致命弱點：既無破釜沉舟的勇氣，又對危機缺乏清醒認知。最終“舉事亦死，不舉事亦死”的預言應驗，揭示了專製皇權下“遲疑即死亡”的殘酷法則。這種“知而不行”的悲劇，在曆史上反複上演——機會窗口的稍縱即逝，往往源於對風險的過度恐懼與對現狀的盲目樂觀。
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深度思考：製度重構與文化融合的平衡術
韓顯宗的奏疏堪稱南北朝時期的“改革綱領”，其核心是在遷都洛陽的背景下，解決“漢化”與“固本”、“效率”與“公平”的深層矛盾：
民生與基建的平衡：反對在農忙時節巡幸中山，直指大規模徭役對農業生產的破壞，體現了“重農為本”的務實思想。主張“早還北京平城）”以節省民力，同時推進洛陽營繕，暗含“分步建設、量力而行”的理性規劃，對當代大型工程的節奏把控仍有借鑒。
製度設計的細節考量：批判宮殿營建的奢靡傾向，主張“裁損”，呼應了儒家“節用而愛人”的治國理念；規範北都富室的第舍製度，提出“端廣衢路，通利溝渠”，可見其對城市規劃與社會秩序的重視；強調帝王出行的安全戒備，看似細節，實則關乎權力象征與統治穩定。
人才選拔的顛覆性主張：痛斥“州郡貢察”中“但檢門望”的弊端，提出“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亦可用”的激進觀點，直指門閥製度的核心病灶。其“校其寸長銖重”的選拔標準，打破了“世無周邵便廢宰相”的悲觀論，展現出對人才的絕對信任——這種“唯才是舉”的思想，比隋唐科舉製的正式確立早了近百年。
社會治理的永恒命題：從刑罰到民生的係統性思考
韓顯宗的後續奏疏，觸及了治理的本質問題：
刑罰觀的現代性：提出“明當不在於重”，指出酷吏以“深酷為無私”的風氣會導致“和氣不至”，與法家“刑賞分明”相比，更強調司法的公正性與人文關懷，接近現代“罪刑相適應”原則。
文化認同的維護：主張代京平城）“建畿置尹”，以“崇本重舊”維係宗廟祭祀與王業根基，在遷都洛陽的漢化浪潮中保留文化根脈，避免因徹底割裂傳統而引發動蕩——這種“漸進式改革”思維，對處理文化轉型中的矛盾極具啟示。
社會結構的精細化管理：反對“以官位相從”的居住製度，主張“四民異居”以“業專誌定”，看似保守，實則洞察到環境對教育與風俗的深遠影響“孟母三徙”的現代詮釋）。其擔憂“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揭示了文化下行易、上行難的規律，對當代教育環境建設仍有警示。
資源分配的倫理維度：批判朝廷“頒賚親近之臣”的奢靡，主張“周急不繼富”，將倉庫儲備用於鰥寡孤獨，直指權力分配中的“裙帶效應”，體現了儒家“均貧富”的社會理想，與現代社會保障理念形成跨越時空的呼應。
曆史的鏡鑒：變革者的勇氣與智慧
這段史料的價值，在於展現了改革的複雜性：杜文謙的悲劇警示“識時務者未必能成俊傑”，權力鬥爭中“知”與“行”的鴻溝往往致命；而韓顯宗的奏疏則證明，真正的改革需要兼顧理想與現實——既要打破門閥、嚴刑等積弊，又要守護傳統、民生等根基。
在今天看來，無論是個體在危機中的抉擇，還是製度變革中的平衡術，都指向同一個核心：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對規律的尊重，以及在理想與現實間尋找支點的智慧。這正是曆史留給我們的永恒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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