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三年公元496年，丙子年）
春天，正月丁卯日，朝廷任命楊炅的兒子楊崇祖為沙州刺史，封他為陰平王。
魏主下了一道詔書，裡麵說：“咱北方人把‘土’叫做‘拓’，把‘後’叫做‘跋’。咱魏國的祖先可是黃帝的後代，黃帝以土德稱王，所以咱就姓拓跋。這‘土’啊，是黃色的，是萬物的根源，咱應該改姓元。那些從代地來的功臣舊族，有的姓氏太複雜，都得改。”於是，拔拔氏改成了長孫氏，達奚氏改成了奚氏，乙旃氏改成了叔孫氏，丘穆陵氏改成了穆氏，步六孤氏改成了陸氏，賀賴氏改成了賀氏，獨孤氏改成了劉氏，賀樓氏改成了樓氏，勿忸於氏改成了於氏，尉遲氏改成了尉氏；其他改的姓太多了，都數不過來。
魏主特彆看重門第家族，像範陽的盧敏、清河的崔宗伯、滎陽的鄭羲、太原的王瓊這四大家族，那是被大家公認的名門望族，魏主就把他們家的女兒納入後宮。隴西的李衝因為有才華有見識，深受重用，在朝廷裡地位很高，他聯姻的對象，都是有名望的家族；魏主也把他女兒封為夫人。魏主還下詔讓黃門郎、司徒左長史宋弁去評定各州的士族等級，很多家族的等級都有升有降。又下詔說：“代地的人以前沒有明確的姓氏家族之分，就算是功臣賢人的後代，和普通寒門也沒區彆；所以就算有人當官做到公卿，他們那些關係近點的親戚還是隻能做些低級的官職。像穆、陸、賀、劉、樓、於、嵇、尉這八姓，從太祖以來，功勞顯著，地位做到王公，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現在通知司州、吏部，他們不能再去做那些低級官職，待遇和前麵說的四大家族一樣。除了這些，其他夠得上士族標準的，以後再另外下詔書規定。以前是部落首領，從皇始年間以來，三代人官職在給事以上，或者品級達到王公的，就定為姓；要是本來不是首領，但從皇始年間以來，三代人官職在尚書以上，或者品級達到王公的，也定為姓。首領的後代但官職不顯赫的，定為族；本來不是首領但官職顯赫的，也定為族。這些姓族都要好好審核，不能有假冒的。讓司空穆亮、尚書陸琇等人仔細評定，一定要公平合理。”這陸琇是陸馛的兒子。
魏國原來的製度規定：各王的王妃都應該從八大家族和清白人家中挑選。可鹹陽王禧卻娶了個普通隸戶家的女兒，魏主狠狠責備了他，還下詔給六個弟弟挑選媳婦：“之前娶的那些，可以當妾。鹹陽王禧，可以去聘娶原來潁川太守隴西李輔的女兒；河南王元乾，可以聘娶原來中散大夫代郡穆明樂的女兒；廣陵王元羽，可以聘娶驃騎谘議參軍滎陽鄭平城的女兒；潁川王元雍，可以聘娶原來中書博士範陽盧神寶的女兒；始平王元勰，可以聘娶廷尉卿隴西李衝的女兒；北海王元詳，可以聘娶吏部郎中滎陽鄭懿的女兒。”這鄭懿是鄭羲的兒子。
當時趙郡的李家，人才特彆多，每家的家風都很興盛，所以當時人們說起高門大族，都把這五大家族範陽盧氏、清河崔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趙郡李氏）排在前麵。
大家討論著把河東的薛家也列為大族。魏主說：“薛家是蜀地來的，怎麼能算進郡姓大族裡呢！”這時候，直閣將軍薛宗起拿著戟站在殿下，出列回答說：“我的祖先，在漢朝末年到蜀地做官，兩代之後又回到河東，到現在已經六代了，可不是蜀地人。陛下您是黃帝的後代，在北方受封，難道能說您是胡人嗎！現在要是不讓我們薛家進郡姓，我活著還有啥意思！”說完就把戟扔到地上摔碎了。魏主慢悠悠地說：“那這麼說，我是甲等，你是乙等咯？”最後還是把薛家列入了郡姓，還說：“你不叫‘宗起’，該叫‘起宗’啊！”
魏主和大臣們討論選拔官員的事兒，說：“近些年來，出身高低不同，當官的途徑好像都有固定的模式，你們覺得這到底怎麼樣呢？”李衝回答說：“不知道從上古以來，設置官職，是為了那些富貴人家的子弟呢，還是為了治理好國家呢？”魏主說：“當然是為了治理國家啊。”李衝說：“那陛下您現在為啥隻看重門第，不選拔有才能的人呢？”魏主說：“要是真有特彆厲害的人才，不怕我發現不了。而且那些出身名門的人，就算當下沒什麼實際用處，但他們品行一般都很純良忠厚，所以我才用他們。”李衝說：“像傅說、呂望這樣的人才，難道是看出身門第能得到的嗎！”魏主說：“像他們這樣不一般的人，那可是好久才出一兩個啊。”秘書令李彪說：“陛下要是隻看出身門第，那您覺得魯國的三卿和孔子門下的四科弟子比，誰更厲害呢？”著作佐郎韓顯宗說：“陛下怎麼能讓富貴的一直富貴，貧賤的一直貧賤呢！”魏主說：“要是真有那種特彆厲害、出類拔萃的人，我也不會拘泥於這個製度。”過了一會兒，劉昶來朝見，魏主對劉昶說：“有人說選拔官員隻看才能就行，不用拘泥於門第；我覺得不是這樣。為啥呢？要是好壞不分，把什麼人都混在一起，君子和小人都沒區彆了，那可不行。我現在把八族以上的士人，分成九個品級，九品之外，給普通百姓設置的官職還有七等。要是真有特彆厲害的人，也可以直接當三公。就是擔心賢才太難得了，不能因為一個人就打亂我的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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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司馬光說：“選拔官員先看門第再看才能，這是魏、晉時期留下來的大問題，而且曆代都這麼延續下來，沒人能改變。其實君子和小人，和出身富貴還是貧寒沒什麼關係。就現在來看，這道理不管聰明的還是笨的人都知道。可在那個時候，就算像魏孝文帝這麼賢明的君主，也還是擺脫不了這種偏見。所以能明辨是非，不被世俗觀念左右的人，實在是太少了！壬辰日，魏國把始平王元勰改封為彭城王，又把定襄縣王元鸞恢複為城陽王。
【內核解讀】
這段記載聚焦北魏孝文帝改革中的姓氏、門第製度調整，折射出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政治的深層邏輯，也展現了改革者在傳統與變革間的複雜博弈，可從以下幾個層麵進行解讀：
姓氏改革：從“拓跋”到“元”，重構王朝正統性
孝文帝將皇族姓氏“拓跋”改為“元”，並非單純的名稱變更，而是一套完整的“正統化敘事”：
文化攀附：以“魏之先出於黃帝”為由，將鮮卑族源與華夏始祖綁定，通過“土德王”的五行學說，把鮮卑政權納入中原王朝的“天命傳承”體係土為“萬物之元”，既呼應黃帝傳說，又強調北魏統治的合法性）。
消解族群邊界：對鮮卑舊姓的大規模改造如拔拔氏改長孫氏、獨孤氏改劉氏），本質是用漢姓體係消解鮮卑的部落標識，推動鮮卑貴族與漢族士族的文化融合。
這種改革看似形式化，實則是北魏從“草原政權”向“中原王朝”轉型的核心策略——通過文化符號的重構，弱化“胡漢之彆”，強化“君臣之序”。
門第製度：在“胡漢融合”與“階層固化”間搖擺
孝文帝對“姓族”的嚴格界定如八姓與四姓並列、官階與門第掛鉤），反映了他對士族政治的矛盾態度：
拉攏漢族士族：承認範陽盧氏、清河崔氏等漢族“四姓”的地位，甚至讓皇族與四姓聯姻，目的是借助漢族士族的文化權威鞏固統治魏晉以來，士族不僅是社會階層，更是“文化正統”的象征）。
固化鮮卑特權：將鮮卑功勳貴族穆、陸、賀等八姓）納入“姓族”體係，規定“勿充猥官”，實質是用漢族門閥製度保護鮮卑貴族的既得利益，避免其在漢化過程中被邊緣化。
薛氏之爭的隱喻：孝文帝最初拒絕將河東薛氏納入“郡姓”，理由是“薛氏，蜀也”，暴露了他對“正統性”的狹隘理解將非中原地區的家族視為“異類”）；而薛宗起以“陛下黃帝之胤，受封北土，豈可亦謂之胡邪”反駁，直指改革的矛盾——若鮮卑可自稱“黃帝後裔”，為何薛氏因曾仕蜀就被排斥？最終孝文帝妥協，既體現了門第製度的彈性，也暗示了“胡漢平等”口號下的現實妥協。
這套製度雖暫時平衡了胡漢貴族的利益，卻也繼承了魏晉門閥政治的頑疾：以“姓族”定貴賤，而非以才能選官，導致社會流動性被扼殺“高卑出身，各有常分”）。李衝、韓顯宗等人的質疑“豈可以門地得之”“以貴襲貴，以賤襲賤”），恰恰揭示了這種製度的本質——用“製度化的不平等”維護統治穩定，卻為北魏後期的階層撕裂埋下隱患。
改革的局限性：理想與現實的撕裂
孝文帝的改革看似徹底，實則陷入了“漢化即門閥化”的陷阱：
對“賢才”的矛盾態度：他承認“傅說、呂望非門地可得”，卻又強調“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最終仍堅持“門品優先”，本質是不敢觸動士族階層的核心利益——無論是漢族四姓還是鮮卑八姓，都是王朝統治的支柱，打破門第等於自毀根基。
形式化的“融合”：為六弟聘娶漢族高門之女，規定王國舍人“必娶八族及清修之門”，看似推動胡漢通婚，實則是用婚姻製度固化上層聯盟，底層鮮卑人與漢族百姓的隔閡並未消除。
司馬光的批判切中要害：“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點明了孝文帝改革的倒退性——他試圖通過學習漢族製度實現“致治”，卻將魏晉門閥政治的糟粕也一並吸收，最終導致“君子小人，名品無彆”的亂象並未解決，反而以“製度化”的方式延續。
結語：一場“未完成的現代化”
孝文帝的姓氏與門第改革，是北魏王朝“漢化運動”的核心環節，其意義在於：
成功推動了鮮卑貴族的文化轉型，為北方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礎；
但因未能突破門閥政治的框架，最終使北魏陷入“上層漢化、下層固化”的困境——士族壟斷資源，寒門無上升通道，激化了社會矛盾，成為後來“六鎮之亂”的遠因。
這段曆史揭示了一個永恒命題：改革若隻停留在頂層製度的模仿與符號的重構，而不觸及利益分配的核心，最終隻會淪為新的固化工具。孝文帝的“賢”，在於看到了胡漢融合的必然性；其“蔽”，則在於未能跳出時代的局限——畢竟，打破門閥製度的枷鎖，還要等到數百年後的科舉製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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